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滾出中國》:20世紀初的中國,被視為落後的「混種」國家

《滾出中國》:20世紀初的中國,被視為落後的「混種」國家
Photo Credit: Sidney David Gamble @Wiki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中國是古老的,充其量是靜止,最糟的是落在進步與現代的世界之後。這種形象普遍流傳。一九一一年,美國社會學協會會長描述中國是「歐洲中世紀再現」。

文:畢可思

這也是一種宣戰,以獨特的方式。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國際中國藝術展於倫敦柏林頓府開幕,這裡也是皇家藝術學院。中國藝術收藏從未同時展出如此包羅萬象、豐富多元的展品,其中七百八十件出自北京故宮博物院——從前中國皇帝居住的紫禁城宮殿。三千○八十件展品來自兩百八十位捐助者;四個月內吸引了四十一萬七百六十八人參觀;賣出十萬份展覽目錄;書店擺滿中國藝術叢書;演講、廣播與媒體充斥中國不為人知的光芒。從未有過如此展覽,得以扭轉中國以及中國文明與文化的認知。

首先映入參觀者眼簾的是高五米七、一千三百年前的彌勒佛雕像,由一塊完整的大理石雕刻而成。十四間展示廳擺滿藝術品,參觀者能一覽從商代開始,直到十八世紀的中國三千年歷史。這是新形式、擁有新色彩的抗爭。在眾多展品中,最驚人的是繪畫,此領域的中國藝術鮮少為外人所知,外國觀眾也大多無法理解。除了為數稀少的收藏圈,提到中國藝術想到的不外乎瓷器、少部分中國古代的陶藝文化,或是外國人統稱為「骨董」的小玩意兒,英國人便特別喜歡收集鼻煙壺。展覽會場層出不窮的展品挑戰狹隘的認知:屏風、書法、雕像、浮雕、銅器、玉器、繪畫。

為了襯托藝術品,展場為「寒酸」的牆壁覆上帆布。但中國藝術品相較於「機器製造」與粗俗的文藝復興葉片壁帶,仍然形成強烈對比。某些中國人可能認為主題太過繁複,人潮妨礙了細細欣賞藝術品的興致,但這就是展出成功和大量展出的問題,公開展示中國富有也令人尷尬。策展人和評論家建議,應以藝術的角度,而非中國的角度思考這場展覽。有人評論:「如果你敞開心胸走向這些壺,便能聽到它們說著希臘的詩歌。我想你會發現兩者一樣精緻,引人讚嘆。」不是每個人都同意這種看法。藝術評論家克里夫・貝爾(Clive Bell)問道:「中國的林布蘭在哪裡?」怎麼在一五○○年後就走下坡了。另一位作家則問,難道真有任何人在這些雕像前,能用「醜陋的神像」形容?現場展品驚豔眾人,「西方的軍人、商人、傳教士早該把文明帶給這群擁有如此傳統的民族。」幾乎每篇關於柏林頓府展覽的報導都透露著政治意涵。

這場展覽讓眾人看見,原來中國文化價值不斐,自成一格,以特有的方式貢獻世界文化。因此,中國文化必須保存。「難怪,」從北京護送展品前來的官方代表鄭天錫(F. T. Cheng)心想:「有人認為,展覽加速了日本隨後侵略中國。」為什麼?因為「日本害怕展覽引發太多對中國的同情」。鄭天錫是留學倫敦的律師,後來擔任駐英大使,他的玩笑帶著嚴肅的意圖。對國民政府而言,日本頻頻挑釁,加上國際社會對於中國文明抱持懷疑,對於中國困境看似漠不關心,參展無異力拼國家存亡。

中國知識分子數十年來不斷憂心國家滅絕——亡國。一八九四至九五年對日戰敗,割讓台灣,一八九七年德國侵占膠洲灣,令人不知所措的「瓜分租界」時代就此開始,「亡國」一詞因此首見於一八九○年代。俄國欲壑難填、法國與英國獸性大發,紛紛立樁標示「勢力範圍」,迅速占據新租界。範圍不大但位置關鍵的領土似乎永遠與中國分離。若從歐洲列強制訂政策的一小群政治家、外交官和軍官的觀點而言,這些動作具有地理戰略意義。對中國的觀察者而言,卻如同世界末日,擊潰了對於清朝治國能力的信心。一九○○年,拳民起義與隨後的戰爭穩固了歐洲和日本的收益:英國似乎正將西藏脫離清朝控制;一九○四至○五年,日俄為爭奪滿洲,在滿洲發動戰爭;一九○八年,日本完全切斷韓國對中國的宗主權。

清朝喪失部分國土,但直到一九一一年依舊存活,即使朝廷的威望已經破碎,絕大部分的領土仍然完整。新建共和體制的成就即是在多國占領的滿族帝國下,建立國家,入主中國歷史核心。外蒙古已經丟了,蒙古共和國也已成立,至少中華民國現在獲得的是前清名義上的疆域。一九一一至二一年,革命人士和復辟派最憂心的是,若不迅速找出解決危機之法,恐怕外國會趁機瓜分。雖然接下來二十年,軍閥割據,烽火連天,缺乏有效治國的政權,而且新疆與西藏的自治運動活躍,但是共和體制的主權名義上仍然完整:疆域依舊不變。

滿洲國的成立改變了一切。滿洲國看似自此永遠脫離中國,快速廣大的定居計畫似乎也支持建國。科學也來背書,日本歷史與考古學者又碰巧公正地提出了新研究結果,表示滿洲從來就不屬於中國。滿洲歷史上屬於大韓帝國民族,而現在韓國已納入日本帝國。然而,即使中國漢人大批定居東北是相對近代的歷史(禁止移居東北的法令直到一八七八年才解除),但漢人定居仍是事實。滿洲人是中國人,如同中國其他民族。李頓報告直白地提過不只一次:滿洲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部分。」

伴隨局勢發展的通常還包含來自外國的雜音,他們談論「垂危的國家」,以及誰有權利繼承這些國家——還有這些國家的利益;此外,普遍的文化觀點都已先入為主地預設中國文明與文化是退步落後的。十九世紀末,這種觀點又結合了「科學」的種族論點與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思維。中國滅絕似乎完美符合這些模型。自從首位英國特使馬甘尼(Lord George Macartney)抵達中國,一七九四年一月他便做出結論:清朝是「古老又瘋狂的一流巡防艦」,某天很可能「變成漂流的殘骸」,最後會「一片一片在岸上擱淺」,堅決的語氣盡是貶抑。中國難逃墜落命運。

抨擊中國文明正好也支持列強瓜分土地。十八世紀,外人對於中國與中國文化絕大多數抱持無疑的正面態度,然而,馬甘尼使節團所著的書籍與文章,卻迅速扭轉此觀念。十八世紀是中國藝術風格的全盛時期,外人對中國的印象是英國皇家植物園(Kew Gardens)裡的寶塔,以及中國是理性開明的專制政府。然而,隨著外人對中國越來越熟識,加上第一手的中國報導出版,以及外人與中國商業往來頻率增加,再者居留於中國的外人在鴉片戰爭後提高,再再都使厭惡與輕視同時滋長。對中國的好感逐漸被懷疑擠開,而純粹的輕視又再度取代懷疑。中國破舊衰老。一八七三至七四年,約翰・湯姆森(John Thomson)出版劃時代的攝影集,定義視覺的中國。他行遍首都、通商口岸,見識社會「百態」,然而,相片中優美卻殘破的遺跡及褪色的宏偉景觀令人驚訝。一位專擅英式美學的古物研究與對抗殖民的歷史地景激盪。落後正是征服統治的正當理由。

鄙夷手下敗將能讓勝利的外強得到不少好處,但是,中國的問題並不是僅僅只是外國的文化優越感就能說明。馬甘尼宣判清朝的未來。他在一七九四年信心十足地斷言時,可能根本沒有想到這裡正是戰場。接見馬甘尼使節團的清朝當時非常強盛。但是,一八三九至四二年,正值工業化的英國帶著蒸汽驅動的軍艦、先進的武器與組織到來,儘管清朝軍隊奮戰,英國仍然大敗清朝。依照當代的看法,這是現代世界戰勝古代世界。

中國是古老的,充其量是靜止,最糟的是落在進步與現代的世界之後。這種形象普遍流傳。一九一一年,美國社會學協會會長描述中國是「歐洲中世紀再現」。事實上,中國的人民與統治者都已準備接受在外國發現的實用事物;據他們的說法,他們都頗為「現代」。每一件外國事物和觀念都有人試著瞭解。湯姆森的照片捕捉到了正在轉型的文化,雖然眾人只注意到斷垣殘壁。中國意欲以自己的步調和方式做出改變,在外國觀察者與交談者眼中看到的卻是保守態度的煙幕,或甚至是仇外情結。清朝官員警告外國外交官和顧問不要催促,於是,中國被解讀為充滿敵意,敵對著宛如在門口紮營、占據沿岸重要城市租界與居留地的外國。務實治理解讀成頑固無知。

一九○○年之後,清朝實施「新政」,推動快速變革。命令整頓中國的政府組織與教育系統,廢除以古典書籍為內容的科舉考試,開辦「西式」學堂。這波遲來的改革引發大眾進一步期盼,然而,希望落空。再加上「瓜分租界」時期的失敗記憶猶新,便促成了一九一一年十月的軍事起義,清朝結束。雖然繼任的中華民國也擁抱各種形式的「現代」,甚至連一九一八年戰爭勝利的慶典也規定穿著燕尾服與禮帽,然而,國外仍然沒人把中國當一回事。中國文明與文化是退步的——這種信念由於中國在共和體制時期不斷任用外國人而愈加強化。中國並未被視為現代國家,反而普遍被視為混種,在兩邊世界都少了根。無論中國採取什麼形式,抱持敵意的外國觀察者總能把它轉化成失敗的象徵。

海外學者對此類觀點毫不質疑。雖然中國身為西歐之外的文明國家,全球各地也分布眾多華人社區,但學術界卻毫無中國地位,大學院校各種領域的學科完全不見中國。在歐洲或北美極少數學院任職且與中國相關者,通常都是退休的傳教士、外交官員或前中國海關的職員。某些學術研究品質相當優秀,但絕大部分都不太禁得起時間的考驗或直接被淘汰。此外,關於中國的學術研究也常隸屬「東方研究」科系,在像是政治或歷史的主流學門裡,中國毫無地位。二十世紀初期,大學與學術研究的專業仍然正值推展,即使如此,也有人察覺並表示,極為缺乏與中國相關的學科。此外,研究中國且真正持有教職的學者,卻鮮少對當代事務發言,他們多半從事語言教學,很少有人想要深入傳教、商業或外交領域。研究中國是為了實際應用,不是智識探討,研究中國無法獲得任何有意義的知識。

於是,大眾吸收到關於中國的知識,便交由媒體與自稱專家之人傳達。一九二○年代,外國記者大幅報導國民政府北伐。其中偶爾有些振奮且正面的新聞,例如一九二五至二七年事件的平衡報導,或亞瑟・蘭桑姆痛批上海租界反對改革的外僑,此外,批評如浪潮湧進媒體。「中國通」布蘭德(J. O. P. Bland)一九三二年的《中國:可惜之處》(China: The Pity of It)就在批評中國人「性格」的缺失;美國籍的上海記者羅德尼・吉伯特(Rodney Gilbert)在一九二六年出版《中國怎麼了》(What’s Wrong with China),也許你也發現了,書名並沒有問號,而且他的答案遍山遍野,例如:

中國的詩是多愁善感的空話……。中國獨尊的哲學龐大笨重,基本立論幼稚無知。中國的歷史雜亂無章、混亂、表達拙劣、充滿歧視,而且儒家經典的倫理若非天真的陳腔濫調,就是拿傳統的歧見隨意編成教條。

沒人提過吉伯特根本沒有能力閱讀這些被他完全鄙棄的經典,而他更提到,這類文體的邏輯特性讓他更加客觀。這些偏頗和不實的例子俯拾皆是。然而,人們卻認真看待這些觀點和評論家。

當然,無論是詩、哲學、倫理與歷史等領域,都有為中國權利辯護、詮釋與倡議的人。但是親華派是以自我為中心的小眾。許多人讀過亞瑟・瓦利(Arthur Waley)一九一七年後出版的中日詩作翻譯。瓦利曾任大英博物館助理,在現代主義與文化心臟位置的倫敦,他可是響噹噹的人物。但是,吉伯特和布蘭德的讀者似乎才是與中國關係更為直接的人:他們的讀者是實際與中國互動的人,是準備出發到中國的商人或軍人。中國的讀者也讀他們的著作,發現自己的文化遭到曲解,受到西方主流出版商與廣受尊敬的專家踐踏。當時,相較於瓦利,吉伯特和布蘭德重要許多。

另外,瓦利從沒到過中國,而布蘭德擁有在中國工作三十年的威信。布蘭德曾是《泰唔士報》駐上海記者長達十年;吉伯特在中國待了十七年,多半從事新聞工作。任何到過中國的人都可以寫一本關於中國的書(而且許多人真的就這樣寫了)。但是中國沿岸的記者壟斷來自中國的報導,尤其是主導公共言論、報導中國與其困境的記者。提到中國就會想到瓦利的文章,但是通商口岸的編輯,例如伍海德(H. G. W. Woodhead)、筆名為「帕南・威爾」(Putnam Weale)的柏群・萊諾克斯-辛普森(Bertram Lenox-Simpson)與葛林(O. M. Green),他們如同布蘭德與吉伯特,都是出版商和雜誌編輯為了大量即時報導中國動亂而尋求的對象。這些作者很樂意撰文,不光是為了謀生,還因為他們是社運人士或遊說專家,拿著中國的病灶與缺陷當成鐵證,捍衛外僑在中國的特權。帕南・威爾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工部局擔任公關。

一九三○年葛林被英國外交官除去《字林西報》的編輯職務後,在倫敦受聘為上海的硬派人士遊說。伍海德是一九三一年中國沿岸英人社區反對修約與托爾布恩事件的主要煽動者。吉伯特早期在中國假冒藥商,這個經驗可能也蠻實用。出售「專治臉色蒼白的威廉博士粉紅藥丸」是個踏板,讓他以中國權威的姿態兜售資訊贗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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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滾出中國:十九、二十世紀的國恥,如何締造了民族主義的中國》,時報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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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畢可思
譯者:胡訢諄

集粗暴、憤怒、野心與矛盾於一身的二十一世紀現代中國,從何而來?
亟欲擺脫,又同時緊抓不放過去恥辱歷史的中國,又將前往何方?

「中國以民族主義為重,而中國重視者,人人不得輕忽。」

一九五〇年代,上海歷史博物館展示了一面豎立在外灘河岸公園入口的告示牌:「華人與狗不得入內」。自此這面由博物館虛造的告示牌,烙印在每一個中國人心中。當李小龍在電影《精武門》凌空踢碎告示牌的那一刻,中國人無不拍手叫好。這面告示牌掀起的影響遍及國際、廣至各階層,它象徵著那段列強入侵、掠奪與歧視的降格過往。波濤久久不退,至今依然。

中國近代史專家畢可思爬梳一戰結束至中國共產黨於一九四九年掌權間的歷史,進一步述說北京政府如何站在過往基礎上推進「新中國」,外強如何在冷戰期間與中國建立關係,而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之後的中國又是何模樣。

本書呈現的並非中國現代史的全貌,卻是極為重要的一部分。今日,足以撼動全球經濟發展的中國,在國際各處以強權姿態橫行,不斷上演著古怪、敏感、霸道又愛鬧脾氣的外交風格。然而強國的背後,卻是兩百年來沉重的屈辱,以及未竟的中華偉業。使用「玻璃心」一詞時,我們亦無法忽略「中國」這個名字身上背負著討回百年公道的心理脈絡。

「我認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習近平

滾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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