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台灣長大的穆斯林，戴上頭巾讓我感覺「戰勝了什麼」

文：馬映卿（中山大學社會系）

前幾天在FB上看到一張迷因圖，圖片內容是一對穆斯林母子在講話，而文字的部分則被編輯為隱射穆斯林女性戴Hijab並非自由意志的言論。對於這張圖片中提到的「如果媽媽不戴頭巾，會被爸爸打、還會被鄰居批評、死了還會下地獄」，我不禁想問：穿得少就是進步價值？女性化的裝扮、美妝都是自由意志？家庭暴力事件只有發生在穆斯林家庭嗎？

我想先從我的經歷來回答這三個層次的問題，作為一個從小在台灣社會長大的穆斯林，我的生命經驗和多數的大學生沒有太大的差別。國高中時期我讀的是新北市的某私立高中，這所高中有著嚴格的髮禁、還有各種嚴格的穿著規範，而這些規範背後的文化、性別意涵卻少有被拿出來討論的機會。

還記得每當到了夏天學校一宣布換季，許多女生同學都會開始哀號，或是默默地到學校就換穿運動短褲。在當時的校規中，女同學在夏天無故拒絕裙裝都會被記過，這種情況卻從來沒被認為是性別壓迫，但當穆斯林女性自發性的戴上頭巾時，卻會被一口咬定是父權的象徵，完全忽略女性的能動性。

當然，在我們討論女性在不同文化脈絡下的穿著時，不能否認父權社會對其的建構與影響，但我們也不能將每一個行為解讀成全為結構所致。如果Hijab不是自由意志，而是結構問題，那任何女性穿任何衣服也都是結構問題。

妳穿得裸露可能會被說是迎合男性凝視、穿男裝被說是陽剛崇拜、你以為你在穿中性的衣服，社會也還是把妳的服飾當成女性服飾，即便女性全裸也會被說是迎合男性的色情幻想。刮腋毛、除腿毛、去美髮店整理頭髮，每個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看似自由的選擇，其實都是被優勢價值觀宰制的後果。我們不能否定結構的力量，問題結構影響與能動性本來就是互動的交織關係，但什麼都是結構壓迫的主張，也會變成女人怎麼做都不對的父權鏡像。

而這張圖本身就只是性別化的種族歧視，包括穆斯林女性作為家暴受害者的刻板印象，還有對伊斯蘭的錯誤理解——不戴Hijab會下地獄。然而，活到20歲我從來沒有因為沒戴Hijab這件事被任何教友逼迫或罵過，只有因為整個社會的Islamophobia（伊斯蘭恐懼症）而選擇讓自己穿著的像個「正常女生」。

Photo Credit: Pascal Rossignol/ REUTERS/ 達志影像

從PTT鄉民口中的阿拉花瓜——揶揄穆斯林都是恐怖份子，到現實生活中軍訓課教到911時全班同學一致回頭的目光，以及各種對印尼移工的污名化形象，多重角度的影響使得戴上Hijab對台灣土生土長的穆斯林女性而言更是加倍困難，在迎合台灣父權社會中對女性的期待與自身信仰的矛盾中拉扯。

一位我在清真寺認識的姐姐告訴我，她曾經在台北市被公車司機拒載，即便她有著穿著全黑的習慣，在看似充滿多元文化的台北發生這樣赤裸裸的歧視仍然令人覺得不可思議。因此我並不覺得沒戴Hijab的我就是自由的，反而最近當我勇敢嘗試偶爾在外戴上Hijab時，我居然會有一種戰勝了什麼的感覺。Hijab作為自我認同，我認為在台灣的脈絡中實踐這個穿著，阻力更大的不是伊斯蘭本身，而是不同層次上的歧視與刻板印象問題。

2015年我和幾位清真寺的朋友們一起到香港參加營隊，在回程入境時，一位和我們同行的姐妹在出海關時遇到了問題，原來是海關認為她戴著頭巾「無法辨識他的樣子是否和護照上一樣」，於是她被卡在海關動彈不得，就僅僅因為她不肯當眾脫下頭巾。

後來事情的解決是透過一位擁有美國籍的穆斯林姊姊，去和海關理論這個要求連她回美國都不曾遇過，並揚言要透過某個政府單位表達抗議，海關才「勉強」找一位女同仁把那位姐妹帶到小房間，脫掉她的頭巾。

Photo Credit: Giorgio Montersino @ public domain

同樣類似的問題也發生在法國的海邊，強迫穆斯林女子脫掉她的布基尼，衣服作為一種生理皮膚的延伸與文化上的皮膚，對衣服的侵犯與剝奪就是對身體的侵犯與剝奪，如果今天是要求一個台灣女性脫掉她的上衣或褲子，此舉肯定會被認定為性騷擾，然而這些舉動卻更被大眾理解為種族歧視，而忽略了穆斯林女性主體的受創經驗或許更接近性、身體領域的被侵害。

由此我們可以發現在台灣社會的脈絡中，大家對於進步價值與自由的想像，不僅被西方媒體與性別、文化中的既得利益者宰制，而種種對伊斯蘭的刻板印象，讓穆斯林女性在自我意識的建構上以及參與社會的過程中，陷入一個矛盾且難以逃脫的框架。

從這個觀點檢視，穆斯林女性不穿戴hijab與遮蓋身體的衣物，並不代表就比較自由，即便是非穆斯林女性穿著清涼，也有可能是結構使她穿上這樣的衣物。

女人身上的衣服作為展現自我政治主張、宗教信仰、價值觀的符號，當我們理解其背後的文化意涵後，比起質疑女性在衣物選擇上的能動性，台灣社會能做的是給予不同種族、信仰、性傾向、階級的女生支持，讓各個靈魂與身體擁有平等且安全、自由的可能。

責任編輯：彭振宣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