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說弱國無外交(下):在外交上,顧維鈞發現蔣介石尚未培養起來的品質

誰說弱國無外交(下):在外交上,顧維鈞發現蔣介石尚未培養起來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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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就外交領域而言,顧維鈞發現,北京政府侷限於在技術層面對待不平等條約,而「未能向民眾提供一個明確的民族目標,並藉此有效地確立和實施其權威。」而這些要素,恰為後來國民黨和共產黨政權所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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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說弱國無外交(上):中國百餘年「唯一」的外交家,只有顧維鈞一人

北洋政府是如何運作的?

被後世史家妖魔化的北洋政府,究竟是如何運作的?沒有人比顧維鈞更有資格說出真相了。顧氏指出,北京政府的管理方法相當簡單。「內閣例會通常一週三次。總是在每星期二、四、六的上午。」一般說來,內閣需要考慮和決定的問題共有三類:第一類是總統要內閣提出或草擬的命令,第二類是總理或其辦公廳提出的各項問題,第三類是北京各部提出的問題或報告。

內閣會議出席者僅為總理和各總長或代理總長。討論或辯論無從記錄,只將決議記錄在案。各部總長提出本部門的人事議案,其他部門首長很少提出不同意見,彼此保持相當之尊重。偶爾總統也在總統府召集內閣會議。在這種會議上,總統擔任主席,討論某項問題。在顧維鈞的經驗中,「討論一向是自由的。雖然討論軍事問題時文職各部主管很少參與意見,但在問題涉及外交政策或外交關係或國內政治形勢時,討論即很普遍,常常每一閣員都會表示自己的看法。」(註1)即便是強勢的袁世凱,也樂於傾聽下屬意見。

反之,在南京政府時代,蔣介石比北洋政府任何一名總統都更稱得上獨裁者。顧維鈞發現,中國難以有系統地發展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因是,「缺乏互諒的精神和不能理解言論自由的原則。」

顧氏舉了一個發人深省的例子:1942年,蔣介石召集25名最高級的官員討論對英條約事宜。蔣力主向英國提出收回香港。顧氏認為,戰時不應就收回香港問題與英國爭執,實際上中國也沒有實力收回香港。他是會上唯一不同意蔣介石觀點的人。在聽到顧氏的發言後,蔣很不高興地宣布散會。大家魚貫而出。王寵惠、孫科、吳鐵城等一個個都拍著顧氏的肩膀說:「我們的看法跟你完全一致。」顧氏反問說:「為什麼你們在會上說同意另一種看法?」他們回答說:「委員長不喜歡在會上被反駁。」顧氏又問:「那他為什麼要召集會議呢?」他們對此問題沉默是金,反倒讓顧氏顯得像是一頭衝進瓷器店的公牛。顧氏萬分感嘆說:「相反意見之間的互相容忍和對民主原則的理解,這是我們尚未培養起來的品質,在我們的傳統中是找不到的。」

如果當時蔣介石收回香港的努力真的成功,他所獲得的僅僅是暫時的民族主義快感。以國民黨的行政能力,根本無法治理香港,香港很可能發生台灣「二二八」那樣的慘案。而且,香港不像台灣,沒有台灣海峽跟中國隔離,在國共內戰中,國民黨不可能守住香港——若共產黨順勢佔領香港,香港就會提前半個世紀遭到殘酷奴役。

以顧維鈞的觀察,北洋政府大部分高級官員都是清廉的——與此後的國民黨和共產黨政府相比,腐敗程度要低得多。以顧氏本人為例,他斷然拒絕了多次賄賂的企圖。

最讓他生氣的一次是,美國聯邦無線電公司和日本三井洋行都想找關係在北京建立無線電臺。這是在亞洲大陸開無線電通訊之端,日本和美國兩國非常重視此事,日本人找到海軍部,美國人找到交通部,兩方僵持不下。外交部的意見就尤為重要,兩國公使都來找外交總長顧維鈞表態。有一天,美國聯邦無線電公司代表請求到顧家會面。該代表直截了當地表示,公司願意特別奉送外交總長或外交部一筆「交際費」。顧氏大為吃驚,並感到憤怒。他當即中止談話,並警告說,「作為到過美國的人,我不覺得這樣的建議在美國是正當業務。」

過後,顧維鈞讓秘書打電話請美國公使舒爾曼博士過來。顧維鈞坦率地告知此事,並強調說,如果美國方面希望得到優待,就不能如此操作,「這樣讓我陷入非常尷尬的地位,並且損及我和我所在的內閣中大多數同事對美國公司所持的贊同態度。」顧氏建議說,美方應當讓這位代表回國,「否則我不再處理無線電臺的事務。」舒爾曼博士對此非常惱火,他告知一定照辦。於是,一個星期之後,那個企圖行賄的公司代表即離開了中國。(註2)

顧維鈞當過財政總長和外交總長,他認為財政總長比外交總長難當——北洋末期,國庫空虛,有時連官員和軍警的薪水都發不出來。此前九任財長,不是被殺、被關,就是逃亡。1926年6月,顧氏剛當上財長,就發生了中國銀行支票不能兌現、軍警包圍其官邸和國務院的荒唐事。(註3)

不過,財政部是富部,外交部是窮部。總長及以下各級官員的薪水標凖是一樣的,特別津貼卻有很大差異。顧氏指出,就個人薪水而論,外交使節的薪水比京官要高。民國初期駐外公使為簡任,月薪1800元,大約在外國工作和生活所需費用更多。在北京的各部總長,月薪為1000元,次長為800元和600元兩個等級。顧維鈞本人作為外交總長領取1000元月薪,算是高薪,北洋政府的薪酬方式是「高薪養廉」。中央部會精兵簡政,沒有國民黨和共產黨政府人浮於事和「人多不做事」的現象。(註4)

顧維鈞可以維持體面和西化的生活。顧維鈞的一生,在海外生活的時間多於在中國生活的時間,他的生活習慣和政治思維方式都是西方式的,或者說美國式的,正像他自己所說:「我對問題的看法,往往不像一般中國人,而是更接近於西方人。」他的一生與美國結下不解之緣,且有一套完整的「美國觀」。顧氏之外交戰略,一言以蔽之,「賴美為助」,即依賴美國,對抗日本和蘇俄。經歷了巴黎和會、華盛頓和會以及南京政府取代北京政府、共產黨興起等國際、國內事件,他對日本和蘇俄的狼子野心洞若觀火,認為中國的富強和民主離不開美國的幫助。

20世紀中國歷史的發展被其不幸而言中:哪個時代反美,就是中國最黑暗的時代;哪個時代親美,就是中國有一線光明的時代。(註5)顧氏對美國的基本認識是:美國不是帝國主義。他對「帝國主義」一詞如此解釋説:「這個詞主要是指一種主張殖民主義的政策,而非意指政體。」以此而論,美國在世界列強中是較少推行殖民主義政策的。顧氏一向重視研究外交史,他說:「從中國的外交史上來看,英國同德、俄、日、法各國一樣,一向被視為帝國主義列強……」在顧氏開列的帝國主義名單中,美國不在其中,他認為與列強在華推行的殖民政策相比,美國的程度顯然較低。(註6)

1944年8月至10月,顧維鈞率團赴美參加敦巴頓橡樹園會議。這時,國軍在日軍一號作戰的打擊下一再潰退,美國提出由史迪威(Joseph Stilwell)指揮中國軍隊,蔣介石感到受辱,予以嚴拒。中美關係一度惡化。顧氏的意見與蔣相反,他認為:「美國是我們最好的朋友和盟國,畢竟對中國並無任何政治或帝國主義野心。」他主張效法英國,向美國交出軍事指揮權——英國所求的是戰爭的勝利,而不是保持面子。顧氏對孔祥熙說:「如果必要的話,就接受美國的要求……英國也正在這樣做。它對美國就持依從和忍讓的態度。」(註7)然而,蔣介石死愛面子,不肯退讓,反倒認為顧氏「膽小」。

在20世紀之東亞政壇上,思維方式及生活習慣最為西化、也最親美的政治家,在中國為顧維鈞,在日本為吉田茂。顧維鈞比吉田茂小10歲,卻青年得志,1927年時已成為北洋政府總理;吉田茂大器晚成,1927年時只是日本外務省駐奉天總領事。1927年之後,中國政權更迭,顧維鈞由北洋政府總理回歸職業外交家之身份,擔任過南京政府駐美大使等職;吉田茂卻由外交家蛻變成政治家,在二戰結束後出任帶領日本走出戰敗國之陰霾的首相。兩人的人生之路可謂逆向而行:中國為二戰之戰勝國,國民政府卻被共產黨武力顛覆,共產中國加入反美的蘇聯共產集團,顧維鈞引領中國走向西化、走向民主自由的夢想破滅了;日本雖為戰敗國,卻在親美派代表人物吉田茂的帶領下,謙卑地接受美國之規訓,成功移植美式民主制度,吉田茂和日本美夢成真。走過軍國主義彎路的日本,戰後成為東亞最成功的民主國與文明國;反之,中國數十年來沉浸在反美、反西方的精神狂歡之中,至今仍徘徊在現代國家大門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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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為什麼崩潰?

北京政府為何失敗?或者換一種提問方式:民國初年建立共和憲政的努力為何失敗?顧維鈞意味深長地説:「民主不能在一夜之間產生。」(註8)顯然,當時中國的現代化水平、民主政治文化傳統、市民社會等宏觀結構因素尚沒有充分具備,鞏固民主成功的可能性幾乎沒有。(註9)再加上激進思潮湧入,尤其是一戰之後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很快吸引知識界的人心,使民主、共和、人權、自由這些普世價值不再被信仰,而不被信仰的價值必然枯萎。

顧維鈞晚年在其回憶錄中,談及1927年政權轉移的歷史,傷感地回顧了北京政府的覆亡過程,並透過歷史煙雲作出獨特分析。

本來力量薄弱的國民黨為何能在北伐之戰中取勝?顧氏認為,在政府運作層面,北京政府的文官系統與軍閥貌合神離,而國民黨是「文武雙方密切配合,都是同一黨派的一部分」;在民心向背上,民心明顯偏向南方;在組織形態上,北洋只是鬆散的軍事-政治集團,而北伐軍似乎有一種「中國前所未有的新因素」,就是「支持軍事的政治組織」,「國民黨在政治上組織得很好,它把許多政治幹部先於部隊派遣出去,為民眾接納國民黨的部隊做好準備;只要部隊一佔領城鎮,政治幹部就能夠立即把民眾組織起來,所以國民黨的事業就得以前進。新的政治因素加強了軍事力量。」反之,北方軍閥的方法和觀點都相當陳舊,「他們沒有把政治觀點加以綜合運用,以迎合民眾的期望。」(註10)

就外交領域而言,顧維鈞發現,北京政府侷限於在技術層面對待不平等條約,而「未能向民眾提供一個明確的民族目標,並藉此有效地確立和實施其權威。」北京政府的外交類似「19世紀式的主權國家」之外交,本質上是不太進行「組織」、「宣傳」、「動員」和「解釋」的政權,不擅長意識形態作業,既未能在對外政策上形成充分共識,又不具備向國內說明外交成果的機制,而這些要素,恰為後來國民黨和共產黨政權所共有。(註11)進入20年代,北洋政府難以應對革命、民族主義、社會主義興盛的潮流,面對國共聯手的挑戰,終於失勢。(註12)

關於共和失敗的原因,在更宏觀的文化傳統、民族性格、菁英及民眾素質等方面,顧維鈞有諸多論述。他認為,首先,中國沒有「代議政治傳統」,「就民主制度或代議政治而言,在中國是沒有傳統的,而傳統在中國卻至關重要。」中國政治很早形成了「擁有無限權力的國家元首為國家首腦的中央集權國家。」皇帝君臨一切而居於萬民之上,對其治下全體百姓的生命財產擁有絕對權力,卻不需要對任何人負責。對皇帝的規勸和諍諫是否被採納,沒有制度性保障,僅僅取決於皇帝個人的品德。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皇權思想並未改變,想當皇帝的人層出不窮。

其次,在中國鄉村,沒有北美城鎮議會中「美國式民主的基礎。」(註13)換言之,中國傳統的鄉紳自治未能發展成現代民主政治的雛形。民國建立之後,雖然人人都在談論民主政治,但如何實踐民主政治,卻很少有人明白。

第三,北京政府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個權力分支機構未能有效運作,政黨政治尤其拙劣。政黨組織不具備應有的效率,國會議員中的大多數並不忠於其作為人民代言人的職能,只是將他們的地位和特權當作政治武器。「他們不理解賦予國會的權力是一個有秩序的立憲政府的必要部分。」國會議員們使國會信譽掃地,妨礙了這一立憲機構的正常工作。政府從總統而下,對於國會的立法職能的理解相當不足。總統或總理不像完全明了國會在政府中應起的並理應為政府部門尊重的合法作用。「他們不把國會看成是憲法規定的機構,有權根據憲法行事,如批准內閣成員提出的財政措施。」永無休止的國會、內閣、總統府的「三角衝突」,導致了北京政府的解體。(註14)

第四,中國民眾缺乏對法治的重要性的認識。顧氏舉出一個有趣的例子:1924年,當他第三次出任總理時,一位遠親特地從上海跑來找他。這位親戚開了家銀行,希望獲得發行紙幣的資格。顧氏說,不可能賦予他如此不合法律的特權。這位親戚說,正是因為不合規定,才來找他通融、幫忙。「你是歸國留學生,你不完全熟悉中國人的生活和中國辦事的方式。你又怎麽能夠管理政府。」顧氏回答說,我也許不熟悉這些方式,但「我現在跟你談的是法律。」這位親戚又說:「法律總不能高過情面。」(註15)可見,人們並不把法律當真。中國人認為,儒家倫理規範高於正式制定的法律制度,甚至對法律充滿敵意。(註16)

北京政府是生不逢時的「早產兒」。顧維鈞「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地幫助北京政府,是為避免國民黨掌權這個更壞的結果。同樣,他幫助國民黨政權,也是為避免共產黨掌權這個更壞的結果。然而,1940年代中後期,國民黨政權的崩潰比1927年的北京政府的崩潰更快。儘管如此,顧氏表示,他仍要為國民黨政權工作,「在美國政府頗不友善的態度下為國家盡心竭力。」(註17)

1949年8月5日,美國杜魯門(Harry S. Truman)政府發表《美中關係白皮書》,嚴厲譴責國民政府腐敗無能。顧氏的反應是:「美國已經一筆勾銷了國民黨中國。」(註18)顧氏更在回憶錄中追問:「我自己仍不能解答的一個主要問題是:在我們完成抗戰大業後,為什麼下坡路走得如此快,以致危及政府的繼續存在,和為什麼共產黨會得勝?」

晚年,顧維鈞旅居美國,靜心撰寫長達600萬字、共13卷的回憶錄。1972年9月,毛澤東出於統戰目的,委託出席聯合國大會的中國代表團成員、章士釗的養女章含之,以他個人名義去拜訪顧維鈞。章含之是顧維鈞一生中除了李大釗、鄧發、董必武之外接觸過的極少數共產黨員。「他極有興趣地問了大陸的許多情況。但回避了訪問大陸的邀請。」(註19)顧氏以「身列共產黨戰犯名單」為由拒絕——他知道中華民國「代總統」的李宗仁回中國後的境遇,又怎麽可能上鈎呢?


註釋:

  • 註1:《顧維鈞回憶錄》(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版,頁362。
  • 註2:《顧維鈞回憶錄》(第一冊),頁369-370。
  • 註3:金光耀:《顧維鈞傳》,石家莊: 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頁131。
  • 註4:與顧維鈞的薪水相比,當時從事各種職業的人士的收入如下:根據1927年六月公布的《大學教員資格條例》二十條及《大學教員薪俸表》規定,教授月薪為五百元,副教授月薪為三百四十元,講師月薪為兩百六十元,助教月薪為一百八十元。在上海,巡警月薪為十元至十三元,巡長月薪為十六元至十八元,科長月薪為三十元,見習醫生月薪為八元。在漢口,紡紗女工月薪為三十元左右,營業員最高可達四十元左右。與收入相對照,當時的物價情況大致為:在北京,豬肉一斤零點一六元,四十個豬肉餃子加上兩碗小米粥和一盤白糖的一餐為兩毛二分錢;在上海,豬肉一斤為零點二八元,棉花一斤為零點四八元,梗米一擔為四元,煤炭一擔為零點一四元,煤油一斤為零點零六元,肥皂一塊為零點零五元,活雞一斤為零點三七元,食鹽一斤為零點零四三元,白糖一斤為零點零九六元;在漢口,麻油一斤為零點二元,雞蛋一斤為零點二元,豬肉一斤為零點三元,鯉魚一斤為零點零五元。以金價而論,上海每兩約三十七元,漢口每兩約六十五元。以地價而論,上海近郊土地每畝為一百至一百五十元,漢口則為八十四元左右。見朱華詳:《1927:毛澤東、蔣介石之權力轉折元年》,台北,思行文化,2014年版,頁646-647。
  • 註5:一九七九年,鄧小平復出後首次訪美,陪同鄧小平出訪的社科院副院長李慎之在飛機上問鄧小平:「我們為什麼要這麼重視同美國的關係?」鄧小平回答說:「回頭看看這幾十年來,凡是和美國搞好關係的國家,都富起來了。」這是鄧小平一生中說過的少數真話之一。
  • 註6:鄧野:《從〈顧維鈞回憶錄〉看顧氏其人》,北京《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6期。
  • 註7:《顧維鈞回憶錄》(第五冊),頁437。
  • 註8:《顧維鈞回憶錄》(第一冊),頁373。
  • 註9:嚴泉:《失敗的遺產:中華首屆國會制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頁307。
  • 註10:《顧維鈞回憶錄》(第一冊),頁287-288。
  • 註11:國家政權之不能適應社會運動,而戕害到自身正當性,北洋政府是為一例。參閱周斌:《輿論、運動與外交——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民間外交研究》,北京:學苑出版社,2010年版。
  • 註12:戴海斌:《從「北洋外交」研究看近代外交史研究的新取向》。
  • 註13:《顧維鈞回憶錄》(第一冊),頁350。
  • 註14:《顧維鈞回憶錄》(第一冊),頁353-354。
  • 註15:《顧維鈞回憶錄》(第一冊),頁356。
  • 註16:布迪(DerkBodde)、莫里斯(Clarence Morris):《中華帝國的法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頁6。
  • 註17:《顧維鈞回憶錄》(第七冊),頁71。
  • 註18:金光耀:《顧維鈞傳》,頁265。
  • 註19:章含之:《風雨情》,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頁111-112。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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