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說弱國無外交(上):中國百餘年「唯一」的外交家,只有顧維鈞一人

誰說弱國無外交(上):中國百餘年「唯一」的外交家,只有顧維鈞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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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不論北京政府,還是南京政府,無不派系林立,朋黨紛爭,政潮疊起,顧維鈞能長期保持一席之地,自有其為官之道。顧氏說:「簡言之,我是不參與政治的,並努力置身於政治和權力之外。」

每一個中國知識份子都記得一句古語: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但這項箴言不適用於外交,因為國家是永存的,不能玉碎。一個外交家不能因為必須堅持原則而眼看著他的國家趨於毀滅而不顧。——顧維鈞

1926年10月5日,在北伐軍即將攻克武昌之際,北京政府總理、直系海軍將領杜錫珪(註1)辭職,財政總長顧維鈞作為代理總理組成新內閣,並兼任外交總長。這是一個由依附於張作霖和吳佩孚的人士組成的聯合內閣。張作霖本來想讓北洋「財神」梁士詒出面組閣,卻遭到很多人反對,最後派系色彩不明顯的顧維鈞出線。顧維鈞表示:「內閣,或者說至少是文職人員,不完全了解軍隊部署的情況,我們也不想干預各派軍事頭目間的爭奪。」(註2)可是,軍事實力的演變,必然影響內閣的人員組成。

1927年1月12日,新的「攝政內閣」成立——國會已被解散,沒有總統,內閣同時行使總統的權力,故稱「攝政」。隨著吳佩孚集團在湖北、河南的慘敗,失去了對內閣人事的「話事權」。新內閣中,幾名忠於吳佩孚的人被忠於張作霖的人所取代。顧維鈞擔任「署理總理」並兼任外交總長,同時他和內閣同僚在名義上擁有總統的權力。換言之,顧維鈞既是政府首腦,又是國家元首,儘管除了外交事務之外他並無實權。

本來,顧維鈞可任命自己為「實授」總理,但他寧願只當「署理」總理,這樣就與此前的「代理」總理相銜接。梁士詒告訴顧維鈞,他過於自謙了,應任命自己「為」總理,不要用「署理」之詞。顧氏解釋說,自己懂得「為」和「署理」之間的區別,有意避免前者,是因為時局不正常,「我之所以繼續參與政治,只不過是為了中國的國際聲譽而維持一個政府而已。」(註3)在兵荒馬亂之中,這個中央政府更多是為處理外交事務而存在,其功能類似於美國「國務院」——實質上的外交部。

顧維鈞知道,在南方國民黨軍隊凌厲的攻勢之下,北京政府的日子屈指可數,但他仍以殉葬者的姿態出任末代總理,這個職位吃力不討好。張作霖出於其加強在華北政治地位的願望以及實現做中國元首的畢生野心,必然要重起爐灶建立軍政權;而南方的國民黨咄咄逼人,連北京作為首都的地位也可能被取消。那麼,顧氏為什麼選擇站在失敗者一方呢?他自有其堅守的價值:「我們只是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即中國的福利,以個人身份從事工作的。」他又無可奈何地承認:「我們沒有取得什麼成效,因為這樣並不能制止那些認為只有戰爭才能解決問題的軍事集團。」(註4)張作霖、吳佩孚、國民黨、共產黨都是這樣的軍事集團,20世紀的中國歷史受軍事集團的欲望所驅動。

1927年6月16日,在張作霖成立軍政府之前兩天,顧維鈞召開最後一次內閣會議,正式作出全體總辭職的決定。「我留在政府首腦職位上的唯一理由,是保證根據憲法使國家事務有序地進行。」(註5)但當奉系廢除憲法、開始其「改弦更張」行動之際,顧氏發現這個目標無法達成,便有尊嚴地退場。他離開北京城,與妻子一起到西山簡樸的鄉間住宅休息。張作霖多次邀他進城會面,請求他出任軍政府高級職務,他堅決拒絕——張作霖對他有好感,他對張作霖無好感。張作霖命令軍隊闖入蘇聯使館捕殺李大釗等共產黨人,作為總理和外交部長的顧維鈞事前一無所知,事後明確表示反對此行動。雖然顧維鈞對李大釗和共產黨人頗為厭惡,但他「盡力使中國政府給人以井井有條的印象,尊重法律和慣例,可是軍閥們的行為使這一願望難以實現。」(註6)

儘管沒有參加張作霖軍政府,顧維鈞仍為曾服務於北京政府付出沈重代價:1928年7月,他被南京政府明令通緝。(註7)直到1930年,經張學良斡旋,他才被允許加入國民政府,重返外交界——國民黨黨內找不到一位能力與資歷可與之媲美的外交專才。

20年後,顧維鈞再度名列另一份通緝令之中。當國、共兩軍展開戰略決戰之際,顧氏再一次以殉葬者的姿態,以駐美大使的身份,竭力為國民黨政府奔走呼籲。為此,1948年12月,顧氏作為唯一的駐外使節,被中共宣佈為42名戰犯之一,再次被通緝。(註8)在國共兩黨所導演的兩次國家政權更迭大戲中,在兩黨先後發佈的通緝令中,顧維鈞是唯一兩次均榜上列名者。

然而,顧維鈞並非失敗者,他代表了整整一代民國外交的形象,也代表了民國年間相當一部分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職業形象和政治形象。「顧氏在自己的活動領域留下過明顯的歷史痕跡,反過來,民國政治的侷限性在顧氏身上也留下明顯的歷史痕跡。體現在顧氏個人身上的這種雙向的歷史痕跡,既是顧維鈞的個人特徵,也是那個年代某種意義上的典型的政治現象。」(註9)

與比利時修約:邁出現代「文明國」的第一步

鴉片戰爭以降,中國被迫打開國門,接受新的世界局勢和國際關係體系。「今日之世界現勢,是由16世紀以來歐洲列邦擴張國力所形成的一個世局。今日的國際關係體制,實是歐洲列邦均勢棋局向美、澳、亞、非各洲的勢力延伸。」(註10)

中國「文明國化」的趨向,最早萌發於19世紀80年代後半期,舉國形成潮流則在清末新政時期。至20世紀初,中國已清楚意識到自己在列國中的位置,從文本、程序、價值觀多個層次接受國際法,參與國際會議和組織,繼而發起「改訂新約」運動,目標包括:保持領土完整與國家統一;收回「國權」與一切利權不讓給外國;「文明國化」與國際地位的提升(「大國化」)。如果將「廢除不平等條約史」放在「文明國化」脈絡中理解,則能具備「近代主義」立場。(註11)

由此,「外交」取代「藩務」成為國家政治的重要部分。從清末設置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到改稱外務部,入民國後改為外交部,該機構名稱幾度變化,重要性日漸提高。北京政府的外交受到取而代之的國民黨和共產黨政權否定,認為其「喪權辱國」。但真相並非如此:研究北洋外交史的美國學者浦納德(Pollard)以「收回國權時代」(the Period of Recovery)命名北洋政府的外交;日本學者阪野正高對此期中國外交的評價亦相當不俗,認為北京政府外交當局利用國內、國際環境,「切實有計劃地推進了收回權益之事業。」(註12)

北京政府形成了一個「外交政策群體」(foreign policy public),包括外交精英、工商人士及一群有留學背景的知識份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為梁啓超和顧維鈞。梁啓超是輿論界領袖,也是可以抗衡國民黨的進步黨黨魁,但他始終是北洋的「圈外人」,不曾執掌外交大權;他也未受過專業的現代外交訓練,對外交的興趣只是業餘的。與梁啓超相比,顧維鈞是哥倫比亞大學法學博士,對西方政治、外交、法律有極深研究;他當過袁世凱的英文秘書,是民國第一任總理唐紹儀的女婿,雖不屬於北洋任何派系,卻被北洋各派系視為「自己人」;他風度翩翩,外文流利,辯才無礙,長期擔任駐外使節及外交部長,是外交界翹楚,是菁英中的菁英。

早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國際法時,顧維鈞即萌生一個信念:「把國際法原則堅定地應用於國家間關係。」作為這一思想基礎的反映,他自選的博士論文題為《外國對中國政府的權利要求》,其中論及「解決這些權利要求的一般原則」,確立了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志向。(註13)顧氏在巴黎和會上拒簽對德和約,被史家視為「近代中國外交史上的一塊界石。」(註14)在此後的華盛頓和會上,由於顧氏等人的努力,列強同意裁撤在中國的外國郵局,同意對領事裁判權作進一步調查,同意提高關稅稅率。儘管中國所獲實際成果有限,但堅冰自此打破。(註15)

1926年底,北洋政府下令提高關稅,時任總稅務司的英國人安格聯(Aglen)爵士拒絕執行此命令。1月1日,顧維鈞下令將安氏免職,以易執士(Edwardes)代理。免職令下達第二天,七國使團即來總理府質問。顧維鈞強硬地對英國公使説,安格聯既然「抗命」,當然要予以免職,英國是法治國家,自然明白中國政府為何這樣做,中國內政不容干涉,就此結束會見。(註16)

中國媒體對此舉大加讚賞。《大公報》在社論中指出,中國海關社稅務司是在1858年,英國人攫取了總稅務司的職權,中國政府只保留任免權——實際上,任免權早就名存實亡。這一次,「中國政府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發布總稅務司的免職令,這是自稅務司用客卿以來未有之壯舉。」《晨報》的社論譴責安格聯「向有太上財政總長之稱,既握海關全權,又免保管外債之責,操縱財政,左右金融,歷來當局,無不仰其鼻息。而安格聯之允諾,可以生死內閣;安格聯之言動,可以高低公債。雖安氏之濫用職權,有以致此,而官僚財閥,迷信洋人,實為之因。舉國人心之憤慨,已非一日」,所以,「此次當權毅然罷免,無不痛快。」(註17)

顧維鈞主持與比利時修約,更是北洋政府外交的一大成就。1926年4月,中國與比利時在60年前簽訂的條約期滿,顧維鈞提議在平等基礎上簽訂新約。但比利時採取與其他大國同進退的策略——美、英、法、日「上列各國中之任何一國,日後與中國規定何種辦法,比國亦承認同樣辦法。」其理由是:「俾比國在華事業與他國事業比較不致驟處於不平等之地位。」(註18)比方的「平等」要求,等於將問題推之於他國。在談判不能解決分歧的情況下,外交總長顧維鈞於11月6日照會比利時公使,指出比方的要求「勢必有彼此推諉牽制之弊」,下令終止中比條約,開創了中國單方面廢除不平等條約先例。(註19)

正式廢除中比條約是中國外交史上的一個里程碑。這是中國政府第一次在面對另一締約國公開、正式反對的情況下宣布廢除不平等條約。「中國有必要這樣做,不僅因為中國根據情況變遷原則在國家法面前有充分的理由,而且因為中國有必要開創一個先例,證明中國決心行動起來,以結束一個世紀以來不平等條約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災難。」(註20)北京政府的官方聲明指出:

比利時政府一面堅持自己對舊條約第46條的解釋,一面又表示同意締結平等、中立條約。這樣的做法,至少可以說是自相矛盾的。鑒於這種情況,中國感到不得不宣布終止1865年11月2日的條約。中國堅信,如果公正地回顧中國採取這一行動的前前後後,人們就不會將作出這一重大決定的責任歸咎於中國。中國舉國上下渴望中國獲得本應享有的地位,而中國政府這一行動正是體現了全民族的此種意願。(註21)

廢除舊條約的法令頒布以後,比利時無法採取任何一種報復行動,也沒有理由這樣做,只好將此問題暫時擱置一邊。

1928年11月,國民黨名義上統一中國之際,比利時公使向南京政府提出條約問題。南京政府與之再度簽約,接受北京政府一貫反對的內容,即比國僑民享有治外法權,並且遂其所願,將問題解決與否推之於他國,形成「中國將永遠無法擺脫的惡性循環。」(註22)顧維鈞批評說:「我曾極力設法消除惡性循環,採取行動,創立先例,向其他國家表明,中國決心盡早廢除不平等條約。然而,南京政府卻採取妥協的政策和行動,將此問題拖延到半數國家同意廢除條約為止。中國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在同一個問題上採取的不同政策和態度是令人難以理解的。」(註23)

當時,南京政府立法院院長胡漢民要求外交部長王正廷出面解釋。王的解釋不能令人滿意。胡漢民斥責說,外交部的所作所為使治外法權這一特權繼續存在。顧維鈞更指出:「我想,南京外交部在接受比利時方案時,沒有完全理解其含義,也沒有密切注意或研究北京談判的經過。」顧氏對此痛心疾首:南京政府不願繼承北京政府的正面遺產,傲慢且愚蠢,由無知導致喪權辱國。

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中國與美、英結為盟國,不平等條約才順理成章地被廢除。1942年10月,中國分別與美、英同時舉行簽訂平等新約的談判,顧氏時任駐英大使,參與談判。新約於1943年1月簽署,除九龍、香港問題留待戰後解決外,不平等條約基本廢除。蔣介石在新約簽署兩個月後,出版《中國之命運》一書,儼然以民族主義代言人自居。當陳布雷為該書徵詢顧氏意見時,顧氏平靜地說:「特別鑒於中國正在努力與其他盟國協力作戰,因此不應強調中國對於過去不平等條約的感情……最好不要在過去的事情上表現出對西方過多的情緒。」(註24)他對蔣介石操弄民族主義宣傳術不以為然。果然,蔣介石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煽動盲目的排外運動導致其失去西方信任,而失去西方支持是其被共產黨打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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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國唯一的外交家

史家唐德剛說過,中國百餘年來只出過「兩個半外交家」,顧維鈞排在李鴻章、周恩來之後,算是可憐的「半個」。(註25)此說法大謬。李鴻章以玩弄權謀術的方式搞外交,一敗塗地:一廂情願地聯俄,收受俄國巨額賄賂,簽署《中俄密約》,貽害無窮;晚年先簽《馬關條約》,再簽《庚子賠款協定》,一生事業如紙糊的房子,一吹就倒。周恩來其人更是不堪,是毛澤東之奴僕,亦是其幫凶;周氏之國學和西學都難以望顧氏之項背,人品更有天壤之別——周氏絞盡腦汁為中共政權爭取到一定的國際空間,反過來加深了中國人民的苦難。

真正稱得上「外交家」的,唯顧維鈞一人而已。對外交官群體來說,北京政府時期大概是近代史上少有的「黃金時代」。實際掌權的軍閥樂將外交事務留給職業外交家,使他們有了相當大的活動空間。「外交官群體的職業模式」是在民國前期形成的,以顧維鈞為首的一批外交官是被國際社會寄予期待的「青年中國」的代表。(註26)

儘管中國國力與顧維鈞個人才華之間形成令人尷尬的反比,但顧維鈞竭盡所能,讓弱國外交取得最大成功。顧氏的外交生涯表明,世界並非完全遵循弱肉強食規則,弱國照樣有外交。顧氏在24歲獲得哥大博士學位,27歲出任駐美公使,34歲出任北京政府外交總長,那真是「不拘一格降人才」、「不拘一格用人才」的時代。在顧氏身上所體現出來的職業素養、談判技巧、人格魅力、主權意識等值得稱道的優點,在國共兩黨統治時代的外交界如空谷回音。國民黨時期,有胡適、葉公超、蔣廷黻等具有留美背景的「學者外交家」,但外交專業水準不如顧氏。

顧維鈞是在西方文明薰陶下成長起來的,他11歲考入衛理公會辦的上海英華書院預科,13歲考入聖約翰書院,1904年自費赴美國留學,7年之後獲得哥大博士學位。南京政府時代,顧氏先後擔任中國駐美、駐英、駐法大使和駐聯合國代表,1956年從駐美國大使職務退休,轉任海牙國際法院法官、副院長。1967年於海牙退休,赴美定居,直至1985年去世。

顧維鈞親歷了「兩個民國」不同的制度以及處理外交事務的差異。相比之下,北京政府更尊重職業外交家,更重視駐外使節的觀點。顧氏對袁世凱的評價相當正面:「在民國的各位元首中,袁世凱可謂是例外,此人對處理對外關係頗有經驗,當他任總統時,實際上同時又是外交總長。不論是有關帝俄對外蒙的要求,或因西藏涉及與不列顛的關係,或是關於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袁世凱總統都是幕後的真正談判者。」(註27)顧氏對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曹錕等人也頗多正面評價。

相反,南京政府不太尊重職業外交家,很多外交界高官是不學無術的黨棍。最讓顧氏頭痛的是,眛於世界大勢且對英美文明所知甚少的蔣介石,偏偏要親自處理外交事務,將駐外大使當作傳聲筒——就像其越級指揮軍隊一樣。顧氏性格溫和克制,沒有像吳國楨那樣跟蔣介石公開鬧翻,退休後卻選擇旅居美國,足以說明他對蔣介石大不以為然。

不論北京政府,還是南京政府,無不派系林立,朋黨紛爭,政潮疊起,顧維鈞能長期保持一席之地,自有其為官之道。顧氏說:「簡言之,我是不參與政治的,並努力置身於政治和權力之外。」顧氏為自己樹立了幾個原則:處世隨和、沒有權力欲、政治個性模糊、精通外交業務、辦事幹練公正、善於處理棘手事務等。他總結道,像自己這樣的職業外交官,「一直努力保持我們的獨立地位,我們自己沒有分外之想。也正因為外界認為我們超然於政爭之外,不依附任何政治派系和任何軍事集團,所以他們都願意延納我們。」(註28)

顧維鈞認為,職業外交官應當將國家利益放在黨派利益之上,這個原則是國共兩黨的外交官都不具備的——國共兩黨的外交官都是黨的馴服工具。民國初年的政黨政治不如人意,如時人所論,「既已聚千奇百怪之人而相率為黨,遂即鑄成千奇百怪之黨,蔓延於國中,乃復演為千奇百怪之崇拜政黨論,或毀謗政黨論,以相攻於一隅」(註29),這一現實強化了顧氏「君子不黨」的傳統觀念。顧氏說:「我發現把自己置身於各黨派之外是一個很好的處世之道。我所考慮的問題只是對中國或中國的事業有沒有好處……即使有人說某某事情對黨有利,我也可以承認,但黨並不代表全中國。」(註30)這種立場,注定了使他得不到蔣介石政權的完全信任。

顧維鈞不僅反對黨派政治介入外交,也反對民眾和社會輿論介入外交:「由於離不開公眾輿論和大眾的支持,一個人很容易做一些討好公眾的事,而不總是光考慮民族利益。如果是民族利益,那就是永恆的,不因時間、輿論或黨派而改變。」(註31)顧氏認為,民眾運動是對外交的干擾:「自從五四運動以來,『人民外交』的口號已經成為非常時髦的口號,群眾組織起來大遊行或組織代表團對中國的代表們施加壓力,常常造成災難性的後果。……『人民外交』總是以百分之百成功為口號,是永遠成功不了的。那樣只能把談判搞糟。」外交需要專業知識和豐富經驗,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指手畫腳。外交談判必須有所妥協,但被民族主義激情沖昏頭腦的民眾,尤其是青年學生,不接受任何妥協。

顧氏對「五四」運動未作正面肯定,對「國人皆欲殺」的曹汝霖(註32)、陸宗輿(註33)這兩位被當作「賣國賊」的同僚充滿同情。「五四」之後知識界愈發激進化,左傾輿論及學生運動成為外交界最大的困擾,此種「反帝」思潮間接地幫助中共奪取了政權。


註釋:

  • 註1:杜錫珪(1874-1933):福建人,清末畢業於江南水師學堂,曾赴英國見習。武昌起義時,參與推動海軍起義。在北洋派系鬥爭中,支持吳佩孚的直系。1923年,升任海軍總司令。1926年,以海軍總長代理國務總理(同時代行大總統職),成立臨時攝政內閣。吳佩孚兵敗後,杜被迫辭職。奉系垮臺後,率海軍加入國民革命。後因受蔣介石猜忌,退出政壇和軍界。
  • 註2:《顧維鈞回憶錄》(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版,頁282-283。
  • 註3:《顧維鈞回憶錄》(第一冊),頁283。
  • 註4:《顧維鈞回憶錄》(第一冊),頁282。
  • 註5:《顧維鈞回憶錄》(第一冊),頁284。
  • 註6:《顧維鈞回憶錄》(第一冊),頁347。
  • 註7:該通緝令發表於1928年7月九日:「王揖唐、曾毓雋、吳光新、姚震、湯漪、章士釗、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顧維鈞、湯薌銘、王印川等,劣跡昭著,著軍事委員會、內政部、各總司令、各省政府、各特別市政府,迅飭所屬,一體通緝,歸案懲辦,以儆奸邪而申國紀。此令。」見《國民政府公報》第74期。
  • 註8:在共產黨的43人的「戰犯」名單中,顧氏名列第22位,列在宋美齡、胡宗南、閻錫山等人之前。
  • 註9:鄧野:《從〈顧維鈞回憶錄〉看顧氏其人》,北京《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6期。
  • 註10:王爾敏:《弱國的外交:面對列強的晚清世局》,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頁2。
  • 註11:佐藤慎一:《近代中國的知識份子與文明》,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 註12:戴海斌:《從「北洋外交」研究看近代外交史研究的新取向》,《中國學術》,第34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
  • 註13:鄧野:《從〈顧維鈞回憶錄〉看顧氏其人》。
  • 註14:1918年1月,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發表《十四條宣言》,倡議設立國際聯盟,建立平等公正的國際關係。時任駐美公使的顧維鈞在威爾遜宣言的啟發下,開始研究廢除不平等條約問題。鄧野:《從〈顧維鈞回憶錄〉看顧氏其人》。
  • 註15:傅德華、傅駿:《顧維鈞研究概述》,北京《學術月刊》,2001年第6期。
  • 註16:金光耀:《顧維鈞傳》,石家莊: 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頁134。
  • 註17:金光耀:《顧維鈞傳》,頁135。
  • 註18:《比華使致外交部備忘錄》(1926年11月5日),金問泗編:《顧維鈞外交文牘選存》,上海:KELLYANDWALSH,LIMITED,1931年版,頁149。
  • 註19:《外交總長顧致比華使照會》(1926年11月6日),金問泗編:《顧維鈞外交文牘選存》,頁151。
  • 註20:《顧維鈞回憶錄》(第一冊),頁340。
  • 註21:《顧維鈞回憶錄》(第一冊),頁341-342。
  • 註22:《顧維鈞回憶錄》(第一冊),頁342。
  • 註23:《顧維鈞回憶錄》(第一冊),頁341。
  • 註24:《顧維鈞回憶錄》(第五冊),頁209。
  • 註25:唐德剛:《編撰〈顧維鈞回憶錄〉及民國外交史雜記》,載復旦大學中外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編:《顧維鈞與中國外交》,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頁1。
  • 註26:戴海斌:《從「北洋外交」研究看近代外交史研究的新取向》。
  • 註27:《顧維鈞回憶錄》(第一冊),頁372。
  • 註28:《顧維鈞回憶錄》(第一冊),頁266。
  • 註29:張玉法:《民國初年的政黨》,長沙:岳麓書社,2004年版,頁12-13。
  • 註30:《顧維鈞回憶錄》(第七冊),頁64。
  • 註31:《顧維鈞回憶錄》(第一冊),頁397。
  • 註32:曹汝霖(1877-1966):上海人,清末民初的政治家、外交家,新交通系首領。袁世凱執政時期任外交次長。五四運動期間,與陸宗輿、章宗祥一同被列為「賣國賊」。此後,轉入金融和實業界,任交通銀行總經理。1927年,任張作霖軍政府財政委員會委員長。1949年後,先赴台灣,後居於美國。
  • 註33:陸宗輿(1876-1941):浙江人,新交通系要人。早年入早稻田大學高等師範部法制經濟科,清末在外交、財經領域任職。入民國,任中國駐日本全權公使、幣制局總裁、臨時參政院參政等職,經手西原借款。北京政府倒台後,寓居天津及北平。

誰說弱國無外交(下):在外交上,顧維鈞發現蔣介石尚未培養起來的品質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