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撿破爛」的偉大美國小說家:我為何還留著轉盤式電話

「撿破爛」的偉大美國小說家:我為何還留著轉盤式電話
Photo Credit: Clemson @ Flickr CC BY 2.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當然,在某種程度上,每一個不夠富裕的人都要學習應付孱弱的設備,而有些人就是比他人徒勞。但我珍惜那些用半毀機器寫文章的回憶,不單是因為它們能證實我的本性。對我來說,那部破舊但仍堪用的Amdek的形象,也是美國長久破爛的形象。過時,是我國癡戀科技的主產品。

文:強納森‧法蘭岑(Johnathan Franzen)

冒充成城堡的倉庫不多,而其中一間,賓夕法尼亞州道爾斯頓的莫瑟博物館,無疑是規模最大的之一。

那座博物館有一百呎高,有常見於少年感化院或小孩堆的沙堡的平坦表面和方形塔樓,完全用混凝土澆灌建成。它是在一九○○年代由名叫亨利.莫瑟(Henry Mercer,美國建築師)的怪人所建,部分是為混凝土做廣告,部分拿來存放他舉世無雙的工具收藏 ── 那些工具在美國工業化之後便派不上用場。

莫瑟走遍變遷世界中的車庫和拍賣會,把每一種你想得到的補鞋匠鞋楦、蘋果榨汁機和鐵匠的風箱帶回巴克斯縣,還有一艘連魚叉都齊備的捕鯨艇。在博物館最高的那座塔樓裡,你會看到一座活板門式的絞刑架和一部馬拉的靈車。數十部手工雕刻的雪橇和搖籃,則被亂七八糟地釘在七樓天井的混凝土圓頂天花板上。

莫瑟博物館可以是個嚴寒的地方。我最近一次是在十二月的下午造訪,將近參觀完畢時,我完全聚精會神於一樓的展品,因為一樓有暖氣。而在那裡,大出我意料的是,我看到我的電話機,被放在貼有「過時技術」標籤的玻璃櫃裡。

我的電話是AT&T轉盤撥號式黑色基本款,一開始是一九八二年向當時的新英格蘭貝爾電話公司承租,兩年後,在「貝爾媽媽」解體的混亂中,我把它買了下來(印象中好像沒付錢)。莫瑟那支跟我的一模一樣的機器,被擱在一堆八軌磁帶上,看來不太安穩。這種配對立刻讓我感傷起來。

八軌磁帶是最多人拿來比喻廢棄物的老哏之一,散發著雷康尼夫(Ray Conniff,美國音樂人)和粗條紋燈芯絨的惡臭。反觀轉盤式電話,它仍驕傲地在我的客廳服勤。如果你想跟我談現代 ──不久前我才用它向408區碼(指加州聖荷西、聖塔卡拉拉)訂了電腦周邊設備。

莫瑟的展示是明顯的挑釁。我愈試著不去想它,就愈覺得自己被指控。

例如,我發現自己得花很大力氣,才能忽視我有進臥房撥打按鍵式電話的事實 ── 現在我要查帳戶結餘、班機資訊和火車時刻都要靠它。我發現,憎恨把轉盤電話貶為次級品的語音系統(請稍候由接線生為您服務)也很費勁。簡單地說,我察覺到相互依存的情況。我的轉盤式電話已失去應付現代生活的能力,但我繼續為其掩護,甚至放在樓下展示,因為我愛它,且害怕改變。

它也不是唯一一件我以這種方式保護的事物。我突然發現,我有一整套功能失調家族的過時機器。

我的電視機是一個笨重的舊東西,除非當天線用的延長線直接接觸我的皮膚,不然螢幕就只會有「雪花」。為幫助我的電視取得畫面,我已經用姆指和食指捏住尖銳的銅線不下數百小時,我常在想,還有比這陰森的相互依存嗎?

至於卡式錄放影機,碰巧,與我偕行參觀莫瑟博物館的那個朋友,前一晚踏出從洛杉磯飛來的班機時,手上的塑膠購物袋裡就裝著一部卡式錄放影機。他把它送給我,以免我一直叨念自己沒有。

我仍在叨念我沒有CD播放器,也假裝沒有CD。但一年多來,我一直發現自己在朋友家裡,在借來的公寓裡,甚至在藝術家聚集的圖書館,偷偷把只發行CD的出版品轉拷成卡帶。然後我會拿去卡式錄放音機播放,忘記它們從何而來 ── 直到我需要再轉拷另一張CD為止;這是相互依存所促成、可悲的反覆動作之一。

在那個寒冷的十二月下午,莫瑟博物館的展覽就像現代世界賞我的一巴掌:你該長大了。該讓轉盤電話退休了,是該記起改變有益健康的時候了,接受必然發生的事是健康的。如果你不當一回事,三十五歲就很老、很老了。

但事隔數個月寫這篇文章時,我的轉盤式電話還在服役。

我把器具的過時看作一種性格缺陷,我,就像癮者的配偶,會盡力彌補。事實是,那種缺陷,那種疾病,是我與生俱來。過時,是我自己過時。它直接衍生自我以何維生和不以何維生。

我之所以留著轉盤式電話有兩個原因,而這兩個原因的根本,都是我過著小說作家的生活。

原因一,較明顯的一個,是雖然電話很便宜,卻不是免費。一位年輕藝術家通常只能賺到四位數的收入,不得不節儉度日。如果嚴肅小說的讀者呈倍數成長,讓我可以騰出一百二十九元買CD播放器,我會很高興。但有誰真的認為,人們會突然開始閱讀較文學的小說呢?

在他們愛讀小說,以及太陽打西邊出來之前,我就是兩個過時得無可救藥的價值系統的實際繼承人:我父母的世代,即經濟大蕭條年代的儉約,以及我兩個哥哥的世代,即六○年代的激進主義。

六○年代的民眾天真得納悶:「我為什麼要工作一整個星期,然後把更多消費金額投入一個腐敗和無人性的系統?」這不是一個現在你仍時常聽到的問題,大概只有工作時間長而漫不經心的藝術家和作家會問。而且,就連我們也覺得儉約造成的過時,不特別受歡迎。

在《布麗姬的筆記》(The Notebooks of Malte Laurids Brigge)這本書中,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比較了詩人的發展和威尼斯的歷史。他形容威尼斯是個無中生有的城市,在「森林沉沒後的空地發憤圖強」,是「堅強的身體,為生活脫衣」,是「資源豐富的國家,卻拿它貧窮的鹽和玻璃交換諸國的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