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我是右派 我是獨派》:達賴喇嘛「中間路線」,能喚醒中共已泯滅的良心?

余杰《我是右派 我是獨派》:達賴喇嘛「中間路線」,能喚醒中共已泯滅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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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今天中國民族問題不斷激化的現狀,如同「國王的新衣」一般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從他國強行移植而來的,跟中國「在地」的環境水土不服,並且在蘇聯的實踐已完全失敗,卻在中國成為不容置疑且難以摘下的「緊箍咒」。

文:余杰

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是一條光榮荊棘路

從1959年逃離中國之後,達賴喇嘛、西藏流亡政府和人民遵循恢復西藏獨立的立場與政策。70年代末以來,達賴喇嘛經過長期穩妥的思考、並與議會、政府以及其他相關人士鄭重謹慎地進行討論後,決定將恢復西藏獨立的政策調整到中間道路的路線上。

1988年6月6日,達賴喇嘛在達蘭薩拉召集為期4天的特別會議,參加會議的包括所有西藏人民議會議員、政府內閣(噶廈)成員、公務員、各流亡藏人定居點的負責人和人民代表、各非政府組織的代表、新近流亡之藏人的代表、特別邀請之有關人員等。會議在廣泛的討論後獲得一致意見。據此,達賴喇嘛於同年6月15日在歐洲議會提出著名的「斯特拉斯堡建議」。

在此計劃中,西藏將是「一個自治、民主的政體,並跟中華人民共和國聯合」,其權力結構由「一個人民選出來的行政首長、一個兩院制的立法部門、一個獨立的司法系統」組成。達賴喇嘛為「中間道路」描述了粗線條的遠景。在藏人行政中央的官網上,對「中間道路」有更明確的定義:它指的是在解決西藏問題的過程中,西藏人既不接受西藏在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所處的地位或狀態,也不尋求西藏的主權獨立地位,而是取中間路線,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框架範圍內尋求整個西藏三區施行名副其實的自主自治。中間道路是通過放棄極端的立場,從而保證有關各方必要的利益。對西藏而言,中間道路可以保障西藏的宗教、文化與民族特性之保護、延續與發展;對於中方,中間道路可以保證中國的國家安全與領土的完整統一;對其他鄰國或第三國而言,中間道路促使邊界的安全和寧與和平推進國際外交活動。

「中間道路」是為應對鄧小平於1979年向達賴喇嘛提出的「除了獨立以外,其他什麼內容都可以談」的建議。80年代,中國政治相對寬鬆,胡耀邦對西藏政策作出相當程度的調整,北京當局與達賴喇嘛展開幾輪談判。30年來,「中間道路」獲得大部分海外藏人、關心圖博問題的西方人士以及一部分認同民主自由價值的中國人的肯定。然而,六四屠殺之後,中共當局在極權之路上越走越遠,其民族政策越來越強硬,西藏在他們眼中只是一處靜默無聲的殖民地,而日漸衰老的達賴喇嘛不再被看作談判對象。

習近平執政以來,達賴喇嘛及西藏行政中央多次在公共場合表達對習近平和中共當局的正面評價,試圖以此「善意」換取習近平在西藏政策上「鬆綁」。在我看來,這是與虎謀皮的無效之舉。其實,更有效的立場宣示應當是:強調在歷史上,西藏與中國曾經有過友善、平等相處的時代;同時,毫不回避此一事實——中共專制制度不僅荼毒中國人民,也造成西藏人民亙古未有之苦難。換言之,批判、反對共產黨政權,既符合西藏民眾的利益,也符合中國民眾的訴求。

近年來,達賴喇嘛和流亡印度達蘭薩拉的「行政中央」大大增強了與中國民主派知識份子和正在成長中、充滿活力、思想開明的中國民間社會的互動,讓中國普通民眾認識西藏問題的真相,這是一個可喜的趨勢。越來越多藏人認識到,中共政權不是一個值得期待的談判對手,中共政權從來只迷信槍桿子。只有當中國民主轉型來臨之後,才有實踐「中間道路」的可能性。或者更加直白地說,沒有共產黨,才可能實現西藏的「中間道路」。

從習近平執政以來對西藏的強硬政策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共產黨不會接受「中間道路」。再多藏人自焚的悲劇,也喚不醒中共統治者泯滅的良心。中共統治西藏的邏輯是武力鎮壓加經濟收買,根本無視藏人的信仰自由和基本人權,正如茨仁夏加在《龍在雪域:一九四七年後的西藏》一書中指出的:「中國統治西藏的模式,以及統治的每個階段該收緊或放鬆控制到什麼程度,都不真正受到西藏內部的情勢所支配,而是由共產黨領導班子所面臨的更加複雜的意識形態與權力鬥爭的議題所支配。」所以,對中共政權的「惡」必須有充分的估量。如果低估中共的「惡」,必將付出沉痛代價——如同1989年天安門廣場反對腐敗的學生那樣血灑大地。

要讓「中間道路」深入人心,尤其是在中國民眾中獲得廣泛共鳴,首先要清除作為「中間道路」阻力的制度和文化因素,即大一統的政治傳統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而論,它是中共從蘇聯抄襲而來的處理民族問題的方法。蘇共從沙皇手中奪取政權、建立疆域更為廣大的蘇聯之後,強行按照民族劃分行政區域。沒有想到,這種貌似「優待少數民族」的體制,反倒惡化了不同民族之間原有的良好關係,為蘇聯的解體埋下導火線。

法國學者埃萊娜.唐科斯(Helene Carrere d’Encausse)在《分崩離析的帝國》一書中指出:「蘇聯政府面臨的所有問題中,最急需解決而又最難以解決的顯然是民族問題。像它所繼承的沙俄帝國一樣,蘇維埃國家似乎也無法走出民族問題的死胡同。」這句話也可用來描述今天中國民族問題不斷激化的現狀。如同「國王的新衣」一般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從他國強行移植而來的,跟中國「在地」的環境水土不服,並且在蘇聯的實踐已完全失敗,卻在中國成為不容置疑且難以摘下的「緊箍咒」。

作為「中間道路」阻力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需要解構和清除;反之,作為「中間道路」可以借用的帝制時代「宗主國」模式,則可以創造性地轉化。在清帝國時代,有一套相對柔和的、多元的統治模式。美國學者黎安友(Andrew James Nathan)在《尋求安全感的中國》一書中指出,傳統的中國並不視自身為一個民族國家,甚至不把它當作一個有著不同臣民的帝國,而是把它視為文明的中心。清王朝願意給周邊的「藩邦」授予特權,讓其統治階層對本族臣民進行管理、徵收貿易稅以及懲戒。當西藏逐步形成一個結構鬆散的神權國家時,滿清統治者為了籠絡西藏,甚至放棄原來的薩滿教信仰,轉而皈依藏傳佛教,以西藏活佛為宗教上的導師。

換言之,帝制時代,中央政府對在其勢力和影響所及的範疇內的不同種族、地域和歷史文化,大致給予一定的尊重及自治權,從而形成多元化的統治模式。而中共政權建立之後,這一傳統卻被拋棄,取而代之的是一元化的極權主義統治模式。中共政權悍然撕毀與西藏政府簽署的「十七條協議」,破壞西藏固有的宗教信仰、文化傳統和生活方式,竭澤而漁地開發西藏的自然資源,使得西藏的自然和人文環境遭到毀滅性破壞。未來在處理西藏問題時,漢藏雙方都需要重新發掘「前共產主義時代」可以實現「現代轉化」的政治和文化資源,使之成為「中間道路」的支撐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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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我是右派 我是獨派》,前衛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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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杰

反共黨反中國反統一反左膠 獨樹一幟的右派兼獨派論述
逃離中國後的真實告白 堅定的人生思想之養成

余杰,美籍華裔作家。他長期批判中國專制政權與習近平的帝制集權,並支持中國各地的獨立運動與台灣獨立運動,2004年與劉曉波等共同起草中國年度人權報告,並多次入選「最具影響力的百名華人公共知識份子」名單,但於2010年10月起遭到中國公安非法軟禁數月及酷刑折磨,2012年出走美國,流亡海外的中國知識份子。

余杰自從年少時《火與冰》開出對中國文化批判的第一槍後,後續的二十載人生中,他皆是子彈上膛的狀態,他不僅挑戰政治禁忌,而且捍衛宗教信仰自由,走上異議份子之路的余杰,更是讓中國政府警戒。而余杰也反覆省思至今人生中的知識與信仰,認定他之所以成為堅定的右派與獨派的關鍵,皆因歷經過四次脫胎換骨式的蛻變。而本書中,有最完整且系統性的自我剖析記錄,完整披露出余杰人生思想脈絡的滋養成分。

本書是華語世界第一本完整論述右派與獨派融會貫通的思想觀念的著述,為台灣、香港及華人社群認識、理解並形成「右獨」之知識群體和政治力量奠定了重要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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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前衛出版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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