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護的邏輯》導讀講座場記：看重實作、持續修補，讓生活好過一點

文：陳禹安（基隆人，長庚大學醫學生暨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碩士生）

2018年11月底，左岸文化出版了由台灣的醫療社會學、科技與社會研究者們所翻譯的《照護的邏輯：比賦予病患選擇更重要的事》（The Logic of Care: Active Patients and the Limits of Choice，以下簡稱為《照護的邏輯》），並且在12月19日誠品書店敦南夜講堂活動中，邀請譯者之一的台大社會系吳嘉苓教授進行新書分享會導讀。

吳嘉苓教授過往關注台灣生產改革的議題，是生育改革行動聯盟的發起人之一，也曾擔任《見樹又見林》、《性別打結：拆除父權違建》譯者群中的一員[1]。透過自己的教學和生活經驗，結合在荷蘭與作者面對面的互動經歷，吳嘉苓教授進一步交織出幽默風趣的導讀風格和接地氣的演講內容。

本文將導讀內容分為三個部分進行介紹，分別是「從選擇的有無到選擇的限制」、「何謂照護的邏輯」、「勉勵與問答」。

從選擇的有無到選擇的限制

講者吳嘉苓教授首先從作者安瑪莉・摩爾（Annemarie Mol）的經歷和這本《照護的邏輯》的起源進行介紹。

安瑪莉・摩爾是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身體人類學教授，具有哲學與人類學的訓練背景，過去關注的議題橫跨照護、身體與飲食，而這本《照護的邏輯》是她第二本著作。中文版翻譯自08年英文版的The Logic of Care: Health and the Problem of Patient Choice，並保留最早於03年出版的荷蘭文版本的副標題「積極的病患和選擇的限制（Active Patients and the Limits of Choice）」。

講者指出，摩爾作為科技與社會研究領域的重要學者，希望透過這本專門為醫療人員設計的書，回應歐美社會對於「賦予病患選擇」的風潮。同時，本書的研究資金也來自這個風潮下誕生的國家層級研究基金會ZON/Mw（頁20）。然而，在本書中，作者摩爾對這個風潮持保留態度，試圖提出一個「超越考慮選擇有無」的「照護的邏輯」。這等於是拿國家的錢告訴國家「選擇的『限制』」，因此，講者半開玩笑地說，如果要寫一個風靡台灣的人工智慧科技部研究計畫的話，她的題目也會訂為「人工智慧的限制」。

在進入「照護的邏輯」的實質內涵討論前，講者請聽眾們想想自己的生活經驗中，如何呼應作者書中「生活如何充斥著頌揚選擇」的說法。講者以自身工作地點附近的捷運站廣告為例（如下圖），試著從在地的素材帶領聽眾進入本書。此外，透過回想最近一次的懊悔，以及伴隨而來的「這是你選的，你要怪誰」的責備，不論就業、升學、愛情、政治，這些體現「選擇的邏輯」的懊悔，都成為進一步理解醫療照護實作中「照護的邏輯」的敲門磚。

Photo Credit: STS多重奏提供

何謂照護的邏輯

「照護的邏輯」如何體現在作者於大學附設醫院所考察的糖尿病病患照護情境呢？講者指出，「照護的邏輯」透過正面表列的方式[2]，呈現在第二章到第五章的四個層面，分別是：市場、公民、臨床、公衛。

市場層面，作者在第二章以一張血糖機的廣告圖為例（頁51），打破「選擇的邏輯」下消費者看似在市場對於商品具有的選擇權。講者指出，作者透過廣告圖，搭配自身熱愛的健行運動，試圖指出廣告如何將消費者的欲望轉化為看似自由理性的選擇；然而在「照護的邏輯」下，糖尿病衛教師心中所想的病患生活並未如廣告般自由理性，而是更著重在生命的不可預期性，以及各種實用實作：舉凡用好的鞋子和襪子來減少腳上傷口、如何讓同伴協助病人施打相關藥劑等等。

公民層面，指涉的是第三章裡各式政治哲學理論下的公民身體觀。不論是希臘城邦政治中公民（男人）的身體透過女人和奴隸在家準備的食物，得以在廣場討論公共事務、或是強調可調伏個人激情、經妥善馴服的布爾喬亞資產階級身體，指涉的都是一種擺脫肉體的自由心靈。比起「選擇的邏輯」強調具有自主的能力，「照護的邏輯」強調身體的脆弱，也就是脆弱的身體如何在內部均衡和外部複雜環境間達到好的平衡，得以好好生活。講者以自己如何登上媒體頭版的「雞腿教授」事件為例[3]，講述自己如何遭媒體批評「上課默許學生吃飯，有礙學習」，並自我解嘲自己在閱讀本書之前，就已經透過「避免同學上課低血糖」的「照護的邏輯」進行教學，讓學生們得以同時在身體和心靈處於最佳狀態時好好上課。

Photo Credit: STS多重奏提供

臨床層面，涉及的是第四章裡關於醫事專業人員的討論。講者問在座的護理師觀眾，當有病患問起「想吃甜食的話該怎麼辦」的問題時，該如何應對？有護理師回答道：比起使用疾病恐嚇病人，會建議在讓病人有活下去的樂趣的情況下給予意見，例如少量分次食用等等。延伸這個話題，講者強調，除了「同理心」之外，應該進一步打破「選擇的邏輯」下「醫療人員給予資訊、病患依價值觀進行選擇」的二分。畢竟，臨床情境裡醫療人員和病患都同時具有資訊和價值觀，唯有尊重彼此的經驗，一同從事具有開創性的照護試驗，才能協調出好的照護，達到「作伙修補」（doctoring，頁137，[4]）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