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愛讓人受傷？》：情色是一種浪費虛擲的行為

每當我們試圖去釐清什麼是現代愛情觀最大的特點時，才猛然意識到一件事：浪漫愛情自古以來從不在婚姻制度範圍內，因此浪漫愛情所珍視的價值，跟婚姻制度標舉的理想（如保護自我利益、維繫世系血脈）是完全背道而馳的。一般人可能基於家族結盟、經濟利益等理由步入一段婚姻，但這些理由卻無法構成談戀愛的動機，因為愛情多被視為某種能夠帶給人滿足感的經驗，是以對經濟、社會秩序具有潛在威脅性。喬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的效益觀提供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起始點，有助於我們思考該議題。巴塔耶提出的這個假設，可供我們分析大量彼此看似不相干的現象，涵蓋經濟、性、審美等面向；巴塔耶認為：生產、自我保全、自我利益，並非社會秩序的基本元素。他反倒認為那些不具生產力的浪擲揮霍、自我毀滅、非功利行為更為根本而重要。戰爭、儀式、奢侈品、遊戲、奢華紀念碑等等，全是他稱之為「開銷」（dpense）的例子，dpense一字語帶雙關，既有支出又有浪費的意思。事實上，鋪張浪費正是那些活動的意義所在，乃為了創造神聖感所獻祭的犧牲。

性慾情色屬於非功利行為，人不僅必須放棄自我，更要冒著被浪擲、被傷害的風險。相形之下，心理治療與女性主義的目標是一致的，試圖將民眾的思維模式——特別是女性的思維模式——扭轉成有用的模式，避免浪費；因為他們把浪費定義成某種依附形式，無法成就健全、獨立自主、自我實現的自我。菲利普．瑞夫（Philip Rieff）所說的「心理人」，總是仔細清點「滿意和不滿意」，認為無利可圖的承諾乃世間最該迴避之罪惡。這種人儘量避免情色經驗和愛情經驗當中自我犧牲這一塊，否則若要維持那樣的愛情模式，恐怕得走上自我放棄一途。依照馬希翁的講法：

妨礙情愛領域開放的最大障礙——這裡說的是情色障礙，非認識論或本體論障礙——正是互惠本身；互惠之所以構成障礙，乃因人在欠缺證明或論證的情下，就貿然假設單是互惠這一項便足以替自我所理解的「幸福愛情」提供可能的條件。

但馬希翁接著又補充道，互惠性是一項不可能的任務；因為在他看來，互惠性將人從愛情領域拉出來，再帶到商業領域內，但後者跟愛情根本水火不容。這種愛情觀愈來愈欠缺正當性，因為自我放棄和自我犧牲——浪費——太過片面，往一邊傾斜，本身就是經過美化的意識型態工具，目的是想從女性身上榨取剩餘的情感價值。

符號確定性

多層次深厚認同與儀式化行為，聯手創造了符號確定性；但弔詭的是，此一符號確定性卻又提供人創造精采、好玩的曖昧意義的絕佳環境。也就是說，社會多半是在穩定、清楚的意義框架內組織權力關係，因為權力結構傾向再生產、鞏固、凝結意義。唯有當這個穩定的意義遭到玩弄和扭曲，才可能出現模糊空間。例如，雙性人之所以被說雌雄同體（本身極具吸引力）是因為他／她身上陽剛和陰柔氣質的意符很清晰、很穩定。倘若沒在公開、公認的陽剛意符和陰柔意符上運作的話，不可能出現文化符碼上的雌雄同體。假使陽剛氣質和陰柔氣質不具符號穩定性，那麼在符號層次上，雙性人這概念也無從產生。因此，唯有在符號確定性成形後，才有機會創造模糊與曖昧的空間、嬉戲與玩弄的感覺。浪漫關係一旦跟權力關係脫勾了，確實產生一定的符號衝擊：性別標誌不再清晰顯著，使得創造模糊性的能力大幅降低，但模糊性偏偏又是勾引、誘惑的重要元素。我們不妨聽聽凱瑟琳．陶珊怎麼說，她感嘆新式「敏感男子」欠缺激情：

跟敏感男人在一起，我不知道他希望我坐他腿上，還是跟他坐在星巴克裡暢談世界局勢。若想聽人聊心事，我大可打給我的女性朋友。在一段嶄新的戀情裡，我只想火熱的性，不要滾燙的茶！

尊重固然好，但是踏入臥房內，男女平等未必跟情色慾望劃上等號。馬龍．白蘭度在電影《巴黎最後探戈》挖取奶油時，我不相信他還考慮什麼政治正確。

上世代的男人把性愛視為征服——下流、齷齪、好玩、骯髒的征服。

陶珊（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反駁奈赫琳的論點，她認為：平等主義將帶有強烈文化符碼的性別認同，以及性別認同所衍生的趣味性，從男女的情色活動抹除掉。她感嘆「誘惑」文化實踐已經失去它原有的趣味和模糊空間了；「誘惑」算是半潛意識實踐，人以自身的身體和語言，挑起對方的慾望。羅伯特．葛林（Robert Greene）在剖析完美誘惑者的特質時便一再強調說，「不完整」是浪漫互動的本質，因此保持浪漫互動不完整很重要，如提高模糊性、傳送混雜的信號，掌握旁敲側擊的藝術，混淆慾望與現實，雜糅快樂和痛苦，攪動慾望和困惑，降低性愛元素卻又不徹底摒棄它，拒絕遵照標準，延遲滿足感，抑制全然的滿足。

說話者若想保持意圖不確定，那麼，曖昧模糊堪稱是不二法門。從這角度看，模糊性給予人自由的空間，准許人口是心非，更允許他們明明是A認同，卻對外假裝B認同。誠如沙迪．巴許（Shadi Bartsch）和湯瑪斯．巴許爾（Thomas Bartscherer）所言（他們用了「自相矛盾」一詞，而非「模糊曖昧」）：「自相矛盾被安裝在情色現象裡。」「誘惑」此一文化實踐經常運用曖昧模糊的符碼，這也使得西方文化的誘惑者搖身一變，成了某種自由典範，不受道德束縛，因為說話者若要保持意圖不確定，自相矛盾和曖昧模糊才是真正的根本之道。有了這兩項特質，才有實現權力與自由的可能性：即口是心非、說一句話背地裡卻隱含多重意思的能力。誘惑者言談之間盡是模稜兩可，因為他們覺得毋須向真誠、對稱等倫常負責。反觀所謂的「政治正確」，則要求事事皆透明，不容絲毫曖昧、模糊的空間——確保契約式自由和平等最大化，沖淡傳統誘惑實踐的華麗修辭與情感光環。

愛情理性化將情色和愛情所立足的意義體制摧毀殆盡：包括模糊性、間歇性、隱晦的語言、戲謔嬉鬧、超越性等等。傳統的誘惑實踐與情色互動多是建立在片面知識上，即對對方的認識與理解流於片面；更建立在人的非自我意識（un-selfconsciousness）上、建立在創造模糊性的能力上。杰夫瑞．亞歷山大將康德的美學思想簡單勾勒後說道：「一段經驗之所以美，是因為我們避免用理性思考或道德理解來決定什麼，但卻又不至於與它們徹底脫勾；經過這段審美經驗後，擺脫先驗決定這件事反倒容許我們在概念上、在道德上有著長足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