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滾出中國》:小羅斯福要求老蔣任命美國人當統帥,簡直是奇恥大辱

《滾出中國》:小羅斯福要求老蔣任命美國人當統帥,簡直是奇恥大辱
Photo Credit: Captain Fred L. Eldridge @Wiki Public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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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專家在中央政府掛名並坐擁高薪,安撫他們的外交官。互相競爭的軍閥也提供資源,包括國民黨,讓各種外國的軍事與其他顧問瓜分。

文:畢可思

自從一八四○年代西方人開始居留中國,便開始出現「愈多外國勢力在這裡愈好」的想法。外交官和商人信心滿滿地認為,就算貿易沒有提升「文明」的程度(以歐洲人和美國人的認知標準而言),也會為國家帶來無比的財富。愈多貿易,國家和人民就會愈強盛,同時「無知」、「迷信」和「殘忍」的社會習俗就會衰退。基督教傳教士搭著最早開往中國的船,志在救贖中國,透過基督教的戒律與價值重新塑造中國社會。多數商人會為了謀求更多利益滿口天花亂墜,而許多傳教士則只專注在快速救贖個人靈魂。但是,對於那些維護外商或遊說政府增加更多通商口岸的人(最早先開放了五個,一八六○年後又開放了更多,但數目還是有限)來說,這種西方人有利中國的想法便成為了必要說詞。儘管如此,許多地方仍有人誠心相信這種想法。

一八六三年,總管大清帝國海關署(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的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將中國的進步視為己任,監督各式各樣的計畫。雖然赫德任職於世俗機構,卻是個擁有虔誠信仰的人,這一點也影響他建設中國的目標。海關署善盡了核心功能:評估關稅、管理進出中國的貨物。但海關署也為清朝培養一群專家,以及為中國缺少的專業技術建立了招募委員會。一八六○年代,委員會的主要任務是強化這個國家的軍事實力,但其成就卻遠不只於此,包括翻譯計畫、翻譯學校、公共衛生、醫學與科學行動,此外也建立燈塔、繪製河流與港口路線圖、成立西式郵政。海關官員忙於發展與教育計畫,發起反對纏足和殺害女嬰的運動——兩者在外國人心中都是非常嚴重的議題。相關人士一致認為自己的作為都是好的。

出於實際的理由,部分傳教事業很早就著手進行醫療與教育工作。起初,這純粹是招攬聽眾的方法。這就可憐了醫院裡頭患有頭痛的病人:傳教士醫院的等待區沒有一刻是安靜的,因為那裡可以留住一定數量的聽眾,福音派便以他們為傳道目標。傳教士學校的學生不只上課,也學習詩歌和祈禱文,以及基督教的道德準則和行為舉止。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社會福音(Social Gospel)的思維開始發展起來,更為強化了這些活動,除了繼續本來的傳教目的,也開始致力將這種思維拓展到其他領域。醫院、學校、大學成為傳教士重要的著力點,它們不再只是宗教的附屬機構,而是基督宗教活動的主要推手。

針對教育、社會、產業等越來越多的行動中,基督教青年會(YMCA)是主力。傳教事業是分布範圍最廣泛的外國勢力——中國百分之九十五的縣市都有基督教的身影。理想上,傳教士也能就地回應危機,也能在饑荒或水災時向他們的國際支援單位遊說協助。著名的有一八七六至七九年華北饑荒時期高度參與的山東義賑會(Shandong Famine Relief Committee)、一九二一至二二年的華洋義賑會(International Famine Relief Commission)等。這些團體將傳教事業融入清朝與共和體制的大眾生活,也促使更多傳教團體從事宗教以外的活動。

晚清與共和體制初期的改革中,也能見到外國顧問與專家的活躍。赫德在之前相當與眾不同,因為他獲得了高階官員的青睞,但卻不是以外交官的身分。但是,到了一九二○年代,每個政府機構似乎都有自己的顧問,而各個帝國在中國的競賽也變成在各處室安插專家的競爭。這種作法成為借貸談判的固定手段,而且能夠控制中央政府機構,日本一九一五年五月的《二十一條》就是明顯的例子。

一九一四年,中國政府內有荷蘭、德國、義大利、日本的財務顧問以及美國、日本的憲法專家;國防部有德國、日本、法國專家;交通部的顧問來自德國、法國、丹麥。前《時代》雜誌記者,澳洲人喬治・厄內斯特・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深受袁世凱總統器重。另一個英國人,前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巡長布魯斯(C. D. Bruce)為警務提供建言。政府的法務顧問是比利時人。其他尚有省分層級的顧問以及較基層的顧問。他們就像獵鷹一樣看著彼此的顧問,注意其他國家可能會獲得什麼利益。這些人有的全心投入工作;有的對得起專業;有的消磨時間以累積通常相當優渥的薪水。

一九二○與三○年代是顧問和專家獲得機會的黃金時期,有政府開出的高階職缺,也有自由業者高價兜售專業知識給任何願意付錢雇用他們的小牌將軍。外國專家在中央政府掛名並坐擁高薪,安撫他們的外交官。互相競爭的軍閥也提供資源,包括國民黨,讓各種外國的軍事與其他顧問瓜分。光譜的一端是接續赫德的安格聯爵士,他緊緊看著共和體制的荷包,理所當然地成為總統聽信的人。

而光譜的另一端,是一隻手臂留在加里波利(Gallipoli,譯注:一九一五-一九一六年一次大戰期間,英法為打通博斯普魯斯海峽以利支援俄國,並占領鄂圖曼帝國首都伊斯坦堡,故由土耳其加里波利半島登陸的戰役)的英國人「獨臂」薩頓,自私貪婪、身懷軍事戰術經驗的他來到中國,幫助張作霖的軍隊改良壕溝迫擊砲。這種專業水準參差不齊的現象一路持續到一九二七年之後的國民政府。一九三三年後,德國軍事顧問提供國民黨軍隊關鍵的訓練。先是蘇聯,接著是志願的美國飛行員協助飛虎隊(Flying Tigers)在空中對抗日軍入侵,英國則掌握海軍。

一九二九年起,美國人亞瑟・楊(Arthur Young)擔任財政部與中國中央銀行的經濟顧問,不過一九三五至三六年的全國貨幣改革是由英格蘭銀行協助。蔣介石和他的前任統治者一樣,會為了政治理由,同時也為了維持外交勢力平衡指派象徵的職位。一九三六年,英國人仍然把持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署,來自美國、法國、德國、奧地利、南斯拉夫的顧問分別在五大部會擔任要職,而此時占多數的是美國人。

顧問來到中國,可能被厭惡或引起爭議,也可能會被辭退。一九三八年五月,德國軍事任務在日本的堅持之下終結。戰爭時期,蔣介石與美籍將軍喬瑟夫・史迪威(Joseph Stillwell)之間的恩怨更是傳唱不完。「尖酸的喬」(Vinegar Joe)史迪威在公開場合稱他的上司蔣介石為「花生」(peanut,譯注:也有笨蛋、沒用的人之意)。

一九四二年,史迪威被派到中國擔任參謀長,他沒有經營這段關係的耐心,也沒有戰場帶兵的經驗。當時的大環境中,同盟國內部出現不同派系,兩人對於策略和運作也意見不一,加上私人憎惡,因此容易滋長對立。而史迪威也要負擔許多責任:英國和英國的指揮官,特別是路易斯・蒙巴頓(Louis Mountbatten),和蔣介石一樣令他不順眼,但是史迪威沒有指示手下製造意外事故暗殺蒙巴頓,他卻對蔣介石這麼做。

一九四四年九月,羅斯福要求中國任命史迪威為中國軍隊統帥,這個要求不僅不切實際,對中國更是奇恥大辱。史迪威遭到斷然辭退。權宜之計也會促成奇怪的合作關係——日本的中國遠征軍司令岡村寧次將軍在一九四五年帶著軍隊投降後,幾乎立刻開始指導國民政府反共。一九五○年,國民政府在台灣正式授予他職位。

這些人當中,許多人(無一例外都是男人)在各自的領域舉足輕重。與此同時,在中國國家直接的勢力範圍之外,外國的慈善機構與人道組織也成立了一個龐大部門,以社會福音與傳教士的教育、醫療行動為基礎,協助打造共和體制的中國。其中一項任務,是處理賠款留下的後遺症。一九○一年,拳民之亂後為懲罰清朝簽訂了《辛丑條約》。其中的庚子賠款,原是為了賠償外國因軍事行動與占領華北之花費與個人生命財產之損失。懲罰性的賠償由關稅作為抵押。但賠償估算往往過於浮誇,以美國來說,是合理金額的兩倍,讓某些外交官員幾乎立刻感到後悔。一九○八年,美國政府將賠償金額減少了將近一半,而既然已經支付大筆金額,剩餘的賠償便轉為教育計畫資助。

起初這些經費花在中國學生赴美與成立留學先修大學,即後來的清華大學。這個計畫將會帶著胡適、林語堂、杜庭修等人越過太平洋,以及最後總共大約二萬二千名學生到達世界各地。一九二五年,這些計畫又改為成立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基金會資助了眾多計畫,例如設置中國國家圖書館(一九二九年)、提供中國地質調查局雙倍資源(此為當時中國研究機構中,唯一品質優良而受到國際認可的機構)、培養大學科學研究與教學能力、海外學術訪問。特別的是,該基金會身為外國資助單位,管理董事會卻完全是由中國賢達所組成。

同時,英國也將絕大部分賠償金轉向新成立的中國政府採購委員會,從英國購買基礎建施設備(鐵路建設居多)、資助香港大學、在倫敦成立大學華人會(Universities China Committee)以促進學術交流。其他獲得賠款的外強亦成立教育、科學、文化專案,或花在他們國內的產業發展。故宮博物院、中央政府新成立的研究機構——中央研究院、中國的大學和教育單位等,都獲得補助。

這些作為的目的,都並非出於無私。降低賠款的目的是拔掉民族主義反對聲浪的刺,以利中國繼續支付大部分的債務(分成四十年),並且避免單邊毀約與可能造成的市場衝擊。每個情況都有進一步的文化外交目標,或以購買關係牽制中國,圖利自家市場或國家利益。而且這些外國的懷柔計畫有個完美的優點,就是全部花費都由中國買單。清朝和接續政權的財政決策能力因而大受限制。起初,付出賠款後,讓整個國家的可用歲入剩下不到一半,而且,即使賠款減少了,將關稅營收作為債務抵押的作法仍妨礙了中國的財政。後來有人半開玩笑地主張這麼做完全是為了中國的長期利益,因為被軍閥控制的北洋政府的軍事花費不斷,又毫無效益,只讓內戰衝突更為嚴重。但《辛丑條約》的庚子賠款矮化了中國政府的主權自主,成為長期憤恨不滿的源頭。

儘管如此,這些針對文化、科學、教育領域的重大投資,長期累積下來的成果斐然,即使就許多方面而言,這只是讓各國透過不同方式與規模繼續進行指派顧問的遊戲。這類計畫希望能夠拉近彼此之間的關係與語言,能跟親美、親日或親英的菁英建立連結,因為跟這樣的人才好做生意、達成共識。儘管在海外留學過,地主國卻並非都對中國學生懷抱好感:美國史上唯一一項以「種族」為歧視依據的立法——美國排華法案——直到一九四三年之後才廢除。不過,整體來說,這些連結都持續維繫了下去,那些由外國成立或援助的機構也對中國帶來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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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滾出中國:十九、二十世紀的國恥,如何締造了民族主義的中國》,時報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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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畢可思
譯者:胡訢諄

集粗暴、憤怒、野心與矛盾於一身的二十一世紀現代中國,從何而來?
亟欲擺脫,又同時緊抓不放過去恥辱歷史的中國,又將前往何方?

「中國以民族主義為重,而中國重視者,人人不得輕忽。」

一九五〇年代,上海歷史博物館展示了一面豎立在外灘河岸公園入口的告示牌:「華人與狗不得入內」。自此這面由博物館虛造的告示牌,烙印在每一個中國人心中。當李小龍在電影《精武門》凌空踢碎告示牌的那一刻,中國人無不拍手叫好。這面告示牌掀起的影響遍及國際、廣至各階層,它象徵著那段列強入侵、掠奪與歧視的降格過往。波濤久久不退,至今依然。

中國近代史專家畢可思爬梳一戰結束至中國共產黨於一九四九年掌權間的歷史,進一步述說北京政府如何站在過往基礎上推進「新中國」,外強如何在冷戰期間與中國建立關係,而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之後的中國又是何模樣。

本書呈現的並非中國現代史的全貌,卻是極為重要的一部分。今日,足以撼動全球經濟發展的中國,在國際各處以強權姿態橫行,不斷上演著古怪、敏感、霸道又愛鬧脾氣的外交風格。然而強國的背後,卻是兩百年來沉重的屈辱,以及未竟的中華偉業。使用「玻璃心」一詞時,我們亦無法忽略「中國」這個名字身上背負著討回百年公道的心理脈絡。

「我認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習近平

滾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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