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開放40年只感謝10個外國人，李光耀如何成為「其中一位」？

文：沈澤瑋

星中關係何止回暖。中國改革開放40年，感謝國內100人和國外10人所做的貢獻，其中一位就是新加坡已故建國總理李光耀。

2018年12月18日，中國慶祝改革開放40週年大會，李光耀是獲頒「中國改革友誼獎章」的10名外籍人士之一，也是唯一的東南亞國家政治人物。他獲中國官方評價為「推動新加坡深度參與新加坡改革開放進程的政治家」。

以40年的跨度來說，10人名單非常短。新加坡這麼一個在世界地圖上毫不起眼的小國已故領導人入列，可說是對李光耀的高度評價，也是對星中關係的一種肯定。按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王滬寧的說法，獲表彰的外籍人士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李光耀這位「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是如何推動新加坡深度參與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的呢？中共黨報《人民日報》旗下《環球時報》網站是這麼介紹的：

李光耀（1923年09月16日~ 2015年03月23日），新加坡華人，祖籍廣東省梅州市大埔縣高陂鎮黨溪鄉，畢業於新加坡萊佛士學院，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創始人之一。 曾任新加坡總理（開國元首）。

李光耀在70年代末開始與中國大陸交往，雙方都放棄了60年代時敵對的政策，李光耀會晤過多位中國領導人，對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制定方面有重要影響。

有學者總結，李光耀曾助力推動中國改革開放進程。早在1978年，中國改革開發前夕，鄧小平就曾去新加坡考察，從李光耀那獲得啓發，學習新加坡發展經濟和治理國家的經驗，並由此堅定了改革開放的決心和信心。

上世紀90年代，李光耀退居二線，但仍然在推動中新的第二輪合作，即新加坡在中國的直接投資，建立了蘇州工業園區，由此通過帶動一個城市的發展，進一步拉動了長三角經濟的飛速發展，開創了國家經濟合作新模式。

在本世紀初，李光耀又推動了中新第三輪合作，建立了一種更加環保、更具生態意義的經濟模式，即在天津建立了新加坡生態工業園區，將一種新的生態經濟模式引入中國。

李光耀曾表示，中國自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政治穩定，經濟快速發展，社會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這不僅造福中國人民，也為地區和世界和平繁榮作出了重要貢獻。

500多字的短文雖然細節不多，但基本概括李光耀生前為推動新加坡深度參與中國改革開放進程所作的努力。

回想起2008年，鄧小平訪問新加坡30週年，同時也是中國改革開放30週年，中國和新加坡學術界就中國借鑒新加坡經驗的課題發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其中有一種觀點認為，鄧小平當年所說的借鑒新加坡經驗及對新加坡的美言，僅僅是「一句客套話」。

十年後的今天，中共借改革開放40週年肯定李光耀的貢獻，已徹底扳倒所謂「客套話」論了。

1978年鄧小平到訪新加坡

一切回到40年前。歷史性的一刻定格在1978年11月12日這一天。鄧小平到訪新加坡，李光耀親自到機場接機。此後，兩位領導人建立起很好的互信關係，也開啓了新加坡參與中國改革開放的不解之緣。

作為歷史片段的參與者，新加坡前外交部長楊榮文和巡回大使許通美前不久撰文，描述當年兩位老人在特定歷史時空下的互動細節。

許通美在《聯合早報》中國改革開放40年特輯中談到鄧小平與李光耀的情誼：「雖然鄧小平與李光耀在1978年11月只見面三天，這次會議讓兩位偉人建立了特殊的關係。他們彼此欣賞尊重，建立了互信關係。1978年後，鄧小平沒有再訪問新加坡。但李光耀1980、1985和1988年，分別三次在中國與鄧小平再度會面。」

星中在1990年才正式建交，由此可見，兩國之間很多密切往來在還未建交之間就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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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一個「疏遠了的親戚」能取得成就

楊榮文在11月12日刊於《聯合早報》的文章透露：

那是1978年11月，他（鄧小平）並不是因為新加坡的發展水平而受到啓發。如果是這樣的話，日本或西方的許多城市將會給他留下更深刻的印象。新加坡特別之處，在於它代表了一個疏遠了的親戚所能取得的成就。在中國以外，沒有任何國家的人口以華人佔多數。

當事人李光耀在《李光耀觀天下》一書中描述，鄧小平到訪時向自己透露：

「你們有一座美麗的城市，一座花園城市。」李光耀向他表示感謝，但補充道：「你們完全可以做得比我們更好，因為我們是中國南方沒有土地的農民後代。你們有學者，有科學家，有專家。你們將比我們做得更好。」鄧小平當時沒有回答李光耀，只是用銳利的目光看著他，隨後繼續轉向另一個話題。

說到發展經濟，日本或許是中國的重點學習對象，但新加坡這個華人佔大多數、又是「低學歷苦力後代」的國家也能夠把經濟搞好，這肯定給了鄧小平莫大的啓示：新加坡能，中國也能，甚至更能。

回國後中國啟動改革開放，明確提學習新加坡

就在鄧小平回到中國後的一個月，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帷幕，隨之而來的一場翻天覆地的巨變，不只釋放了中國巨大市場的活力，也改變了14億中國人民的命運。

1992年，年事已高的鄧小平在南巡談話中，更是明確提出要學習新加坡。他說，「新加坡的社會秩序算是好的」，「我們應當借鑑他們的經驗，而且要比他們管得更好」。此後，學習新加坡模式的熱潮一度在中國應運而生。

知名學者鄭永年曾經撰文分析，到了1990年代，在經歷八九政治風波、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之後，鄧小平需要處理中國當時面臨的經濟發展與政治秩序之間的關係問題，在那樣的時代背景下，新加坡再次成為鄧小平的關注對象。

而那個時候的李光耀雖然已經退居二線，仍積極推動星中關係發展。在李光耀的提議下，星中在1994成立了蘇州工業園區，新加坡通過這個合作項目幫助培訓中國官員，同時也分享我們在吸引外資以及建設工業區方面的知識和經驗。

2007年，當環保問題成為制約中國發展的短板時，新加坡向中國建議聯手打造生態城，促成了天津生態城這個第二個國家級合作項目。2013年，在中國的建議下，兩國同意在中國西部地區開展第三個國家級合作項目——中新（重慶）戰略性互聯互通示範項目。

同個時候，新加坡也與中國建立了多個合作機制及對話平台，包括副總理級的星中雙邊合作聯合委員會及地方政府級的經貿理事會。

李光耀不只推動新加坡深度參與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也鼓勵新加坡企業去中國投資。不只是政府層面，還有許許多多的新加坡商人和高管都被吸入中國改革開放的浪潮中，小伙子一頭栽進，轉眼已是中年人。

為了星中關係，李光耀生前到訪中國30多次，與中國國領導人建立了良好互動。在中國經歷八九政治風波後，李光耀協助中國突破西方的外交封鎖，也使新加坡在上世紀90年代能夠成為中國重視的合作夥伴。

Photo Credit: AP /達志影像

「汪辜會」、「習馬會」都在新加坡舉行

1993年，李光耀更是憑借自己長期與台海兩岸建立起的聯繫，促成了首次汪辜會談在新加坡舉行。因為新加坡與兩岸特殊的聯繫，2015年11月，歷史性的兩岸領導人「習馬會」也在新加坡中舉行。2015年也是新加坡建交25週年，到訪新加坡的習近平在演講中緬懷李光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