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撿破爛」的偉大美國小說家:我為何還留著轉盤式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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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在某種程度上,每一個不夠富裕的人都要學習應付孱弱的設備,而有些人就是比他人徒勞。但我珍惜那些用半毀機器寫文章的回憶,不單是因為它們能證實我的本性。對我來說,那部破舊但仍堪用的Amdek的形象,也是美國長久破爛的形象。過時,是我國癡戀科技的主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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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強納森‧法蘭岑(Johnathan Franzen)

冒充成城堡的倉庫不多,而其中一間,賓夕法尼亞州道爾斯頓的莫瑟博物館,無疑是規模最大的之一。

那座博物館有一百呎高,有常見於少年感化院或小孩堆的沙堡的平坦表面和方形塔樓,完全用混凝土澆灌建成。它是在一九○○年代由名叫亨利.莫瑟(Henry Mercer,美國建築師)的怪人所建,部分是為混凝土做廣告,部分拿來存放他舉世無雙的工具收藏 ── 那些工具在美國工業化之後便派不上用場。

莫瑟走遍變遷世界中的車庫和拍賣會,把每一種你想得到的補鞋匠鞋楦、蘋果榨汁機和鐵匠的風箱帶回巴克斯縣,還有一艘連魚叉都齊備的捕鯨艇。在博物館最高的那座塔樓裡,你會看到一座活板門式的絞刑架和一部馬拉的靈車。數十部手工雕刻的雪橇和搖籃,則被亂七八糟地釘在七樓天井的混凝土圓頂天花板上。

莫瑟博物館可以是個嚴寒的地方。我最近一次是在十二月的下午造訪,將近參觀完畢時,我完全聚精會神於一樓的展品,因為一樓有暖氣。而在那裡,大出我意料的是,我看到我的電話機,被放在貼有「過時技術」標籤的玻璃櫃裡。

我的電話是AT&T轉盤撥號式黑色基本款,一開始是一九八二年向當時的新英格蘭貝爾電話公司承租,兩年後,在「貝爾媽媽」解體的混亂中,我把它買了下來(印象中好像沒付錢)。莫瑟那支跟我的一模一樣的機器,被擱在一堆八軌磁帶上,看來不太安穩。這種配對立刻讓我感傷起來。

八軌磁帶是最多人拿來比喻廢棄物的老哏之一,散發著雷康尼夫(Ray Conniff,美國音樂人)和粗條紋燈芯絨的惡臭。反觀轉盤式電話,它仍驕傲地在我的客廳服勤。如果你想跟我談現代 ──不久前我才用它向408區碼(指加州聖荷西、聖塔卡拉拉)訂了電腦周邊設備。

莫瑟的展示是明顯的挑釁。我愈試著不去想它,就愈覺得自己被指控。

例如,我發現自己得花很大力氣,才能忽視我有進臥房撥打按鍵式電話的事實 ── 現在我要查帳戶結餘、班機資訊和火車時刻都要靠它。我發現,憎恨把轉盤電話貶為次級品的語音系統(請稍候由接線生為您服務)也很費勁。簡單地說,我察覺到相互依存的情況。我的轉盤式電話已失去應付現代生活的能力,但我繼續為其掩護,甚至放在樓下展示,因為我愛它,且害怕改變。

它也不是唯一一件我以這種方式保護的事物。我突然發現,我有一整套功能失調家族的過時機器。

我的電視機是一個笨重的舊東西,除非當天線用的延長線直接接觸我的皮膚,不然螢幕就只會有「雪花」。為幫助我的電視取得畫面,我已經用姆指和食指捏住尖銳的銅線不下數百小時,我常在想,還有比這陰森的相互依存嗎?

至於卡式錄放影機,碰巧,與我偕行參觀莫瑟博物館的那個朋友,前一晚踏出從洛杉磯飛來的班機時,手上的塑膠購物袋裡就裝著一部卡式錄放影機。他把它送給我,以免我一直叨念自己沒有。

我仍在叨念我沒有CD播放器,也假裝沒有CD。但一年多來,我一直發現自己在朋友家裡,在借來的公寓裡,甚至在藝術家聚集的圖書館,偷偷把只發行CD的出版品轉拷成卡帶。然後我會拿去卡式錄放音機播放,忘記它們從何而來 ── 直到我需要再轉拷另一張CD為止;這是相互依存所促成、可悲的反覆動作之一。

在那個寒冷的十二月下午,莫瑟博物館的展覽就像現代世界賞我的一巴掌:你該長大了。該讓轉盤電話退休了,是該記起改變有益健康的時候了,接受必然發生的事是健康的。如果你不當一回事,三十五歲就很老、很老了。

但事隔數個月寫這篇文章時,我的轉盤式電話還在服役。

我把器具的過時看作一種性格缺陷,我,就像癮者的配偶,會盡力彌補。事實是,那種缺陷,那種疾病,是我與生俱來。過時,是我自己過時。它直接衍生自我以何維生和不以何維生。

我之所以留著轉盤式電話有兩個原因,而這兩個原因的根本,都是我過著小說作家的生活。

原因一,較明顯的一個,是雖然電話很便宜,卻不是免費。一位年輕藝術家通常只能賺到四位數的收入,不得不節儉度日。如果嚴肅小說的讀者呈倍數成長,讓我可以騰出一百二十九元買CD播放器,我會很高興。但有誰真的認為,人們會突然開始閱讀較文學的小說呢?

在他們愛讀小說,以及太陽打西邊出來之前,我就是兩個過時得無可救藥的價值系統的實際繼承人:我父母的世代,即經濟大蕭條年代的儉約,以及我兩個哥哥的世代,即六○年代的激進主義。

六○年代的民眾天真得納悶:「我為什麼要工作一整個星期,然後把更多消費金額投入一個腐敗和無人性的系統?」這不是一個現在你仍時常聽到的問題,大概只有工作時間長而漫不經心的藝術家和作家會問。而且,就連我們也覺得儉約造成的過時,不特別受歡迎。

在《布麗姬的筆記》(The Notebooks of Malte Laurids Brigge)這本書中,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比較了詩人的發展和威尼斯的歷史。他形容威尼斯是個無中生有的城市,在「森林沉沒後的空地發憤圖強」,是「堅強的身體,為生活脫衣」,是「資源豐富的國家,卻拿它貧窮的鹽和玻璃交換諸國的財富」。

里爾克自己是遊手好閒的典範,無所不用其極逃避受雇賺錢的楷模,但他在協助塑造我的文學理念,以及我對年輕作家應如何實現文學的想法上,厥功甚偉。

小說,我相信就是將經驗的浮渣轉變為語言的黃金。小說意味著撿起被世界遺棄路邊的垃圾,將它化為美好的事物。

雖然我深受里爾克影響,但我的模式也帶有美國風味。

在一個致力開發天然大陸資源的國度,經濟發展的引擎造成威力驚人的反流,徹底粉碎、又以龐大的產業規模重組夢想,剝去又攪動各式各樣人類與物質的岩屑。

強壯的主流隊長(虛構的賽拉斯.拉帕姆Silas Lapham、喬治.巴比特George Babbitt、湯姆.布坎南Tom Buchanan、雷克托.布朗Recktall Brown)被資本雄厚的企業可靠地形容為「謎樣」,因此你不得不斷定這些男人就是膚淺。美國小說真正令人難忘的人物,從巴托比(Bartleby)、弗雷姆.斯諾普斯(Flem Snopes)到奧迪芭.馬斯(Oedipa Maas)和隱形人(Invisible Man),似乎都住在泥濘的荒郊野外,有一堆橘黃色破條板箱、青蠅嗡嗡作響的地方。

我像個新幾內亞人(據說他們分辨不出照片與被拍攝的實體),將人生第三個十年花在徹底搜查雜物堆、垃圾車和焚化室,試著讓我的人生成為我藝術更完美的象徵。帶著搜括來的戰利品(雪鏟、壞掉的耙頭、落地燈、還養得活的聖誕紅、鋁製廚具)得意洋洋地回家,一如打出最後的定稿,都是小說寫作的一部分。一部舊電話既是家中的裝備,也是敘事裡的角色。

節儉,無論字面上或比喻,都是轉盤式電話還在的一個原因。另一個原因是按鍵式電話令我反感。我不喜歡它了無生氣的鈴聲、它形象鮮明的特徵、它老氣的設計,還有稱霸後志得意滿的樣子。

很長一段時間,類似這樣的抗拒似乎頗有用處,至少沒有害處。但有天我一覺醒來,卻發現我已經被每一個人狠狠拋在後頭。有天,儉約的美德和簡樸的理想終究石化成毫無效果、純粹浪費時間的執著。有天,市場的祭品不再是轉盤式電話或黑膠唱片那種不重要的東西,而是對我來說攸關生死的物事,例如文學小說。有天在莫瑟博物館,被極其草率堆在八軌磁帶上的不再是我的電話,而是我也有的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加迪斯和歐康納的書(標著「過時技術」,或者「市場評判」),一如被扔進歷史的垃圾堆。有天我去參觀莫瑟,然後隔天憂鬱地醒來。

六年來,抗憂鬱藥百憂解已提振數百萬美國人和數萬名禮來製藥公司股東的精神。

~一九九四年元月九日《紐約時報》一篇報導的第一句

順應現實是健康的。既然知道好比普魯斯特福克納寫的小說氣數已盡,那麼,要自己對打了勝仗的科技感興趣,為自己在新資訊秩序中創造利基,拋棄、然後忘記文學現代主義的價值和方法(畢竟較年長的讀者已經煩亂、沮喪到無法欣賞你的作品,而年輕讀者既是由電視撫養長大、接受身分政治的新正統和讀者至上文本次之的教育,對你的作品更是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也是健康的。

不再費盡心力做那種或許能取悅少數備受壓力的同儕,卻將不安或怨恨灌輸給準讀者的吃力工作,進而引發自己的潰瘍或偏頭痛,是健康的。當你骨頭快要散了的時候認輸求饒,也是健康的。

顯然幾乎同樣有益健康的事還有:為了過生活,把死亡拋諸腦後,勉強接受(進而參與)你身為作家遭邊緣化的事實;接受讀者無可避免地萎縮、與出版集團的關係一天天變差,退回大學特別為作家在較寬鬆的英文系領地內提供的「隔離病房」(要不然,愈來愈多日益凶殘的職業作家會吞食創作作家維生)。

健康,是放寬你的標準,說五年前你或許認為「還算像樣但不特別」的事「很棒」。健康,是當你發現你的創作課畢業生不會分「lie」和「lay」,且沒讀過珍.奧斯汀時,你不發怒也不激動,就咬緊牙關,繼續教你非教不可、虛擲光陰的課。不要擔心這些就更健康了── 在討論會上點頭、微笑,別招惹誰,讓學生自己從Merchant & Ivory電影公司拍的片子裡認識奧斯汀。

我用「健康」形容上述種種對於過時這種「死刑」的回應,不是完全出於嘲諷。我是真的在談論健康。有意識的痛苦、明白的痛苦,緊跟著我們獲得的資訊而來── 我們的星球每況愈下、我們的政治體系有問題、我們的社會不文明、我們的國庫已經破產,還有,我國有五分之一、世界有五分之四的民眾不像我們這麼富裕的不公。

以往,由於宗教挽不住教育階層,作家和其他藝術家得多費心力減輕眾人的負擔,自願扛起一些痛苦的認知,來交換一次成名或不朽(或者他們只是別無選擇,天性如此)。這份契約從不百分之百牢靠,但通常有若干可行性。眼光敏銳的男性和女性挺身管理我們心中的不滿。他們攫取世界的恐懼、醜惡和常見的不潔,再當成禮物回贈大眾;也許是憤怒,也許是傷感的作品,但一定是美的傑作。

無論如何,我們現在的社會是個科技社會,無論它如何裨益上半階層的健康財富,我們都很難證明:技術,或他的連體孿生兄弟(即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對解決「人都會死」和世界不公的老問題都沒有太多貢獻。而且,他們已經創造、加重或至少明顯無法解決那一大堆讓好思考的人們苦不堪言的焦慮。事情很清楚,創造出許多沃爾瑪和便宜洗碗機的科技消費經濟,贏得的認同分數將遠高於昔日蘇聯那種沒有許多沃爾瑪和便宜洗碗機的體制。

但為什麼文化非得劣幣驅逐良幣呢?為什麼以前愛看書的人,現在改租錄影帶?為什麼從來不看書也從來不買古典音樂唱片的家庭,會突然對光碟版趨之若鶩?

這些問題的答案都很眼熟。電視和其他現代科技討人歡心、不花力氣;它促成被動、鼓勵被動;既然是法人企業,它就不需負擔個人才能得承受的惱人顧忌與複雜。但更深一層的答案是:一份新的契約建立了。我們已經同意讓科技照顧我們。科技承接了醫學的角色 ── 一旦無法治療,便轉而設法減輕痛苦。

於是在我們的社會,認知的痛苦只增不減(因為社會愈來愈野蠻、愈來愈失控,未來愈來愈難想像,以及更重要的,每一個令人擔心的意識與其他類似的意識愈來愈疏離);社會已對諸如《聖經》、《卡拉馬佐夫兄弟》、貝多芬、馬諦斯等為人性而非科學技術設計的架構,施加難以負荷之重。

另外,既然公眾與藝術之間的關係從未真正和諧,我們也可以理解,為什麼一大部分人口不再等待天才作家和藝術家提出更適合的作品,反倒在科技透過電視、流行文化和無數小機件等形式提供的強大麻醉劑中尋求慰藉,就算那些麻醉劑會害人上癮,且長期而言只會讓社會問題更糟。

這些麻醉劑愈受歡迎,社會就愈接受民眾使用它們。雖然這事尚未真正發生,雖然坊間還是有些書有人看,也得到不少客套奉承,但此刻我們這些寫作者已輕易預見那一天的到來:老一代讀者累了,卻沒有新一代頂上來,我們的讀者將只剩下我們自己。這就是認知痛苦的來源。痛苦是真的,承受這個知識的重擔也是真的。

姑且看看社會與藝術的契約廢除時所發生的事。我們先把大多數、繼之是全部的讀者輸給了電視和它同樣討喜的表兄弟。我們不怪讀者變節,我們知道不得不保持清醒很痛,我們了解麻醉自己、向最新時尚感之類的東西取暖的必要。但失去讀者讓我們更感孤寂,孤寂讓知識的負擔更沉重。之後,對健康的需求開始向我們索取權利,需索愈來愈多。

他們否認文學受到威脅。他們與新科技講和。他們認為那有趣極了。他們輕易接受這個概念:如果有無限多的選擇對市場是好事,對閱讀經驗也一定好。他們覺得,說服自己像市場堅決要求的那樣,努力取悅讀者,讓他們如釋重負,卸下千萬重擔!他們開始接受企業文化提供的「人物」(各種甘迺迪、阿諾史瓦辛格),敘述他們的故事。他們自稱為後現代主義者,想像著是自己在利用現存體制,而非被體制利用。他們據理而論,說這些「人物」比你創造的一切都要有趣,何況,在一個「沙發馬鈴薯」的國度,要想像有趣的生活愈來愈難。

而我們當中仍有一小撮核心份子,打從心裡無法哄騙自己,去認同科技的「文化」絕非惡性毒品。我們覺得自己非常珍貴。而顯露出那種惡性的作品,以及試圖取回若干洞察力、重新呈現社會人心的作品(這些作品都被留給我們),伴隨著了解這樣的作品有多重要的痛苦。到某個時刻,這個擔子會重得令人不勝負荷。

每當你看到一個朋友不再讀書,讀到另一個興高采烈的年輕作家以書的形式做電視,它便成為折磨。你變憂鬱了。然後你看到科技可以為憂鬱的人做什麼,可以讓他們不再憂鬱,可以帶給他們健康。而就在這一刻,我發現自己—環顧四周,看到(或看似)每一個人找到健康。他們喜歡他們的電視、小孩,不會過度憂慮。他們服下百憂解就不憂鬱了。他們對彼此彬彬有禮,發出不憂鬱的笑。他們用十足謎樣的眼神看著我,讓我開始懷疑自己。在我看來,我似乎對健康深惡痛絕。距離要求開處方箋,我只有一個電話號碼的距離……

好了,我為集成這篇文章而撿回的斷簡殘編到此為止。這篇未完成的文章,是兩年前我獨自一人且沒辦法寫小說時寫的,那時我幾乎連報紙都沒辦法讀,那些報導讓我非常低落。兩年來世界沒改變太多,但我覺得自己好像發生巨變。天曉得我能否歸納自己的經驗。我只知道,寫出上述片段後,我放棄了。很乾脆地放棄了。無論要我付出多少代價,我都不想再不快樂下去了。所以我不再試圖當正牌全職作家。早上爬得起床,是我僅有的願望。

然後,我好像開始記得事情了。我記得小時候在星期六我會花很長時間,用力從一堆又一堆父親在地下室拆掉的鑲板裡拔出生鏽的釘子。我記得我拿鐵鎚在父親撿回來做鐵砧的一塊鐵上,把釘子敲直,然後看著父親再利用那些釘子給他自己蓋一間小工廠,並重新安裝地下室的鑲板。我記得我青少年時很崇拜哥哥湯姆,七○年代他曾在芝加哥擔任前衛電影製片,還從已不存在的麥克斯威爾街市撿回工具和材料,在皮爾森整修了一間公寓。

湯姆有兩部老舊的福斯Karmann Ghia車,很爛的黃色那部是我們另一個兄弟鮑伯在醫學院畢業、買了愛快羅密歐之後過給他的,更爛的藍色那部則花了湯姆一百五十美元。他常挖東補西,拆取其中一部的零件給另一部使用,這非常花時間。

我搭他車的那天,黃車引擎故障、壽終正寢;同一天,藍車車蓋在丹萊恩高速公路猛然掀起,遮住擋風玻璃,害我們差點撞車。我聽起來很懷舊嗎?並沒有。

我不嚮往回到那些日子,因為我清楚記得我曾希望去世界不知名的地方,結果卻站在湯姆身邊,站在消音器和排氣管散落的路肩,看湯姆在芝加哥的寒冬中,用凍僵的手指把Ghia的車蓋裝回去。我知道那時我很快樂,所以我可以回想那些日子,但不懷念。那些事發生時我在現場,那就夠了。

我從大學時代開始認真寫作,當時我用的是笨重的黑色Remington打字機,它在書桌上聳立近一呎高,跟小型冷氣機一般重,我得用盡手腕的力氣才能操作。後來,我用兩部可攜式的Silver-Reed(一九八○年賣五十美元,到了一九八五年仍只賣六十九美元)寫了我第一本小說和第二本的一半。它們故障,我就修理。在多本雜誌附拒絕信退回五篇短篇故事的那個星期,我順利拿牙線代替尼龍繩,維持滑動架的支撐力,堪稱一大順利。

後來,為了打出乾淨的草稿,我和妻子共用一部四十磅重的電子Smith-Corona(打字機的牌子)。我們的老雪佛蘭是好天氣非常死忠的朋友,但Smith-Corona 每次故障,外面似乎都在下雪。在八○年代初的波士頓,雪會積成堆,全身包得跟農夫一樣的我和妻得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半拉半扛地把Smith-Corona送到哈佛書店。

書店最裡面住著一位巴倫坡先生。我從沒跟他打過照面,但常講電話。他聲音很粗,你聽得出來他正忙著用機油。巴倫坡不喜歡人家花大錢修理,我喜歡他這點。曾經,在一個天空過早變靛青色的波士頓黃昏,他打電話告訴我Smith-Corona馬達的機軸壞了,馬達得花五十美元更換。顯然他很不想告訴我那件事。過了一兩個小時,夜幕已然低垂後,他又打電話給我。「我修好了!」他大叫:「我黏好了,我把機軸用環氧樹脂黏回馬達上了!」記憶中,那次服務他收了我十八美金。

一九八九年我買了我的第一台電腦,Amdek 製造的一個嘈雜的金屬箱,有白紙色的VGA螢幕。遵循有益身心的相互依存模式,我開始欣賞Amdek風扇嗡嗡叫的噪音。我告訴自己,我喜歡它掩蓋了街上和其他公寓來的噪音。

但在我重度使用兩年後,Amdek又進化出新的摩擦般的尖叫,聲音似乎會隨著空氣相對濕度的興衰而起落(這點我從未確認過)。我的第一個解決之道是在悶熱的天氣裡戴耳塞。耳塞戴了六個月後,由於尖叫聲愈來愈持久,我便拆掉電腦的金屬框,湊近耳朵,亂動亂戳,尖叫聲就莫名停止了。所以一連幾天,我都用一台沒蓋子的、主機板和五彩繽紛的金屬線外露的機器寫作。當尖叫聲又回來,我發現只要對控制硬碟的印刷電路板施加壓力,就可以讓聲音停止。有個地方可以讓我插入一枝鉛筆,而如果我用橡皮筋把鉛筆綁起來、做成力矩,就可以保持住矯正用的力道。電腦的外殼,當我把它擺回去時已經無法密合;我無意中剝掉了一根螺絲的螺紋,只好任憑外殼的一角頻頻拍動。

當然,在某種程度上,每一個不夠富裕的人都要學習應付孱弱的設備,而有些人就是比他人徒勞。但我珍惜那些用半毀機器寫文章的回憶,不單是因為它們能證實我的本性。對我來說,那部破舊但仍堪用的Amdek的形象,也是美國長久破爛的形象。過時,是我國癡戀科技的主產品。

我現在相信:過時不是幽暗,而是一種美;不是毀滅,而是救贖。科技發展的腳步愈輕率,產生的廢棄岩屑就愈多。而岩屑不只是有形物質,它是憤怒的宗教、復甦的反文化意識型態、新出現的無業者,以及永遠無法就業者。這些都向小說作家保證:他們永遠不會孤單。無可避免的過時就是我們的遺愛。

靠想像力創作基本上是業餘的,是搜遍垃圾堆的寂寞人,而非技藝高超、裝配娛樂的團隊。我們美國人很幸運,活在一個滿是垃圾的美妙世界。我住在慕尼黑的時候,曾從一個人行道的工地偷了兩顆鵝卵石。我打算用報紙把它包起來,做成書擋。那是個星期六下午,街道空空蕩蕩,但我的竊行感覺像犯了重罪,讓我一手握著一顆石頭連跑好幾個街區,確定平安才停下,至今仍覺得那個國家正用嚴厲的眼神盯著我。

但在我現在居住的紐約,垃圾車簡直在邀請我偷取他們有用的磚塊和木材。街友跟我同樣熱愛午夜街燈下的路邊垃圾堆。凌晨時分,他們會在雷辛頓街和八十六街轉角的骯髒被子上攤開他們發現的東西,拿來路不明的時鐘收音機交換有缺口的玻璃球形門把。「使用」與「廢棄」就像含水土層,消費性商品從中滲出,擺脫大量生產的汙點,以歷史物資的姿態出現。

把美國作家對科技消費主義的抗拒(不幸地,這種抗拒多半表現為經濟困頓的形式),想像成某種政治反抗的替代品,是挺誘人的念頭。

不久前,我之前大學創作班的一位學生來看我,我帶他去家附近走走。傑夫是個造詣深厚、雄心勃勃的年輕人,熱愛品瓊對科技和資本主義的批評,在追求英文博士學位和嘗試寫小說之間搖擺不定。我在散步時大聲責罵他。我說,小說是避難所,不是仲介商。然後我們經過一個可口的垃圾堆,我從中抽出一張濺了油漆和灰泥、座位壞掉的木椅,又找到一塊兩吋乘四吋的木材,把較大片的灰泥敲掉。這是卑賤的工作。傑夫說:「如果我寫小說,我的人生就會像這樣嗎?」

長年憂鬱下來,我已經不在乎我的話聽來對自己有多寬容。我說我在意的是「解救」,我可能買得起新椅子,但屬意過撿破爛與再生的日子,是我個人的選擇。

拿海綿幫它擦澡,從棄置路邊的五斗櫃抽屜取出一片堅固的梣木膠合板,拿八根撿來的螺絲釘將膠合板固定在座位底下,用黑色奇異筆遮蓋潑到的白漆—那張椅子就是那樣救起來的。

原文寫於1996年。

Photo Credit: Clemson @ Flickr CC BY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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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二十世紀以來,24小時發聲的大眾媒體、無遠弗屆的網際網路逐漸無縫滲透所有人的思考路徑、影響大家的生活選擇,讓大家自動變成「一樣」,社會在無形中失去多元活力,失去獨立思考的力量。

《如何獨處》中的13篇文章,是法蘭岑不同於世俗聲音、展現「異議」的紀錄,是他對自我人生境遇、對政治社會擲地有聲的反思與見解。

被《時代》雜誌譽為「偉大的美國小說家」的強納森‧法蘭岑,再一次展現文學家的光芒。

作者介紹:強納森‧法蘭岑(Johnathan Franzen)

1959年出生,美國小說家、散文作家,《紐約客》撰稿人。1996年,37歲、已經出版過兩本小說的法蘭岑在《哈潑》(Harper’s)雜誌上發表的一篇題為〈偶爾作夢 —— 在影像世紀還寫小說的一個原因〉的隨筆,表達其對文學現況的惋惜,引起眾多矚目。他的第三部小說《修正》(2001)出版後好評如潮,法蘭岑憑此書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及2002年美國普利茲獎提名。2010年8月底出版第四本小說《自由》,登上《時代》(Time)雜誌封面,被譽為「偉大的美國小說家」。

法蘭岑文集《如何獨處》講座活動訊息:

題目:獨處的力量 ── 在這個人人擁有螢幕的時代,我們還會獨處嗎?
時間:2015年1月11日(日)15:00-16:30
對談人:詹宏志vs.楊照
詳情請上新經典文化粉絲專頁

責任編輯:楊士範
核稿編輯:鄭少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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