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滾出中國》：小羅斯福要求老蔣任命美國人當統帥，簡直是奇恥大辱

文：畢可思

自從一八四○年代西方人開始居留中國，便開始出現「愈多外國勢力在這裡愈好」的想法。外交官和商人信心滿滿地認為，就算貿易沒有提升「文明」的程度（以歐洲人和美國人的認知標準而言），也會為國家帶來無比的財富。愈多貿易，國家和人民就會愈強盛，同時「無知」、「迷信」和「殘忍」的社會習俗就會衰退。基督教傳教士搭著最早開往中國的船，志在救贖中國，透過基督教的戒律與價值重新塑造中國社會。多數商人會為了謀求更多利益滿口天花亂墜，而許多傳教士則只專注在快速救贖個人靈魂。但是，對於那些維護外商或遊說政府增加更多通商口岸的人（最早先開放了五個，一八六○年後又開放了更多，但數目還是有限）來說，這種西方人有利中國的想法便成為了必要說詞。儘管如此，許多地方仍有人誠心相信這種想法。

一八六三年，總管大清帝國海關署（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的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將中國的進步視為己任，監督各式各樣的計畫。雖然赫德任職於世俗機構，卻是個擁有虔誠信仰的人，這一點也影響他建設中國的目標。海關署善盡了核心功能：評估關稅、管理進出中國的貨物。但海關署也為清朝培養一群專家，以及為中國缺少的專業技術建立了招募委員會。一八六○年代，委員會的主要任務是強化這個國家的軍事實力，但其成就卻遠不只於此，包括翻譯計畫、翻譯學校、公共衛生、醫學與科學行動，此外也建立燈塔、繪製河流與港口路線圖、成立西式郵政。海關官員忙於發展與教育計畫，發起反對纏足和殺害女嬰的運動——兩者在外國人心中都是非常嚴重的議題。相關人士一致認為自己的作為都是好的。

出於實際的理由，部分傳教事業很早就著手進行醫療與教育工作。起初，這純粹是招攬聽眾的方法。這就可憐了醫院裡頭患有頭痛的病人：傳教士醫院的等待區沒有一刻是安靜的，因為那裡可以留住一定數量的聽眾，福音派便以他們為傳道目標。傳教士學校的學生不只上課，也學習詩歌和祈禱文，以及基督教的道德準則和行為舉止。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社會福音（Social Gospel）的思維開始發展起來，更為強化了這些活動，除了繼續本來的傳教目的，也開始致力將這種思維拓展到其他領域。醫院、學校、大學成為傳教士重要的著力點，它們不再只是宗教的附屬機構，而是基督宗教活動的主要推手。

針對教育、社會、產業等越來越多的行動中，基督教青年會（YMCA）是主力。傳教事業是分布範圍最廣泛的外國勢力——中國百分之九十五的縣市都有基督教的身影。理想上，傳教士也能就地回應危機，也能在饑荒或水災時向他們的國際支援單位遊說協助。著名的有一八七六至七九年華北饑荒時期高度參與的山東義賑會（Shandong Famine Relief Committee）、一九二一至二二年的華洋義賑會（International Famine Relief Commission）等。這些團體將傳教事業融入清朝與共和體制的大眾生活，也促使更多傳教團體從事宗教以外的活動。

晚清與共和體制初期的改革中，也能見到外國顧問與專家的活躍。赫德在之前相當與眾不同，因為他獲得了高階官員的青睞，但卻不是以外交官的身分。但是，到了一九二○年代，每個政府機構似乎都有自己的顧問，而各個帝國在中國的競賽也變成在各處室安插專家的競爭。這種作法成為借貸談判的固定手段，而且能夠控制中央政府機構，日本一九一五年五月的《二十一條》就是明顯的例子。

一九一四年，中國政府內有荷蘭、德國、義大利、日本的財務顧問以及美國、日本的憲法專家；國防部有德國、日本、法國專家；交通部的顧問來自德國、法國、丹麥。前《時代》雜誌記者，澳洲人喬治・厄內斯特・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深受袁世凱總統器重。另一個英國人，前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巡長布魯斯（C. D. Bruce）為警務提供建言。政府的法務顧問是比利時人。其他尚有省分層級的顧問以及較基層的顧問。他們就像獵鷹一樣看著彼此的顧問，注意其他國家可能會獲得什麼利益。這些人有的全心投入工作；有的對得起專業；有的消磨時間以累積通常相當優渥的薪水。

一九二○與三○年代是顧問和專家獲得機會的黃金時期，有政府開出的高階職缺，也有自由業者高價兜售專業知識給任何願意付錢雇用他們的小牌將軍。外國專家在中央政府掛名並坐擁高薪，安撫他們的外交官。互相競爭的軍閥也提供資源，包括國民黨，讓各種外國的軍事與其他顧問瓜分。光譜的一端是接續赫德的安格聯爵士，他緊緊看著共和體制的荷包，理所當然地成為總統聽信的人。

而光譜的另一端，是一隻手臂留在加里波利（Gallipoli，譯注：一九一五－一九一六年一次大戰期間，英法為打通博斯普魯斯海峽以利支援俄國，並占領鄂圖曼帝國首都伊斯坦堡，故由土耳其加里波利半島登陸的戰役）的英國人「獨臂」薩頓，自私貪婪、身懷軍事戰術經驗的他來到中國，幫助張作霖的軍隊改良壕溝迫擊砲。這種專業水準參差不齊的現象一路持續到一九二七年之後的國民政府。一九三三年後，德國軍事顧問提供國民黨軍隊關鍵的訓練。先是蘇聯，接著是志願的美國飛行員協助飛虎隊（Flying Tigers）在空中對抗日軍入侵，英國則掌握海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