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的姿態說再見》:禁止協助自殺和安樂死的日本與英國,為何選擇了寬容?

《最美的姿態說再見》:禁止協助自殺和安樂死的日本與英國,為何選擇了寬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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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地說,雖然大部分國家在法律層次仍不接受病人有請求協助自殺或安樂死的權利,然而,當病人情境實在值得同情的時候,法律上大多會採取從寬處理的做法,例如透過緩刑等方式而在實質上不處罰相關案例的被告。

文:孫效智

日本與英國對協助自殺及安樂死的寬容

法律上接受特殊請求權的國家不多,主要原因就是協助自殺與安樂死的高度爭議性。傳統觀點是以捍衛生命(pro life)為原則,甚至主張「生命絕對保護原則」。希臘時期的希波克拉底醫師誓詞裡甚至有這樣的一句話:「余必不以毒物藥品與他人,並不作此項之指導,雖人請求亦必不與之。」然而,隨著全球世俗化的腳步、宗教影響力的式微與各國民主化的發展,人們在自主意識上逐漸覺醒,不少人不再認同在任何情形下捍衛生命的「生命絕對保護原則」,轉而接受在特殊情況下應尊重個人的選擇(pro choice)。以當前各國論述的發展趨勢言,傳統觀點受到相當程度的質疑與挑戰,這些質疑即使在法律上仍不接受特殊請求權的國家,也已對司法實務產生衝擊。

從法理上來說,即使安樂死與協助自殺未合法化的國家,亦即刑法上有協助自殺罪或受囑託殺人罪的國家,由於這兩種罪的惡性低於一般殺人罪,因此在刑法的法定刑度上,前者也都低於後者,例如我國刑法第275 條的加工自殺或受囑託殺人罪就是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而第271 條殺人罪則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如果當事人處在疾病無法治癒且痛苦難以忍受的狀況,其囑託第三人殺之或協助其自殺就更受法律寬容了。

簡單地說,雖然大部分國家在法律層次仍不接受病人有請求協助自殺或安樂死的權利,然而,當病人情境實在值得同情的時候,法律上大多會採取從寬處理的做法,例如透過緩刑等方式而在實質上不處罰相關案例的被告。以下以日本與英國為例來說明。這兩個國家的法律都是禁止協助自殺或安樂死的,但在真實案例中,法院判決卻很可能會視情節輕重,網開一面,從輕發落。

日本的安樂死案例

日本刑法與我國刑法類似,殺人罪章除了一般殺人罪外(日本刑法第199 條),另外還有幫助自殺與受囑託殺人罪的條款(日本刑法第202 條)。受囑託殺人的刑罰遠低於一般殺人罪,前者是五年以上到無期徒刑或甚至死刑,後者則是七年以下六個月以上之徒刑。這表示日本刑法與全球各國一致,都承認後者的犯罪情節較為輕微或較情有可原。由於協助自殺或安樂死違反刑法第202 條,日本與大多數國家一樣,在法律上視之為犯罪行為。

雖然是犯罪行為,然而,受囑託殺人罪的法定刑不重,只要宣告刑符合緩刑要件,即可緩刑。在日本,緩刑要件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日本刑法第25 條),比我國的兩年還要寬鬆(我國刑法第74 條)。名古屋高等法院早在1962 年(昭和37 年)就曾經在一個有關「安樂死」的個案上,廢棄地方法院直系血親尊親屬罪之原判決,將之改判為受囑託殺人罪並處以一年有期徒刑,然後緩刑三年,此案即為一典型之寬容安樂死的案例。

名古屋案例發生在1961年,被告父親於1956年因腦溢血而病倒,之後每況愈下,痛苦難耐,經常嚷嚷著「讓我死」、「殺了我」等。後來,當醫師指出其父壽命所剩無幾,被告認為殺父以免除其痛苦乃孝道之體現,因此在牛奶中加入農藥,由不知情的母親餵食,其父乃毒發身亡。地方法院判決被告為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這個判決重於一般殺人罪。名古屋高等法院則廢棄原判決而將之改判為受囑託殺人罪,並且因為只處一年徒刑而得緩刑。

這是一個與安樂死相關的案例,名古屋高等法院也這樣看待本案。判決書中,該高等法院提出安樂死雖極具爭議性,但在嚴格條件下仍能具社會相當性而阻卻違法。判決書提到六個嚴格條件:(一)從現代醫學之知識與技術,病人必須被認定為患了不治之病且死期迫近;(二)其病痛達到任何人看了都難以忍受之程度;(三)必須僅以緩和病人之痛苦為目的;(四)病人於意識尚清楚而能表明之場合,有真意之囑託或承諾;(五)原則上應由醫師為之,除非有特別情事存在,足以認可無法由醫師為之;(六)其方法係倫理上能容認為妥適者。

從刑法三階段論罪的角度來看(請參考123 頁),名古屋案在構成要件該當性階段既是「殺害直系尊親屬」(日本刑法第200 條), 亦是「受囑託殺人」( 日本刑法第202條),無論如何是刑法上犯罪行為。至於第二階段之違法性檢視,日本刑法與我國類似,皆有業務上正當行為不罰之阻卻違法規定(我國刑法第22 條,日本刑法第35 條),不過,就本案而言,兒子並非執行業務,故無法適用。兒子受父親囑託後自行用農藥毒死父親的做法,雖然符合安樂死能被認同的六個條件中的(一)∼(四),但是卻不符合條件(五),而且致死手段也是高等法院認為倫理難容之手段,故不符合條件(六)。準此,名古屋高等法院不認同該案是一可被允許之安樂死案件。由於名古屋高等法院認為,這六個條件都要滿足才是它能接受的安樂死,若不具備上述全部要件者,則不具備安樂死的適法性。

儘管如此,高等法院最後以受囑託殺人罪定讞,且科以能得到緩刑的刑罰結束本案。這個判決顯示,日本法院認同在某些嚴格條件下安樂死是情有可原的,法律上雖屬受囑託殺人,但卻願意在法定範圍內從輕發落。

另外一個案例是橫濱地方法院平成七年(1995)之東海大事件判決。該案例是病人本身沒有表達什麼意見,但家人希望醫師不要再讓病人承受無謂的痛苦,所以先是要求醫師撤除維持生命治療,然後再進一步希望醫生以積極手段緩解病人痛苦,甚至終止其呼吸與心跳的案例。醫師在過程中並非一開始就採取積極致死之手段,而是在採取緩解痛苦之注射無效後,逐漸採用更強的藥劑,終至病人死亡。橫濱法院也同樣認為安樂死有爭議,但在特定條件下可以被容許,其所提出之條件與前述名古屋案例在理念上相似,但因為案例樣態的差異而有不同的重點強調。橫濱地方法院提到的條件如下:(一)病人受到難以忍受之肉體上痛苦折磨者;(二)病人之死無法避免且迫近死期者;(三)為消除、緩和病人肉體上痛苦盡力採取各種方法後而沒有其他代替手段者;(四)有病人承諾縮短生命之明示意思表示者。

本案不符合條件(四),因為病人並沒有承諾或要求醫師殺死他。因此,法院以普通殺人罪論處,只是衡量案情後仍做了有期徒刑兩年以及緩刑之判決,換言之,法院雖然認為醫師有罪,但仍在實質上免除了他的刑罰。本案的重要性在於,從安樂死角度言,病人自主意願應該是非常核心的要素,但本案是親屬代做決定,而非病人自身的自主展現。這樣的安樂死案例應該是比出於自主意願之安樂死要更有爭議,也是日本法院認為不可接受之安樂死。但從判決結果來看,日本法院似乎也相當同情這樣的案例。

英國協助自殺與安樂死案例

英國是海洋法系或普通法的代表國家,許多法律並沒有剛性的成文規定,只有慣例、判例、常識等非成文的法律傳統,因此,在探索英國法制時,不能不注意其與大陸法系或成文法國家如德國及我國的差異。在缺乏系統性的成文法的框架下,英國法院可以針對案例的獨特性做出前無古人的創造性判決並成為爾後類似判決的判例,但成文法國家則嚴守罪刑法定主義,法官不能逾越法律界線造法。不過,隨著全球化的腳步,海洋法國家與大陸法國家不再那麼涇渭分明,近數百年來英國透過國會的明文立法,也累積了非常多的成文法。

回到協助自殺與安樂死的議題。在英國的法律體系下,安樂死與協助自殺是違法的。安樂死在不同情況下會被視為是殺人(manslaughter)或謀殺(murder),並且最高可處無期徒刑。英國《1961年自殺法》(Suicide Act 1961,這部法律僅適用於英格蘭以及威爾斯)一方面確立了自殺不是犯罪行為,另一方面仍然視教唆自殺與協助自殺為犯罪,並且可處最高十四年的有期徒刑。總之,安樂死與協助自殺在英國是違法的犯罪行為。英國國會議員在過去二十年數度提出將協助自殺與安樂死合法化的法案,但都遭到否決。2015年則有Jane Nicklinson 與Paul Lamb 向歐洲人權法院提出告訴,希望推翻英國有關協助自殺與安樂死的法律,但他們的申請最後都被駁回。同年也有議員提案修法,但同樣遭到下議院否決。

儘管如此,英國卻有不少協助自殺或甚至安樂死但卻沒被起訴或判刑的案例,顯然,英國社會對於協助自殺與安樂死是非常寬容的,而其中的原因又是什麼呢?首先,英國檢察官對於犯罪的起訴有高度的裁量權,面對協助自殺的兩難困境, 英國皇家檢控署(Crown Prosecution Service, CPS) 的檢察總長(D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ions)Keir Starmer 於2010年公布「檢察官面對鼓勵或協助自殺之起訴政策」(Policy for Prosecutors in Respect of Cases of Encouraging or Assisting Suicide),該政策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提出在哪些情況下社會期待檢察官起訴,在哪些情況下社會期待檢察官不要起訴。後者成為檢察官不起訴的不成文原則,規定於該政策第45條,內容共六點:

  1. 自殺是當事人自願、清楚、確切且知情後之決定。
  2. 協助者之協助動機完全是出於同情。
  3. 協助者的鼓勵或協助自殺是輕微的。
  4. 協助者曾試圖勸自殺者不要這麼做。
  5. 面對當事人之堅決,協助者的鼓勵或協助是不情願的。
  6. 協助者主動向警方報案並充分配合調查等。

該政策施行後,兩年內至少已有四十件不起訴的案件。經濟學人在2017年發表一篇文章調查該政策的衝擊,數據顯示,在八十三個有紀錄的案例中,只有四個案例的自殺協助者被逮捕,2014年之後則沒有任何人被逮捕或起訴。英國尊嚴死組織的Thomas Davies 聲稱,七年來超過兩百個英國人去瑞士Dignitas 尋求協助自殺,在英國國內自殺的末期病患也有好幾百名,至於警方與檢方的作為則顯示,1961年自殺法已相當不合時宜,國會議員應面對此一困境,再次進行修法;或法院應透過案例的判決宣告現行法違憲。2014年之後最著名的案例是漸凍人Noel Conway爭取生命末期能得到自殺協助。2017年高等法院判他敗訴,2018年初他贏得上訴法院許可他上訴的決定,但2018年6 月27 日上訴法院駁回其申請,認為相關議題宜由國會決定。此外,上訴法院法官Etherton 認為Conway的提議不足以保護脆弱的病人,不夠重視生命神聖性,也有可能破壞醫病之間的信賴關係。 不過,由於一般民眾的想法與國會或法院的觀點出入很大,未來幾年英國在協助自殺議題上有可能會改變現況,在法律上接受特殊請求權。

英國一般民眾基本上同情爭取協助自殺或安樂死的病人。由於英國的法院審理制度相當倚重由一般民眾組成的陪審團,因此,即使現行法律不接受協助自殺,也不接受安樂死,但被起訴的安樂死案件不見得會被定罪或受處罰。KayGilderdale 案例即為一著名案例,該案例的開端是病人請求協助自殺,但後來卻演變成為受囑託殺人,亦即從協助自殺進到了安樂死的範圍。該案最終審判結果是,行為人Kay Gilderdale沒有被定罪。

五十五歲Kay Gilderdale 的作為不符合不起訴政策,因此遭到英國皇家檢控署以殺人未遂(attempted murder)罪嫌起訴,她被指控殺害自己的女兒Lynn Gilderdale。根據《衛報》2010年的報導:Lynn在十四歲時患上了無法治癒的肌痛性腦脊髓炎(Myalgic ncephalomyelitis, ME),癱瘓在床十七年,雖然母親Kay長期照顧她,但Lynn逐漸失去了求生的意志。在2008 年12 月3 日淩晨,Lynn給自己注射了過量的嗎啡,但卻沒有立即發揮效用,因此請母親幫她注射更多嗎啡。儘管Kay努力勸阻,最後仍然同意了女兒的要求,給Lynn注射了更多嗎啡。沒想到仍然沒有什麼效果,於是Kay餵女兒服下了抗憂鬱藥和安眠藥。在將近二十四小時之後,筋疲力盡的Kay再度向Lynn注射了更多的嗎啡,而Lynn終於在12 月4 日的早上7 點離開人世。

法醫的驗屍報告指出,Lynn的死因是在她請媽媽協助前已服用過量的嗎啡,而非Kay後來注射或餵食的藥物,不過,Kay仍遭到殺人未遂的罪嫌起訴。Kay的辯方律師則否認謀殺的指控,只願承認Kay觸犯的是1961 年自殺法第2條的協助自殺罪。陪審團的觀點是,Kay的情境與動機殊堪同情,因此,在殺人未遂罪嫌上一致做出無罪的判決。由於英國的法律體系對於殺人與謀殺並沒有明確的界定,皇家檢控署也沒有為兩者制定政策,因此即便皇家檢控署的檢察總長Keir Starmer 認為Kay符合了殺人未遂的要件,亦即Kay的動機與行為方案都是結束其女兒的性命,但也只能尊重並接受陪審團的「不合法裁斷」(perverse verdict)。最後,法庭以有條件釋放的方式(conditional discharge)結案。審判長Justice Bean 在法庭上對Kay說道:「你是一個充滿關懷與愛心的母親,你所做的是為了女兒的最佳利益,這一點沒有任何爭議。」

總結日本與英國案例的討論,日本與英國的現行法律均不認同安樂死與協助自殺,不過,在相關個案上的法律判決卻都相當寬容,日本甚至對非自願安樂死的案例都予以緩刑處分。英國則在特定條件下不起訴協助自殺的行為,即使以謀殺罪起訴的案例,如KayGilderdale,陪審團按照普通法(common law)的重要原則,亦即常識(common sense)以及道德直覺進行判斷,亦得凌駕現行法而將提供自殺協助或安樂死的人判為無罪。總之,即使日本與英國的現行法律不支持協助自殺或安樂死,但具體案例顯示,社會大眾與倫理感情上的認同能導致判決上的寬容。

相關書摘 ▶《最美的姿態說再見》:將病人與病方一視同仁,現行法規未充分保障病人自主權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最美的姿態說再見:病人自主權利法的內涵與實踐》,天下雜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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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孫效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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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作者、台大哲學系孫效智教授,長期協助研擬《病人自主權利法》。他在書中不僅有系統地介紹這部專法的基本理念、病人自主權的涵義、落實特殊拒絕權的機制,也提供具體的病人自主行動指南,更從國際與倫理法理的角度,引導讀者深入了解病人自主權。

本書重點

  • 什麼是病人自主權
  • 如何進行預立醫療照護諮商
  • 如何簽署、變更、撤回預立的醫療決定
  • 如何執行預立的醫療決定
  • 哪些條件可以行使特殊拒絕權,達到自然死的善終目標
  • 已經簽了安寧緩和條例的意願書,還需要簽病人自主權利法的預立醫療決定嗎
  • 病人自主權如何兼顧倫理、法理與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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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天下雜誌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