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愛看體育賽事的台灣,為何「體育班」的成效不佳?

那麼愛看體育賽事的台灣,為何「體育班」的成效不佳?
Photo Credit: 施博瀚 攝影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體育本應與教育環環相扣,但臺灣長期以來的體育制度及菁英式教育相互碰撞後所產生的效應卻往往不是正向的,臺灣需要一個全面性的計畫,來維持住體壇事業好不容易激盪起的圈圈漣漪。

文:施博瀚、翁如儀、馬嘉妤

體育是全世界共通的語言,也是讓台灣人民不分政治、無論老少都會關注的共同話題。近年來,體育發展在社會自主和國家干預之間搖擺,究竟怎樣在兩者之間尋求平衡,才能創造更好的體壇環境?

希望的種子,被忽視的團隊價值

人才培養必須從基層扎根,體育班是提供運動特殊才能的學生適性學習及發展,進而達到「適性揚才」的目的。然而,如何透過招生選擇優秀選手進入體育班就讀,替下一代建置高效能的未來是不可或缺的要素。

1981年教育部成立特教小組,來規範此計畫的誕生;1997年,體育班計畫正式啓動,迄今已20餘年,體育班的正面功能不可磨滅,但制度不斷遭改變也帶來負面影響,導致體育班在技術層面、課業管理、品格管理等方面走上偏路。

2017年台灣首次拿到夏季世界大學運動會主辦權,就拿下90面獎牌、2018年雅加達亞運又勇奪67面獎牌。台灣對於競技運動的渴望,以及體育班的開設,都扮演讓健將們走上頒獎台的重要推力,這對台灣競技與體育來說都是極為重要的歷史意義和存在價值。回到校園,學校錦標主義掛帥,不上課的特權深植台灣人心中,反倒在術科上傾盡資源和時間來培養學生。

體育本應與教育環環相扣,但台灣長期以來的體育制度及菁英式教育相互碰撞後所產生的效應卻往往不是正向的。適性教育困難,到底要深入教學或是淺嚐輒止?應該被關注的,除了台灣教育體系的高壓、傳統父母的期望、更重要的是進入體育班的孩子們、與學生相處時間更為長久的導師及教練。如何教導下一代正確觀念,而不是讓孩子們成為奪牌機器,這是導師們也應該思考的問題。

1_體育班面臨之問題。資料來源╱教育部體育署、製表╱馬嘉妤
體育班面臨之問題 | 資料來源╱教育部體育署、製表╱馬嘉妤

培養或特權,共識營盼落實績效

確立了成立體育班的計畫、實行了辦法,就是為了要把學生做出區隔,使得教師與教練可以統一集中管理課程,為選手的當下及未來做出最合適之安排。不過這也可能會導致反效果,讓學生們看起來像是活在象牙塔裡。

教育部體育署資料顯示,104至106學年,高中、國中、國小體育班大幅增加至今已721校,但在「唯有讀書高」的價值觀綁架下的國內,優秀選手的出路在哪裡?土法煉鋼、長時間的高強度專業訓練是否可取?究竟台灣運動文化的核心價值是什麼?是競技運動擺第一?還是全民運動為基準?

成淵高中田徑隊教練潘瑞根說:「當你希望別人欣賞你的專業,並為你感到驕傲時,你也該將心比心地欣賞別人的專業。」若學生上課睡覺或逃避上課,是老舊迂腐的訓練方式和正規上課時間調配不當,使得他們變成這樣。也可能是訓練任務太繁重了,人體生理機制是需要休息的,可能有些老師未深入了解,很容易就陷入認為學生不用功的想法,類似的現象源源不絕,也讓體育班的孩子時常與放牛班被劃上等號。

競技水平高、運動科學頗發達的亞洲,運動員IQ沒問題,但卻缺乏引路人。歐美國家讓學生從小接受適性教育,長大才實行類菁英教育;反觀台灣從小加強投入專長訓練,國中小是世界級,但到了職業隊卻明顯落後於其他國家。掀開台灣體育班最後走向職業運動的過程,讀研究所常常只是為了延續訓練、不想離開舒適圈。沒有學科或相關學習的輔助,讓代代運動員將步上「除了體育沒有後路」的後塵,贏在世界的起跑線,卻輸在自己拉的終點線。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校友總會常務理事洪嘉文說道,全面性落實課業輔導是體育班學生必須得面對的。主張廢除的他,認為短期內無法談存廢,導正體育班制度才是當務之急,他認為學生品格第一,訓練應該務實,不可好高騖遠,並且應該以課業為重。政府除了必須為其鋪路外,專業相關人員及媒體更要共同助力。

107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發展委員會共識營中,委員們認為目前台灣體育班中最嚴重的問題莫過於升學方面,體育班成立過程倉促,國中小學生都仍在成長階段,這樣做過早把學生分流。除了更加注重身體發育、多元學習外,政府今年也會對全國180所體育班做訪視,高中體育班今年新訂法規,將針對運動專業課程,大學畢業連接社會課程等做出調整,彌補往年重視術科的弊端。

2_是教練、導師,也是慈父的潘瑞根,學生都謹記在心。照片提供╱潘瑞根
是教練、導師,也是慈父的潘瑞根,學生都謹記在心 | 照片提供╱潘瑞根

技職到培育,被踩在教育腳下的體育

體育班屬特殊類型班級,在學習階段的課程規劃相較一般班級而言,在學習歷程上負荷較重,應重新審視設班宗旨、學習需求、未來規劃及職涯發展,妥適選擇類型的安排,以符合核心素養的重點。

共識營分別舉辦五梯次遍及全國,為了落實此次行政部門大幅修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立辦法」,展現變革之決心,理應給予肯定在先,唯獨未來執行時之績效還要待相關人士之間的相互合作,方可克竟全功。

學校應照課綱規定,遵守政府訂定相關體系規範,配合並落實提升運動員的生涯規劃。世界體育強權國家,包括台灣在內,都為了運動員制定相關績優選手計畫、就業輔導辦法幫助選手,不過在或多或少的力量彼此拉扯下,如何承擔風險及回饋問題,就已經使得國內對於推動此領域發展時面臨著不少的阻礙。

金字塔型的台灣體育班,應拋棄錦標主義掛帥,向國外學習,朝著精緻化、科學化的目標邁進,再透過參賽機制建立,讓選手為國爭光同時,不因參賽過多而造成過度訓練卻荒廢課業無法維持基本學力,導致增加體育班經營上的困境。 訓練與課業兩方面兼顧,提升就業競爭能力,適應發展後順利與就業接軌,而不是等著政府來補助養活自己。回歸校園面向,學生也得負起些責任,將許多因素連結後,思考根本問題從而改變,而不是無限輪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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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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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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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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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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