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瘟、薊馬與經濟人類學的啟示:「市場」是怎麼被創造出來的?

豬瘟、薊馬與經濟人類學的啟示:「市場」是怎麼被創造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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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讓我們回到開頭的非洲豬瘟,這裡我想引介近來動物疾病研究者如Steven Hinchliffe 和Nick Bingham等人的觀點。他們認為防疫(也就是防堵策略)的確重要,但是我們必須了解我們是生活在一個多物種的「社會」。人並非是「市場」的絕對支配者,建立和這些物種相處的靭性能力也是在思索動物疾病時,重要的一環。

文:王驥懋(輔仁大學社會學系)

農委會在2018年宣佈7月口蹄疫「拔針」,也就是說豬隻們將不再施打口蹄疫苗了。農委會這個舉動是希望台灣可以從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所列管的「口啼疫疫區」名單中「畢業」除名,以期恢復過往台灣豬肉外銷市場的榮景。

當年1997口蹄疫爆發後,一年近1700億左右外銷豬肉市場蒸發。過去二十年來,好不容易重新複甦的豬肉市場,在近月來非洲豬瘟(Asfivirus)的陰影下,再度如臨大敵。非洲豬瘟的個案,凸顯出看不見的病毒、市場、豬農、防疫單位等各方行動者,都被糾結在這個複雜的事件當中。

過去,我一直在關注台灣鄉村及農業發展研究,但在尚未深入田野之前,我其實沒想過我的研究會涉及多物種的非人行動者(nonhuman actants)(行動者網絡理論認為,所有的人及非人都等同具有能動性,而能動性乃是一種相互協作的成果)。

還記得在一個風勢強勁的十一月天,我站在田邊和來自農改場的研究人員,看著另外一旁的研究員將數袋的「緩釋肥」倒入轟轟作響的農耕機當中,然後慢慢地將這些肥料攪拌均勻、拌進田埂之中。農改場研究員指著一旁的費洛蒙驅蟲設備告訴我,透過肥料和這些小裝置,將可以有效地控制「薊馬」以及「夜蛾」等「寄生蟲」,如此便提高主要出口蔬菜之品質的穩定性。在開始進行我的「農產品市場形構」研究的田野考察初始,我已經愈來愈習慣不再單單是和農改場的研究人員、外銷業者以及農友等「人類」互動。我同時也意識到「農業外銷市場」涉及數不盡的「非人行動者們」。他們成為我必需回反覆回到研究室,打開電腦重新認識的對象,而且條目似乎愈列愈長。

在人類學農民研究(peasant studies)或是經濟人類學的「市場」領域當中,這些「非人」物種向來是被噤聲的,頂多被視為農民勞動過程的生產投入或是被馴化的對象。事實上,幾個重要的人類學農民研究相關的刊物,如《農民研究》(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第三世界季刊》(Third World Quarterly)所收錄的多數文章,仍然時常圍繞在少數幾個經濟人類學延伸出來的論辯:形式主義vs.實質主義或是古典的農業問題(Agrarian Questions)等。前者的論辯主要集中在「市場」這個概念,是否可以直接套用在分析非西方的農民社會。而農業問題的論辯,則是探討到底「小家庭農戶」是否會隨著資本主義的入侵而消失。這些研究在看待所謂的「農民社會」或是「農糧市場」時,總是千篇一律地仰賴人類中心主義的觀點(anthropocentrism)。

不過,關於何謂農糧市場的看法,近年來開始改變了。而這些具有新意及洞見的見解,和人類學領域近來的本體論轉向大有關係。這些研究成果受到晚近幾位知名學者的影響,如:Bruno Latour、Michel Callon、Graham Harman、Eduardo Kohn、Philippe Descola、Eduardo de Castro等。在此讓我簡單從Callon的市場化及經濟化開始談起。Michel Callon以及其同事,認為「市場」並非自然而然的存在,而是多元行動者相互協作的產物。「市場」需要被各種行動者「造」出來。而要理解市場就必需從二個層面著手:社會制度架構以及物質性(materiality)。首先,他們認為過往的社會科學的市場研究,往往刻意忽略學者自己對於「某某市場」的建構,具有關鍵性的影響。要解釋這一點,就讓我們稍微回到上述的經濟人類學的論辯。

形式論者主張「個人的工具理性」在作經濟決策時的重要性,且此理性可以在每個「人類」身上發現。而為何每個人會有不同的「理性計算」方式,是因為不同的「文化」對於事物的「價值」有不同的定義。因此,某些持形式論者論點者(例如:經濟學者)認為,由於人的理性有限,因此需透過制度的設計,促使人的行為改變或是符合工具理性的形式。以形式論為基礎的經濟學觀點,經常和其他的經濟學理論同時存在、並相互競爭成為某國或某組織的經濟發展藍圖。

從此角度來看,經濟學知識並非只是客觀地描述人類的經濟行為,而是具體地介入、改變、乃至創造了某些經濟行為與「市場」本身(例如:迦納的「外銷農產品市場」的出現,可是和世界銀行那些新古典經濟學專家脫離不了關係呢!)。相較於形式論者,實質論者則強調「制度結構」以及「社會」:即人類的交易行為,乃是到不同的「制度」所引導。所謂的「市場社會」只是人類不同經濟活動的一種形式,和其他經濟社會形式,諸如禮物社會、以物易物等並存。

從上述「經濟學知識如何誘導『市場』出現」的問題出發,人類學中的形式論和實質論,就不是完全站在對立面。相反地,他們共享了許多論點:首先,在定義經濟活動或是人的經濟行為時,二個理論都必需訴諸於特定的經濟學知識。例如:工具理性和形式論密切相關;社會制度和結構(如禮物、以物易物或是市場經濟)則和實質論的經濟學理論(如Karl Polanyi的論點)不可切割。第二,二個觀點都認為經濟行為受到二個因素影響:社會結構或個人。他們的差異僅在於何種較具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