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暮色》:英國軍官野蠻得無地自容,對鴉片戰爭充滿愧疚

《帝國暮色》:英國軍官野蠻得無地自容,對鴉片戰爭充滿愧疚
Photo Credit:E. Duncan @Wiki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儘管雙方戰力懸殊,這場戰爭仍拖了三年多才結束,期間打了數回合一面倒的激戰,而在激戰與激戰之間則是漫長的平靜時期,因為雙方要等待來自倫敦的指示或來自北京的回覆。英軍連戰皆捷,反倒愈來愈打擊英國人自己的士氣。

文:史蒂芬・普拉特(Stephen R. Platt)

餘波蕩漾

要說有哪個東西最淋漓盡致地說明英國對鴉片戰爭的矛盾心態,絕對是為了紀念這場戰爭而打造的第一面獎章。設計者甩開所有顧忌,似乎認為這種大膽設計切合徽章的意義,刻劃了一隻戴著王冠的獅子,兩個前爪牢牢按在一條龍的背上,代表英國的獅子把代表中國的龍打趴在地。那的確體現了當時世上許多人對這場戰爭的看法,但並非英國政府想要表達的精神。於是,這個洋溢志得意滿征服心態的第一場對中戰爭獎章設計圖遭揚棄,取而代之的設計溫和了許多,只有一棵棕櫚樹,樹下擺了一些英國作戰裝備——披著英國國旗的野戰炮和海軍加農炮、一套錨和起錨絞盤、幾種步槍和點火棒——以表明英國動武只是為了讓對華貿易重回穩固基礎,而非帝國征服之舉。此獎章暗示此刻中國人是英國人的朋友,而非受害者。橫刻在獎章頂端的拉丁文Armis Exposcere acem 粗譯為「他們以武力爭取和平。」

巴麥尊大膽假定英國能打一場目標明確的戰爭,同時不致一次激怒三億中國人民,他的主要依據是胡夏米和郭士立搭乘阿美士德勛爵號勘察中國沿海後帶回的情資——事實證明他們的報告非常精確:當時的中國國內分裂對立已經很嚴重,人民不會同心協力抵抗英國人的攻擊。中國不是格雷姆要國會相信的那種上下齊心的帝國;馬戛爾尼等人曾擔心中國皇帝揮一下手就能把英國人永遠拒於中國的富裕市場之外,但這種事已經不可能發生。清廷根本無法那麼牢牢掌控人民。這場戰爭並未導致中國人民抵制英國貿易,反倒扯開了清帝國社會內部既有的裂痕,使漢人與滿人對立,使商人與官員對立,使粗暴無情的民兵與憤怒的在地百姓對立——按照某些中國官員抱怨的內容,在地百姓怕自己國家的士兵更甚於怕英國人。偶爾戰火暫歇時,英國人還發現向看似忠於皇帝的中國百姓購買補給品其實很容易,而那個皇帝卻是與他們交戰的對手。

30年前,清朝薄弱的水師武力差點壓制不住石陽的違法海盜船隊;到了此時,陸上武力也仍因嘉慶在平定白蓮教之亂後大砍軍費而飽受影響。清兵的武器老舊生鏽,對上當時世上最強大、最現代化的海軍,誰都看得出必敗無疑。而且英國人毫無保留,甚至派出了復仇女神號(Nemesis)。這是在亞洲出現的第一艘鐵殼汽船,中國加農炮完全傷不了它,而且它能逆風與逆流而行,想去哪就去哪。只要戰事發生於水上,結果都是可想而知——因為清帝國在華東、華南的國內貿易非常倚賴內陸運河及河川的運輸路線,所以中國在戰區內的最重要城市都位於水邊,完全擋不住船艦攻擊,這是幫助英國擬定策略的胡夏米與渣甸等人都知道的事。

道光帝未能清楚掌握前線對英戰況,因為他的指揮官所呈上的報告有許多造假、謊報戰勝及摧毀英軍之事,就連林則徐、鄧廷楨的報告也一樣。從北京看,一如從倫敦看,這場戰爭似乎不可能打太久,因此中國方面無人提議大幅調動兵力抗英——嘉慶在位時曾為了平定白蓮教而這麼做。道光認為這場與英國打的戰爭,完全不值得採取像17世紀康熙強制沿海居民內遷那樣的斷然措施。中國官兵奮勇保衛遭到攻擊的城池,但並未嘗試把英軍引向內陸,讓他們離開船艦與最他們重要的優勢——可能有人建議守軍這麼做,因為英國陸軍並非所向無敵;1842年1月,中國沿海城市輕易被攻陷之際,西邊3000英里外的阿富汗境內卻有一支4500人的英國陸軍部隊在撤退時,於喀布爾城外山區全數被殲滅,只有一個歐陸人倖存,得以向世人訴說這樁慘劇。但這樣的事並未在中國發生。中國也未付諸實行據說是一名官員曾給皇帝的提議:集結30萬大軍西征,穿過俄羅斯和歐洲去劫掠倫敦。

事實上,各戰役一般來說都打得又快又血腥,最後都由英國獲勝。清軍再英勇也無法改變結果。戰爭從頭至尾,中國頂多只打贏一場小規模戰鬥,而且這場不重要的戰役是憤怒的農民打下的,不是官軍,而且惡劣的天氣也幫了大忙。清軍的兵力多於英軍,但勝算極低,因此清軍軍官祭出極端的手段,例如鎖住堡壘大門以防士兵逃跑。在寧波,一個指揮官買來19隻猴子,打算把爆竹綁在牠們背上,然後叫人把牠們拋上英國船艦,讓那些船著火,最好能炸掉船上的火藥庫。但是沒人敢為了拋猴子而靠近英國船艦。

不過,儘管雙方戰力懸殊,這場戰爭仍拖了三年多才結束,期間打了數回合一面倒的激戰,而在激戰與激戰之間則是漫長的平靜時期,因為雙方要等待來自倫敦的指示或來自北京的回覆。英軍連戰皆捷,反倒愈來愈打擊英國人自己的士氣,因為英軍頻頻對無助的中國百姓與士兵施暴,卻找不到辦法逼清廷投降。許多由參戰英國軍官留下的文章裡,都瀰漫著一份愧疚之情。有個軍官描述了某場戰役後「浮屍黑壓壓遍布海上」的慘狀,以及一處堡壘內部「被腦漿濺汙」的情景。另一個軍官在日記裡坦承,「許多極野蠻事件,讓我們的人羞得無地自容。」1842年間,英國艦隊司令幾乎哀求閔多勛爵饒過他的部隊,別再命令他們入侵中國城市,因為「我們的到來對可憐的居民而言是大災難。」義律被革職後在1842年寫道,那是「一場幾乎談不上軍隊榮譽的戰爭」。他警告,要獲得巴麥尊希望的那種勝利,唯一途徑是透過「屠殺一個幾乎毫無防禦之力而任人宰割的民族,然而在戰場的大部分地區,那些人對英國卻很友善。」

在這場戰爭還處於構想階段時,基於道德理由反對開戰是一回事,但隨著傷亡報告開始傳回國內——數百名英國、印度年輕人喪命,而且他們大部分不是戰死,而是死於熱病和痢疾——英國境內的反戰的聲浪卻開始減弱了。然而批評者並未完全噤聲。例如《泰晤士報》就在戰爭期間繼續大肆嘲笑義律和輝格黨政府。1841年4月,戰事已進行一段時間,該報刊出一封語帶譏諷的讀者來函,該讀者偽稱自己是中國煙民,感謝義律前來將他從林則徐的魔掌中救出。他說他原本被捕,戴上木枷,煙槍被打斷,鴉片被沒收—但是後來英國艦隊出現了。他獲釋且「買下你們士兵的鴉片。」他寫道,他「重獲自由,用顫音唱出十足喜悅的曲調。」但就在挖苦開戰理由的同時,《泰晤士報》——在許多先前反對開戰的人助陣下——也轉頭抨擊輝格黨領導階層未能俐落結束這場戰爭,讓戰事一季拖過一季,繼續帶來不幸,看不出何時會結束。該報說,這本身就是另一種「讓人丟臉的失敗……一種對我國軍力的侮辱。」

接著情勢有了轉折:1841年秋天,那場決定開戰的內閣會議召開後過了近兩年,輝格黨政府垮臺了,是被一場與中國無關的不信任投票倒閣。巴麥尊卸下外交大臣之職。在國會中極力抨擊這場戰爭的在野保守黨上臺執政。1840年帶領保守黨議員譴責戰爭的格雷姆出任內政大臣,成為新首相皮爾(Robert Peel)最倚重的顧問。但這時英國已深陷於半個地球外的一場對外戰爭,而且戰爭進行的時間已經比鼓吹者預料的要久了許多。傷亡的英國與印度士兵多得超乎預期,國家好不容易省下的錢被浪擲,而且完全沒有可拿來宣揚的成果。於是保守黨改弦易轍,不再繼續高聲痛斥輝格黨因開戰而犯下的道德罪,而是(一如《泰晤士報》)抨擊該黨讓這場戰爭拖了這麼久。新政府一上臺,立即迅速增兵中國。他們增援陸軍,派去更多火炮、更多補給、更多船艦。他們判斷,戰爭既已無可避免,至少要把它打贏。

於是,在原先努力阻止開戰那些人的遠端指揮下,璞鼎查於1842年8月結束了鴉片戰爭。他命令艦隊強行溯長江而上,揚言摧毀南京這個具有陪都地位的大城,至此清廷終於屈服。那肯定是一場令人難以歡欣鼓舞的勝利。就連向來在政治上極力支持保守黨的《泰晤士報》,對於該黨成功結束這場「不光彩的戰爭」(該報一再以此稱呼這場戰爭),也抱著矛盾心態。和平消息傳到英國後,該報刊出一篇反省立場的社論,文中說即使獲勝,英國人也不能忘記引發這場戰爭的可恥原因。該報說保守黨內閣結束了一場「非他們所發動,因而未使自己蒙上汙名」的戰爭,又使英國與中國恢復「他們始終無意打斷」的和平,從而攬下所有功勞。輝格黨看到這樣的結果,想必非常火大。保守黨會因為戰勝而得到讚譽,輝格黨則會永遠背著開戰的汙名。但總的來看,《泰晤士報》很清楚兩黨理該得到哪些讚揚。該報說,對中國的戰爭結束,看來必定會讓英國在商業上大大獲益,但「我們如果讓這場戰爭本身的輝煌成就……掩蓋了它的本質,或使我們忘記它極可議的起因,那麼我們應該為我們自己和我們的原則感到羞愧。」

璞鼎查的努力,帶來了《南京條約》。這個條約於1842年8月29日在南京簽訂,是中國簽下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19世紀期間,中國還會再簽下許多這樣的條約,因為《南京條約》讓西方人發現只要用武力就能對中國予取予求。按照此條約的基本條款,中國要賠償英國2100萬銀圓,主要用來支付銷毀的鴉片和戰爭開銷。中國要開放五個口岸供英國人貿易及居住,包括廣州(城區內部)、寧波,以及最重要的上海。上海位在長江出海口,地理位置優越,不久後會發展成令廣州相形失色的貿易中心,最後成為世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南京條約》把香港割讓給英國,做為英國的永久殖民地。此約還廢除了行商的壟斷地位——總而言之,實質上終結了廣州時代。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帝國暮色:鴉片戰爭與中國最後盛世的終結》,衛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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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史蒂芬・普拉特(Stephen R. Platt)
譯者:黃中憲

19世紀中葉,中英之間因為走私鴉片和貿易問題開戰,史稱「鴉片戰爭」。對中國來說,鴉片戰爭代表的是帝制中國最後一個盛世的結束、「百年恥辱」的開端。對西方而言,戰爭是因中國閉關自守、只准西洋商人在廣州一地通商而起,象徵著中國冥頑落後、莫名抗拒自由貿易。

但事實遠比這些簡化的歷史記憶複雜太多。

《太平天國之秋》作者普拉特,這次要追索的歷史事件,正是這場影響甚鉅的中英戰爭。但他的敘事重心並非放在戰爭本身及其餘波,而是從1750年代清廷決定採取廣州單口貿易政策、1793年馬戛爾尼使團遠赴中國覲見乾隆講起,一路講到1840年戰爭爆發。作者不僅以極具畫面感的文字,清楚描摹了這數十年間中英及中美之間的交流景象,更企圖藉此讓我們看到:鴉片戰爭絕非如許多論者所言,是一場無可避免的文明衝突,而是在「人」的推動下結成的惡果。

為展現人如何推動了這一切,作者在他搭建的歷史舞臺上,放上了各色人物;有中西商人,有中國士宦和英國議員,有各國傳教士,還有海盜。他們的神情外貌在作者筆下栩栩如生,內心世界也被深描細剖。

21世紀的國際政治格局跟鴉片戰爭爆發的時代大不相同,中國也已今非昔比,躍居強國之列。儘管如此,有一點仍沒變:它和西方列強之間的關係依舊緊張。鑑往未必知來,但如果19世紀中英開戰不是必然,那麼今日重新認識、回顧鴉片戰爭,或許還是能給我們一些啟示。

帝國暮色
Photo Credit:衛城出版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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