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滾出中國》:小羅斯福要求老蔣任命美國人當統帥,簡直是奇恥大辱

《滾出中國》:小羅斯福要求老蔣任命美國人當統帥,簡直是奇恥大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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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專家在中央政府掛名並坐擁高薪,安撫他們的外交官。互相競爭的軍閥也提供資源,包括國民黨,讓各種外國的軍事與其他顧問瓜分。

文:畢可思

自從一八四○年代西方人開始居留中國,便開始出現「愈多外國勢力在這裡愈好」的想法。外交官和商人信心滿滿地認為,就算貿易沒有提升「文明」的程度(以歐洲人和美國人的認知標準而言),也會為國家帶來無比的財富。愈多貿易,國家和人民就會愈強盛,同時「無知」、「迷信」和「殘忍」的社會習俗就會衰退。基督教傳教士搭著最早開往中國的船,志在救贖中國,透過基督教的戒律與價值重新塑造中國社會。多數商人會為了謀求更多利益滿口天花亂墜,而許多傳教士則只專注在快速救贖個人靈魂。但是,對於那些維護外商或遊說政府增加更多通商口岸的人(最早先開放了五個,一八六○年後又開放了更多,但數目還是有限)來說,這種西方人有利中國的想法便成為了必要說詞。儘管如此,許多地方仍有人誠心相信這種想法。

一八六三年,總管大清帝國海關署(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的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將中國的進步視為己任,監督各式各樣的計畫。雖然赫德任職於世俗機構,卻是個擁有虔誠信仰的人,這一點也影響他建設中國的目標。海關署善盡了核心功能:評估關稅、管理進出中國的貨物。但海關署也為清朝培養一群專家,以及為中國缺少的專業技術建立了招募委員會。一八六○年代,委員會的主要任務是強化這個國家的軍事實力,但其成就卻遠不只於此,包括翻譯計畫、翻譯學校、公共衛生、醫學與科學行動,此外也建立燈塔、繪製河流與港口路線圖、成立西式郵政。海關官員忙於發展與教育計畫,發起反對纏足和殺害女嬰的運動——兩者在外國人心中都是非常嚴重的議題。相關人士一致認為自己的作為都是好的。

出於實際的理由,部分傳教事業很早就著手進行醫療與教育工作。起初,這純粹是招攬聽眾的方法。這就可憐了醫院裡頭患有頭痛的病人:傳教士醫院的等待區沒有一刻是安靜的,因為那裡可以留住一定數量的聽眾,福音派便以他們為傳道目標。傳教士學校的學生不只上課,也學習詩歌和祈禱文,以及基督教的道德準則和行為舉止。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社會福音(Social Gospel)的思維開始發展起來,更為強化了這些活動,除了繼續本來的傳教目的,也開始致力將這種思維拓展到其他領域。醫院、學校、大學成為傳教士重要的著力點,它們不再只是宗教的附屬機構,而是基督宗教活動的主要推手。

針對教育、社會、產業等越來越多的行動中,基督教青年會(YMCA)是主力。傳教事業是分布範圍最廣泛的外國勢力——中國百分之九十五的縣市都有基督教的身影。理想上,傳教士也能就地回應危機,也能在饑荒或水災時向他們的國際支援單位遊說協助。著名的有一八七六至七九年華北饑荒時期高度參與的山東義賑會(Shandong Famine Relief Committee)、一九二一至二二年的華洋義賑會(International Famine Relief Commission)等。這些團體將傳教事業融入清朝與共和體制的大眾生活,也促使更多傳教團體從事宗教以外的活動。

晚清與共和體制初期的改革中,也能見到外國顧問與專家的活躍。赫德在之前相當與眾不同,因為他獲得了高階官員的青睞,但卻不是以外交官的身分。但是,到了一九二○年代,每個政府機構似乎都有自己的顧問,而各個帝國在中國的競賽也變成在各處室安插專家的競爭。這種作法成為借貸談判的固定手段,而且能夠控制中央政府機構,日本一九一五年五月的《二十一條》就是明顯的例子。

一九一四年,中國政府內有荷蘭、德國、義大利、日本的財務顧問以及美國、日本的憲法專家;國防部有德國、日本、法國專家;交通部的顧問來自德國、法國、丹麥。前《時代》雜誌記者,澳洲人喬治・厄內斯特・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深受袁世凱總統器重。另一個英國人,前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巡長布魯斯(C. D. Bruce)為警務提供建言。政府的法務顧問是比利時人。其他尚有省分層級的顧問以及較基層的顧問。他們就像獵鷹一樣看著彼此的顧問,注意其他國家可能會獲得什麼利益。這些人有的全心投入工作;有的對得起專業;有的消磨時間以累積通常相當優渥的薪水。

一九二○與三○年代是顧問和專家獲得機會的黃金時期,有政府開出的高階職缺,也有自由業者高價兜售專業知識給任何願意付錢雇用他們的小牌將軍。外國專家在中央政府掛名並坐擁高薪,安撫他們的外交官。互相競爭的軍閥也提供資源,包括國民黨,讓各種外國的軍事與其他顧問瓜分。光譜的一端是接續赫德的安格聯爵士,他緊緊看著共和體制的荷包,理所當然地成為總統聽信的人。

而光譜的另一端,是一隻手臂留在加里波利(Gallipoli,譯注:一九一五-一九一六年一次大戰期間,英法為打通博斯普魯斯海峽以利支援俄國,並占領鄂圖曼帝國首都伊斯坦堡,故由土耳其加里波利半島登陸的戰役)的英國人「獨臂」薩頓,自私貪婪、身懷軍事戰術經驗的他來到中國,幫助張作霖的軍隊改良壕溝迫擊砲。這種專業水準參差不齊的現象一路持續到一九二七年之後的國民政府。一九三三年後,德國軍事顧問提供國民黨軍隊關鍵的訓練。先是蘇聯,接著是志願的美國飛行員協助飛虎隊(Flying Tigers)在空中對抗日軍入侵,英國則掌握海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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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鳴笛出題,5G人才解題,共創時代讓新世代順利啟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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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帶來的低延遲、高頻寬與多連結等特性,在產業上也創造出更多場景應用。但在打造場景背後,存在著不少需要被突破的技術與人才需求,此時,產學合作就成了重要關鍵,由產業出題,讓學生們得以在求學時期就先學以致用,才能快速掌握5G未來的致勝關鍵。

隨著基礎建設的逐步完備,5G頓時成了推動各式產業向前躍進的大浪,即便各式場景都將因5G而進入下一章,但也考驗著當前掌舵手從技術到場域整合的實力,這艘船應該怎麼順著5G浪潮航行,更凸顯產業對「有能力駕馭5G場景應用」人才的渴求。

對此,經濟部工業局也超前部署,為解決未來5G產業人才缺口,推動「5G+產業新星揚帆啟航計畫」,藉由企業對市場敏銳的嗅覺進行出題,攜手學子的創新與創意,以產學合作的方式讓人才有機會搶先跨入實戰場域,不只是學以致用,更能為研究計畫或職涯規劃帶入全新觀點。

今年,有不少加入「5G+產業新星揚帆啟航計畫」的實驗室與學生,透過計畫豐富的資源,在各自研究的領域上有了全新體驗。「5G+產業新星揚帆啟航計畫」經過密集聯繫了解後,找出三所各有特色的學校教授,作為本次訪談對象,其中包括:推動跨域人才的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主任秘書暨電子工程系呂政修教授和科技管理所黃振皓助理教授;國立成功大學工程科學系綠能元件實驗室張御琦教授;以及專攻天線應用領域的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電訊工程系所天線及微波工程實驗室陸瑞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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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推薦學生加入「5G+產業新星揚帆啟航計畫」後,教授們觀察到學生有什麼樣的改變?以及如何以傳道授業解惑的角度帶領同學成長?以下是本次《關鍵評論網》直擊各實驗室教授們對於5G全新世代的見解,也帶大家了解產官學如何方向一致的航行在5G大浪上,發現市場與需求的新契機。

鼓勵學生參與計畫,發揮創意接招產業出題挑戰

Q1:您對於經濟部工業局推動「5G+產業新星揚帆啟航計畫」的看法及觀察為何?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以下簡稱臺科大)呂政修教授:這就像「試婚」過程。產業始終在面臨人才荒,若能藉由產學合作會是個好的開始,透過企業出題,尋求學界支援,讓業界培養未來所需人才,同時學生也能在步入職場前了解市場上正面對的挑戰及自我欠缺的技能,加速未來5G產業的落地應用,特別是也有機會培育出跨域人才,讓5G發展更加多元。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成大)張御琦教授:我認為這是一個很棒的計畫。我們的學生在台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業師的帶領下,發揮自己課堂所學,捲起袖子動手解決產業提出的挑戰,對技術落地、成本考量以及跨部門溝通都有大幅度進步,這是課本無法提供的寶貴經驗,並且產學合作的計畫中,讓學生能更快了解他們的所學究竟在解決未來5G產業的哪些問題,相當有意義。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以下簡稱高科大)陸瑞漢教授:就我觀察,這樣的計畫能發揮兩個不同價值,其一是率先掌握產業需要的技術研發、其二則是培育產業人才庫。我一直很鼓勵學生在能力可及下多參與這樣的計畫,目的是希望藉由產業合作過程中,減少產學之間的落差,特別是5G產業發展日新月異,需要更有韌性的學習態度才能因應未來各種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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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為:獵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柯承佑執行長、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主任秘書暨電子工程系呂政修教授、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科技管理所黃振皓助理教授。

Q2:「5G+產業新星揚帆啟航計畫」對未來產業將帶來哪些潛在的影響?

臺科大呂政修教授:5G產業的應用已不再是單一領域,需要集結跨域人才一同找出解方。當獵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願意任用非本科系的研習生時,我想就已成功一半。因為產業需要整合有技術、創意與場域應用等各式人才,透過計畫讓學生能學到跨域知識,同時創造彼此的溝通機會,對未來推動5G產業發展將能激盪出更有創意的火花。

成大張御琦教授:產學合作是串起業界跟學界的橋樑。學生目前所面臨到的產業題目,多半都還是跟製程有關,但當全球都在倡議淨零碳排的此刻,實驗室所賦予他們的能力或許在不久的將來有機會導入到產業中,可以說在計畫的推動下,開始讓學生學習多元思考,從不同角度看問題,就能為產業未來的發展注入一股創意活水,創造產業與學界互利、共創價值的生態。

高科大陸瑞漢教授:我們所投入的產業比較專一,就是以天線技術為本位,相比其他應用領域可能需要的跨域人才,這塊所追求的反而是,在本職學能上的實際場域該如何落地應用。因此,在計畫的推動下,我相信能讓學生們更早了解在整個5G產業鏈中,筆電、移動裝置、電動車等不同應用上,天線的設計該如何發揮最佳效益,以求為產業未來發展取得最佳利基點。

陸瑞漢教授

Photo Credit:陸瑞漢教授提供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電訊工程系所天線及微波工程實驗室陸瑞漢教授,分享產業與學界應如何互助合作,開創更多產業發展新機會。

企業靠計畫超前部署,培育5G場域人才應戰

Q3:您認為「5G+產業新星揚帆啟航計畫」的產學合作能如何紓解求才若渴的現象?

臺科大呂政修教授:我們希望能「以戰養才」,而這項計畫相比單點式的競賽而言,更具全面性及前瞻性。透過企業出題讓學生能將實驗室及課堂所學與實務結合,在了解產業問題之前也能洞察自己本職學能的不足,進而誘發學生主動求知的慾望,想必對未來5G產業的人才培育上將有長足的助益。

成大張御琦教授:我們有不少博士生加入這項計畫。過去社會整體氛圍一直對博士生有偏見、認為他們多以學術研究為主要任務,在實務經驗上相對缺乏,但我認為博士生的技術養成是條漫漫長路,同時也為培育未來人才帶來機會:產業能善用博士生的獨立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訓練他們在本職學能上的深化,同時在實驗室研究計畫的時間管理上,也能發揮統御能力,例如掌握好碩士班學弟妹的研究進度,為未來成為管理職做準備,透過計畫是博士生領導力培養的最佳練兵場。

高科大陸瑞漢教授:我們已經與川升股份有限公司簽訂MOU,可以見得產業相當積極希望透過產學合作育才、留才。我也告訴實驗室的學生們,市場上不只有一個護國神山,其實還有許多領域值得去關注,並發揮解決問題的能力,所以我不認為市場上真的存在人才荒,反倒是企業應挹注資源與學界合作,儘早培育產業需要的人才技能;而學生也該透過這樣的訓練,找出自己的興趣,提早對未來職涯作出規劃,深度挖掘自己的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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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TNL Brand Studio
國立成功大學綠能元件實驗室的同學們一同參與本次訪談,分享自身參與學習經驗。

Q4:您如何看待「5G+產業新星揚帆啟航計畫」中,教授與學生其角色扮演的重要性?

臺科大黃振皓教授:學生比我們都還要積極爭取這項計畫的實習機會。對我們來說,學生在其中得到的不只是與業界溝通的能力,也能將經驗帶入研究計畫,並傳承給學弟妹為學習帶來更正向的影響;而作為教授,則是盡量讓學生自由發揮,確保學生在加入計畫後能獲得有系統的訓練,而這項計畫也確實為學生規劃了非常紮實的內容,這也是為什麼我會支持學生持續參與。

成大張御琦教授:技職體系的學生有比較多銜接產業的技能,我認為高教體系的教授應該要站在「鼓勵」的角度出發,讓學生能多參與這類讓學生可近距離接觸產業的計畫,提早培養跨域的技能與接觸相關環境,唯有教授願意放手讓學生嘗試,學生才會在求學過程中找出自己的興趣並學以致用,5G產業的多元性也才能遍地開花。

高科大陸瑞漢教授:身為教授非常贊成學生投入產學合作,但我認為參與計畫不應因噎廢食,反而要懂得學習時間分配,實驗室的計畫、論文的研究及實習的案子,都能帶來不同的學習與腦力激盪,不只是本職學能更是職場態度的磨練,每個角色對學生都充滿挑戰,能為實驗室裡注入活力,學生更應該要感激政府這類的人才培育計畫帶來的學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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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TNL Brand Studio

國立成功大學工程科學系綠能元件實驗室張御琦教授與參與「5G+產業新星揚帆啟航計畫」的實驗室學生。

計畫持續進行,助5G產業揚帆升級

面對學生加入這項「5G+產業新星揚帆啟航計畫」,教授們不約而同地認為從個人到實驗室,學生們都像是脫胎換骨般帶來了全新活力,對於知識的渴求也比過往更加積極,並且讓學弟妹們看見參與計畫帶來的前後改變。正因5G列車已經開始啟動,臺灣作為全球產業鏈中的要角,接棒人才更應持續強化技術量能保有即戰力、並更接地氣,而透過未見歇止的計畫推動,在這個趨勢浪潮上縱使產業發展仍充滿挑戰,但能攜手產官學各方力量,在不同場域中持續磨刀練兵,依舊能為下個新世代在5G產業裡找到自己發揮的舞台與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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