《滾出中國》：20世紀初的中國，被視為落後的「混種」國家

抨擊中國文明正好也支持列強瓜分土地。十八世紀，外人對於中國與中國文化絕大多數抱持無疑的正面態度，然而，馬甘尼使節團所著的書籍與文章，卻迅速扭轉此觀念。十八世紀是中國藝術風格的全盛時期，外人對中國的印象是英國皇家植物園（Kew Gardens）裡的寶塔，以及中國是理性開明的專制政府。然而，隨著外人對中國越來越熟識，加上第一手的中國報導出版，以及外人與中國商業往來頻率增加，再者居留於中國的外人在鴉片戰爭後提高，再再都使厭惡與輕視同時滋長。對中國的好感逐漸被懷疑擠開，而純粹的輕視又再度取代懷疑。中國破舊衰老。一八七三至七四年，約翰・湯姆森（John Thomson）出版劃時代的攝影集，定義視覺的中國。他行遍首都、通商口岸，見識社會「百態」，然而，相片中優美卻殘破的遺跡及褪色的宏偉景觀令人驚訝。一位專擅英式美學的古物研究與對抗殖民的歷史地景激盪。落後正是征服統治的正當理由。

鄙夷手下敗將能讓勝利的外強得到不少好處，但是，中國的問題並不是僅僅只是外國的文化優越感就能說明。馬甘尼宣判清朝的未來。他在一七九四年信心十足地斷言時，可能根本沒有想到這裡正是戰場。接見馬甘尼使節團的清朝當時非常強盛。但是，一八三九至四二年，正值工業化的英國帶著蒸汽驅動的軍艦、先進的武器與組織到來，儘管清朝軍隊奮戰，英國仍然大敗清朝。依照當代的看法，這是現代世界戰勝古代世界。

中國是古老的，充其量是靜止，最糟的是落在進步與現代的世界之後。這種形象普遍流傳。一九一一年，美國社會學協會會長描述中國是「歐洲中世紀再現」。事實上，中國的人民與統治者都已準備接受在外國發現的實用事物；據他們的說法，他們都頗為「現代」。每一件外國事物和觀念都有人試著瞭解。湯姆森的照片捕捉到了正在轉型的文化，雖然眾人只注意到斷垣殘壁。中國意欲以自己的步調和方式做出改變，在外國觀察者與交談者眼中看到的卻是保守態度的煙幕，或甚至是仇外情結。清朝官員警告外國外交官和顧問不要催促，於是，中國被解讀為充滿敵意，敵對著宛如在門口紮營、占據沿岸重要城市租界與居留地的外國。務實治理解讀成頑固無知。

一九○○年之後，清朝實施「新政」，推動快速變革。命令整頓中國的政府組織與教育系統，廢除以古典書籍為內容的科舉考試，開辦「西式」學堂。這波遲來的改革引發大眾進一步期盼，然而，希望落空。再加上「瓜分租界」時期的失敗記憶猶新，便促成了一九一一年十月的軍事起義，清朝結束。雖然繼任的中華民國也擁抱各種形式的「現代」，甚至連一九一八年戰爭勝利的慶典也規定穿著燕尾服與禮帽，然而，國外仍然沒人把中國當一回事。中國文明與文化是退步的——這種信念由於中國在共和體制時期不斷任用外國人而愈加強化。中國並未被視為現代國家，反而普遍被視為混種，在兩邊世界都少了根。無論中國採取什麼形式，抱持敵意的外國觀察者總能把它轉化成失敗的象徵。

海外學者對此類觀點毫不質疑。雖然中國身為西歐之外的文明國家，全球各地也分布眾多華人社區，但學術界卻毫無中國地位，大學院校各種領域的學科完全不見中國。在歐洲或北美極少數學院任職且與中國相關者，通常都是退休的傳教士、外交官員或前中國海關的職員。某些學術研究品質相當優秀，但絕大部分都不太禁得起時間的考驗或直接被淘汰。此外，關於中國的學術研究也常隸屬「東方研究」科系，在像是政治或歷史的主流學門裡，中國毫無地位。二十世紀初期，大學與學術研究的專業仍然正值推展，即使如此，也有人察覺並表示，極為缺乏與中國相關的學科。此外，研究中國且真正持有教職的學者，卻鮮少對當代事務發言，他們多半從事語言教學，很少有人想要深入傳教、商業或外交領域。研究中國是為了實際應用，不是智識探討，研究中國無法獲得任何有意義的知識。

於是，大眾吸收到關於中國的知識，便交由媒體與自稱專家之人傳達。一九二○年代，外國記者大幅報導國民政府北伐。其中偶爾有些振奮且正面的新聞，例如一九二五至二七年事件的平衡報導，或亞瑟・蘭桑姆痛批上海租界反對改革的外僑，此外，批評如浪潮湧進媒體。「中國通」布蘭德（J. O. P. Bland）一九三二年的《中國：可惜之處》（China: The Pity of It）就在批評中國人「性格」的缺失；美國籍的上海記者羅德尼・吉伯特（Rodney Gilbert）在一九二六年出版《中國怎麼了》（What’s Wrong with China），也許你也發現了，書名並沒有問號，而且他的答案遍山遍野，例如：

中國的詩是多愁善感的空話……。中國獨尊的哲學龐大笨重，基本立論幼稚無知。中國的歷史雜亂無章、混亂、表達拙劣、充滿歧視，而且儒家經典的倫理若非天真的陳腔濫調，就是拿傳統的歧見隨意編成教條。

沒人提過吉伯特根本沒有能力閱讀這些被他完全鄙棄的經典，而他更提到，這類文體的邏輯特性讓他更加客觀。這些偏頗和不實的例子俯拾皆是。然而，人們卻認真看待這些觀點和評論家。

當然，無論是詩、哲學、倫理與歷史等領域，都有為中國權利辯護、詮釋與倡議的人。但是親華派是以自我為中心的小眾。許多人讀過亞瑟・瓦利（Arthur Waley）一九一七年後出版的中日詩作翻譯。瓦利曾任大英博物館助理，在現代主義與文化心臟位置的倫敦，他可是響噹噹的人物。但是，吉伯特和布蘭德的讀者似乎才是與中國關係更為直接的人：他們的讀者是實際與中國互動的人，是準備出發到中國的商人或軍人。中國的讀者也讀他們的著作，發現自己的文化遭到曲解，受到西方主流出版商與廣受尊敬的專家踐踏。當時，相較於瓦利，吉伯特和布蘭德重要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