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反抗,故我們存在》:卡繆作品中的「死亡」

《我反抗,故我們存在》:卡繆作品中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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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卡繆高貴之處在於他勇於替受難者發言。每個人面對終有一死,何嘗不是「受難者」。然而,他卻用畢生心血、高超的藝術手法,寫出部部充滿血淚的作品。他也鼓舞我們要效法薛西弗斯,要活得喜悅,活得幸福! 

文:吳錫德

卡繆作品中的「死亡」

「我們對於死亡的事情知道得太少了,這點一直讓我感到很訝異。」

——〈賈米拉的風〉(“Le vent à Djémila”, 1939) 

卡繆在他著名的哲學論述《薛西弗斯的神話》(一九四二)開宗明義就說:「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那便是自殺。判斷人生值不值得,等於回答了哲學的根本問題。」在一九三七年出版的散文集《反與正》中的一篇〈靈魂的死亡〉(La mort dans l’âme)裡,卡繆就以「我」的出發點去思忖「死」的議題:儘管生命有多麼的荒謬,生活有多麼的疏離,人還是要坦然面對死亡。他甚至呼籲:人若要和諧,就必須甚至在他的靈魂深處,接受「死亡」就伴隨人們。

死亡的經歷

卡繆可說是法國作家中,最大量議論到「死亡」議題的作家。他的每部作品、哲學論述、戲劇劇本,甚至許多評論文,都會有涉及到「死亡」的議題。有可能是因為他在十七歲那年就感染了肺結核,這種病在當時並無特效藥,也就是終其一生,卡繆都必須與病魔對抗,數度瀕臨死亡威脅,多次進出療養院接受治療。其次,卡繆本身為戰爭孤兒,他的父親在他出生不到二歲,便在一次大戰中為國捐軀,戰死沙場。而卡繆所處的時代也是歐洲最殺戮的年代。單單法國,在一次大戰就死了一五○萬人,二次大戰也死了六十到七十萬人。他自己也因為加入抗德地下組織而一直受到死亡的威脅,或者從此與至親好友天人永隔。

基本上,卡繆是反對暴力式死亡,不過在法國光復後不久展開的肅清(一九四四年九月-一九四五年)活動中,他一度力主將部分通敵的知識份子正法。因為法國承受四年多的死亡及羞辱,都是這批人造成的。不過隔年(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他便公開同意莫里亞克的觀點,後者之前與他唱反調,主張以德報怨,寬恕他(她)們。甚至在戰後,阿爾及利亞的獨立運動中,以他重量級意見領袖的聲望數度站上火線,替遭到逮捕處死的阿拉伯籍領袖說項,當中有幾位也因此免於受難,但最後,他自己反倒是無法安詳地接受死亡。一九六○年一月,一向不欣賞快速及汽車的他,接受好友伽利瑪出版社的少東米榭爾・伽利瑪(Michel Gallimard)的邀請,一起搭乘後者的跑車北上巴黎。中途因失速撞樹而猝死!

死亡的思考

卡繆藉由作品大量表達他對「死亡」議題的反思,甚內容可分成三項,第一是從《反與正》(一九三七)、《卡利古拉》(一九四四)及《鼠疫》(一九四七)三項作品展開的形而上的反思;第二是從《異鄉人》(一九四二)及〈關於斷頭台的思考〉(一九五七)所做的社會的反思,例如:在《異鄉人》中,主要傳達的是人或多或少都是無辜的,以及在〈關於斷頭台的思考〉這篇論述文(後來單獨出單行本)主要辯證的是要從法律上廢除死刑;第三是從《札記》(一九三五-一九五九)、《幸福的死亡》(一九三六-一九三八)、《薛西弗斯的神話》(一九四二)和《反抗者》(一九五一)所進行的哲學的反思,例如 :在《札記》中,他提到唯一可能的自由就是面對死亡的自由。他一向主張人們應該正視死亡。在《薛西弗斯的神話》中強調人應該勇敢活在當下,不准自殺。卡繆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發表於《戰鬥報》(Combat)的社論〈不做受害者,也不當劊子手〉(Ni victimes ni bourreaux)中,主要強調拒絕讓殺人變成合法的事情,而這裡的殺人就是指處死別人。

這些論述的發展,我們也可以從卡繆死後才出版的《幸福的死亡》(一九七一年)一書中找到相關的端倪。這本在他生前未予出版的小說,一向被視為著名《異鄉人》的胚型,是在一九三六-一九三八年間醞釀成形的作品。由於周遭讀過的好友都持保留態度,包括批評它:部分情節過於超現實,調性不一,結構不勻稱,人物的信度不足等等,逼得卡繆重作思考,也經過幾次改寫,最後還是決定將之束之高閣,直到死後才得以問世。該書議論兩種「死亡」:「自然的死亡」與「意識的死亡」。描述一名年輕男子謀財害命及逃亡的歷程,最後坦然面對判決的過程。另一個主題則是探討何者為「幸福」(即:活著的幸福為何物)?而這兩個主題交錯論述,遂成了卡繆日後作品的基調。

在悲劇劇本《卡里古拉》中,「死亡」幾乎就是唯一的主題,暴君卡里古拉(Ga ligula)抱著死在他懷裡的至愛(與他亂倫的妹妹),才真正體會到「死亡」是如此真實又簡單的事。但之後這位暴君卻得出結論,既然人都有一死,何不由我來決定誰該死,而玩起濫殺的死亡遊戲。在《反與正》中,卡繆申論到「人終將一死,但他並不幸福。」又說:「大勇者就是敢於睜眼面對光明及死亡的人。」卡繆接著在《鼠疫》一書裡辯證,他舉了無辜的孩童卻因染上黑死病而死,表達他由衷的憤慨。當神父帕納盧向孤苦無告的居民說道:「大家要全心信仰(上帝)吧,不要反而全盤否認祂!」主角醫生里厄駁斥道:「連孩童都遭此凌遲至死,我至死都不會喜歡這個造物者!」

在社會的反思上,可說具體呈現在他於一九五七年刊載在《新法蘭西雜誌》(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的論文〈關於斷頭台的思考〉(Réglexions sur la guillotine)裡。這篇擲地有聲的論述同時具有當代性,議題涉及政治性。卷首就先敘說源於從未謀面的父親的一段親身經歷:

在一九一四年戰爭之前不久,一個殺人犯在阿爾及利亞被判死刑,其犯罪事實特別使人憤慨(他殺了一個農民的全家,包括他們的孩子)。此人是一個農業工人,他是在一種極度狂熱中行兇殺人的,尤其嚴重的是,在殺人之後又把錢財全部掠走。此事引起了極大反響。普遍的看法認為,對於這樣一個殺人犯,判殺頭罪,那量刑是太輕了。有人對我說,我父親的意見是,殺害兒童這件事,特別令人氣憤。關於他老人家,據我所知,這是一件極少見的事,他竟然要去行刑現場親眼看一看,這是他有生以來的第一次。為了及時趕到刑場,他在夜間便起床,和一群前去觀看的群眾一起跑到城市的另一頭。

那天早晨他看到的情形卻對誰都沒講,只聽我母親說,看完行刑之後,他便飛快地趕回家來,只見他形容異常,什麼也不講便到床上躺了下來。不一會兒,就見他突然大嘔起來。他剛剛才親眼目睹了那個現實的場面,而這種場面一向都掩飾在抽象的套話之下。他看過這個場面之後,不但不去想那些被殺的孩子,卻怎麼也控制不住總是想著那個即將被切斷的脖子,被丟到行刑板上那個渾身抽動著的軀體。(王殿忠譯,《加繆全集》卷四,河北教育,頁三三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