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眾譴責犯罪者,然而悲劇發生前究竟出了什麼事?

民眾譴責犯罪者,然而悲劇發生前究竟出了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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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重大社會事件發生的時候,往往會引起軒然大波,媒體爭相報導,民眾譴責犯罪者,然而,悲劇發生前,究竟出了什麼事?又或者,當有人對網路、酒精、藥物成癮,甚至有自殘傾向時,除了制止與批判,可以怎麼理解這樣的行為? 

文:李奕萱(文字工作者)

重大社會事件發生的時候,往往會引起軒然大波,媒體爭相報導,民眾譴責犯罪者,然而,悲劇發生前,究竟出了什麼事?又或者,當有人對網路、酒精、藥物成癮,甚至有自殘傾向時,除了制止與批判,可以怎麼理解這樣的行為?

在美國執業的心理師胡嘉琪於臺灣推動的「創傷知情」,或許可以提供另一個切入角度,來了解這些受傷的孩子與大人。「知識就是力量。」胡嘉琪比喻:「沒有人知道糖尿病時,患者可能會被質問說:為什麼下午愛睡覺?為什麼沒有精力?是不是偷懶?但了解症狀與陳因後,就可以治療和預防。」

胡嘉琪希望讓臺灣成為一個「創傷知情」的社會:社會能辨認創傷的症狀、了解創傷的普及性,能重視創傷對個人身心與家庭社會的影響,甚至預防創傷的發生,並在需要時,支持因創傷受苦的親人朋友,陪著他們走過復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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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兔子、莎莎怎麼了?

讓我們先從一個寓言故事開始。有一群可愛的動物一起上課,導師是貓頭鷹老師。有一天,有個新同學來了!老師向大家介紹:「這是小豬。」小豬剛來到新環境,忐忑不安地看著大家,不過當他看到小兔子、小貓咪時,就好想、好想跟他們做朋友。

中午吃飯時,小豬興沖沖地跑去找小兔子和小貓咪,結果一不小心,撞上了小兔子的肚子。沒想到,小兔子突然就暴怒了!小兔子開始大吼大叫,嚇到了小貓咪,於是就趕快跑去告訴貓頭鷹老師。

這是所有學校都可能發生,甚至常常發生的事:有小朋友暴衝,其他小朋友就找老師告狀。而老師會怎麼處理呢?

這個故事來自胡嘉琪和她的老師在英美出版的繪本。胡嘉琪指出,如果老師的問法是:「What’s wrong with you?(你怎麼搞得?)」這個問句不是真的想知道發生了什麼事,而是罵人;如果從創傷的角度出發,不管對方做了什麼事,或許可以先試著問問看:「What happened?(發生了什麼事?)」

回到現實世界,小白兔可能是個四歲的小女孩:莎莎(虛構人物,改編自多位心理師的個案經驗)。莎莎在幼稚園時,小朋友們在唱歌、跳舞,大家都很開心,莎莎卻呆住了。有小朋友提醒莎莎:「要換下個動作囉!」莎莎卻崩潰大哭,老師一來,甚至嚇到尿褲子。

接著,不同生命階段的莎莎會遇到更多的困境,但能得到的同理心卻會越來越少。青少年時,莎莎忘了自己小時候的記憶,但始終覺得老師同學討厭她,因此很少到學校,被通報中輟,在學校也心不在焉,甚至在同學面前有自我傷害的行為。中年的莎莎,可能處在家暴的關係中,她酗酒、用藥,還有高血壓、心血管疾病、憂鬱或躁鬱、自殺傾向。莎莎以為自己已經忘了兒時的創傷,但身體卻繼續重複那凍結什麼事都不能做,然後又突然爆炸失控的模式。

在判斷莎莎有什麼問題前,該先知道,她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這時,或許就可以從「童年逆境經驗」的角度來思考。童年逆境經驗的研究說明,童年逆境越多的人,出現身心失調的比例越高。在面對逆境時,如果有足夠的保護因子,就可能不受傷害;然而,當同時面對多重逆境,又缺少保護因子時,就越可能在不同的人生階段出現身心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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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壓力都可能超出「容納之窗」

彬彬(虛構人物,改編自多位心理師的個案經驗)來自中上階層的家庭,他因為重大疾病常常住院開刀,從小就走過生死存亡的陰影,10歲時甚至因癌症住院治療,開始發育後,身體總比別人弱小。 彬彬常常做噩夢,儘管彬彬沒有打過仗、沒有被家暴、沒有被性侵,但因為疾病的壓力,在國中時他被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纏身,但卻沒有大人知道。

彬彬很聰明,家庭也給他足夠的物質支持,他念了世界知名的博士班,跟其他人一樣:喝咖啡、熬夜、做研究。畢業後,他頂著名校的學位、有著令人稱羨的工作。 但中年的他在工作壓力外,卻出現了身心失調的狀況。為了熬夜工作而喝咖啡、抽煙,卻無法對失速的思緒踩煞車,於是他開始喝酒越喝越多,甚至開始抽大麻,以換得暫時的解脫。對他來說,壓力太大了,他沒有時間照顧自己的身心健康與婚姻關係,只希望靠著不同的物質濫用來控制自己。

「很多逆境跟你想的不一樣。」胡嘉琪指出,逆境並不只是我們常聽到的家暴、性侵,而可能來自其他讓我們身心失控的創傷壓力。胡嘉琪說明,適當的壓力可以給人做事的動機,然而當壓力超過了「容納之窗(window of tolerance)」,壓力就可能變成創傷性、毒性的壓力,開始讓身心失調。

小莎莎曾經是受過嚴重家暴的孩子,大家笑鬧的時候,小小的她分不清「大家的喧鬧」和「爸媽打架的噪音」有什麼不同,當全班動起來時,莎莎卻凍結了,因為身體說:「如果我不要動,或許我就可以更安全。」

小彬彬總會夢到他在醫院,面對打不完的針、吃不完的藥。在他童年經驗裡,醫生與護士像是「披著羊皮的狼」,前一秒笑笑的,下一秒卻讓彬彬痛到快死掉,他能理解這是必須的醫療,但衝突感與孤獨感還是讓他好困惑,壓力超出了容納的範圍——許多重大疾病倖存者都可能面臨過類似的逆境。

當然,家暴、性侵很可能造成更大的創傷壓力,但孤單、忽略、生病,也可能把孩子逼出身心容納之窗,面對無法逃脫的毒性壓力,孩子也可能產身自動防禦機制,在教室「解離」,人在心不在,好讓自己不要那麼痛苦。

這些身體與心靈曾經失控的記憶,或許在莎莎與彬彬長大後早被忘記了,但潛在的失控身體記憶,卻可能在日後變形為其他身心議題。胡嘉琪說明:「很多時候如果我們了解狀況,就比較不會責怪這些凍住的孩子,以及日後出狀況的青少年與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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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傷壓力需要系統性的支援

壓力會影響全身的系統:自律神經、情緒、消化排泄、內分泌、生殖、血液循環、免疫、認知學習等等。反覆失控的創傷壓力,讓這些系統一個個失調。在青少年被安置、成年人犯法被判刑之前,他們很可能都已經面臨多重失調的問題。

為了活下來,人經常發展出「情非得已的生存之道」。胡嘉琪舉例說明,在毒性壓力的日夜刺激下,大腦內部的多巴胺接受器變得不敏感,可能會讓人尋求更多的刺激:吃高糖份、高油脂的食物,開始抽煙,沈迷於網路遊戲或影片,甚至開始使用非法藥物。而在身心失控失速的狀態下,有些人可能會自殘,才能把大腦當機的自己控制回來。

這些行為讓人覺得「很嗨」、「興奮」,或者,「不再失控」、「我又存在了」,於是便逐漸成癮。然而,這些生存之道往往是有負面代價的。面對複雜的創傷壓力,該如何是好?創傷壓力並不是哭一哭、發洩一下就可以解決,也不是說出來、寫出來就沒事了,如果沒有重新整合身心,創傷壓力很容易就會重演。就像是一台車,不是發不動、開不了,如果不小心發動了,就突然爆衝,時速都1小時120公里,這樣的車子,自然常常出車禍。

胡嘉琪強調,創傷知情的照顧和系統,絕對不是馬上去處理創傷經驗,而是減輕跟管理引發的相關症狀:「首先,要先穩定症狀,獲得安全感跟力量感(自我掌控感)。就像學開車前,要先學會煞車與如何慢慢踩油門,有了踩煞車轉方向的能力後,才有辦法真正面對讓人身心失速的創傷壓力。」

要讓身心多重系統變健康需要的時間,可能是2、3次的會談,也可能需要2、3年。能做的,就是先從小地方開始,例如,當個案成癮、無法控制自己時,或許可以先「5秒鐘吐氣並用力握緊拳頭後,再放鬆吸氣,在當下感受如何控制身體」。慢慢累積能量後,改變就有可能發生。

不過,最重要的還是「系統」的介入,一個社工師、諮商師能做的有限,教育和訓練的「職能」、體適能與健康管理、社會支持系統中的每個環節都至關重要。正因如此,建立「創傷知情」的社會非常重要。

胡嘉琪提醒:「這並不是要上級發公文、讓第一線工作人員寫報告,而是要讓安置機構、學校、校長、教育部長、市長、甚至到總統,都要理解創傷知情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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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原之路漫長辛苦,但不是不可能

養心心理治療所院長廖原賢曾經遇過一個狀況,似乎就是小莎莎長大後的真實案例,個案是是一位辛苦的單親媽媽(更改過部分真實內容),她官司纏身,因為她「殺子後自殺」。不幸中的大幸是,全家人都救了回來,但她威脅到了孩子的生命安全,所有孩子都被帶走。

廖原賢遇到個案時,見到她手上滿滿都是過去留下的刀痕。她說,從小經歷了失去親人、失戀、被拋棄、被霸凌,所以從小學開始她就學會武裝、強悍,也開始自殘。有過3、4段婚姻,也跟著曾經的最愛染上毒癮。雖然很早就被診斷有憂鬱症,但不願意吃藥,因為她覺得吃藥代表自己好像就認輸了。

廖原賢後來慢慢了解,在個案自殺的前一天,她被父親罵了。她一直很努力想要改變,已經3年沒有吸毒。雖然想努力工作,好好照顧剛上學的2個孩子。可是沒有學歷又沒有專長的更生人,能找到多好的工作?滿身滿心的傷,她又有多少力氣可以工作?自卑挫敗的生命經驗,更讓她始終擺脫不了害怕他人排斥自己的恐懼。

因此,她雖然拚命賺錢,卻還是賺得不多,只能住在父母家裡。自殺前一天,她爸爸見到加班回家的她,第一句話是:「妳又死到哪裡去了?」爸爸也許沒有惡意,但短短一句話,卻把她推向了深谷。

那一剎那,她覺得自己受不了了,所以想要藉由自殺結束痛苦;但她又擔心,如果孩子給自己的父母照顧,真能擁有幸福的人生嗎?會不會承受跟自己一樣的經歷?會談中,她告訴廖原賢,她可以理解也可以認同孩子為什麼被帶離身邊;但她也說,她很後悔,她真的很愛自己的孩子。

於是,一場漫長的復原之旅展開。剛開始,她把重點放在「努力證明自己好了,可以照顧小孩了」。可是逐漸地,她理解到,自己如果身心俱疲,即使再有心,也沒辦法給孩子穩定的照顧。於是,她學習照顧自己,適當地努力工作、穩定回診服藥、討論過去與現在的點點滴滴,也在幫助下開始嘗試理解爸爸負面言語背後隱藏的關心,重新練習面對過去創傷,滋潤自己的生命。

1年之間,她的情緒穩定度一天天提高,社工下了重大決定,開始協助她面對社工督導、政府官員,試著讓她與孩子見面。一次次的嘗試,大家一起努力。終於,親子獲得見面的允許,一家人抱頭痛哭。又經過了很長一段時間的努力,終於,她得到了各單位的肯定,漸進地迎接全家重新團聚的生活。

之後,當她的殺人未遂罪就快要判刑時,她主動找上了社工,委託他們安置自己的孩子:因為希望孩子過好的生活,所以她選擇讓孩子暫時離開。這樣即使她入獄,也能知道孩子有接受到好的照顧。「她內在有成長的動力,過去她也很想改變,但從來沒有被看到,或被看到了,卻一直怕她重導覆轍。」廖原賢說。

在媒體上,這個個案會是個聳動的故事,社會大眾可能會貼標籤,批評她為不適任的媽媽。然而在完整的故事中,無論她是對孩子的愛,還是面對逆境,身體與心理為了求生所做的努力,都值得社會的看見、了解,並給予多一些的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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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而有力的行動,安全而有愛的連結

創傷的復原和預防需要整個系統的支援,需要不同單位的耐心陪伴,重新建立起「安全的連結」,才有機會幫助受傷的人療傷。「安全的連結」說起來抽象,但其實一些簡單而有力的行動,都有可能化為安全網。

胡嘉琪舉例,在美國的一個社區,有心理復原的組織希望改善醫病關係。於是,他們讓每個人編織一小塊毛毯,最後把毛毯合在一起,讓人感受到連結與力量。在臺灣,也有義工在偏鄉推廣程式教育、讓國中生學習焊接電路板,雖然看起來跟創傷毫不相關,卻也可能成為創傷的預防,讓孩子多一個體會如何管理自己又可以跟大家交朋友的機會。

回到我們每個人正在面臨的處境,現在的臺灣社會有非常多問題:就業機會有限、社群網絡斷裂、基本民生消費產品不安全等等。看到很大的問題時,人難免會產生無力感,不過胡嘉琪提醒,覺得自己大腦好像回不來的時候,可以先感覺自己的雙腳穩穩踩在地上,做一些小小的事情,減速一下下,再一點、一點讓自己回來。

「我們可以看到好大、好大的問題,但可以回到好小、好小的此時、此刻、此地。然後,穩穩地踏出一點點改變的步伐。」胡嘉琪說。

延伸閱讀:助人前,先照顧好自己的傷:胡嘉琪博士談「創傷知情」與系統性支援

責任編輯:彭振宣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