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放走了大野狼：性騷擾為何常能逃脫、不被處分？

採訪編輯：林承勳
美術編輯：林洵安

性騷擾事件的權力運作

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的研究員張晉芬提到，過去已有研究指出：性騷擾事件的被害人可能因為權力不平等、怕二度受傷等因素，常常選擇隱忍以求息事寧人。張晉芬以此為基礎，藉由調查醫院性騷擾事件發生始末，尤其是後續處置方式，揭發加害者為何常能繼續逍遙職場的可能原因。

示意圖來源：iStock

色狼的「權力金鐘罩」

根據前人的研究，職場裡性騷擾事件不容易被揭發的原因，可以從組織權力結構與職場的氛圍來分析。當性騷擾事件中加害人與被害人權力不對等，像是公司中的主管騷擾員工，受害人可能會懼怕加害人的權威或地位，選擇讓步。即使受害人舉報，管理階層為了顧及組織的聲譽，有時候會採取淡化、忽視的手段。就算管理階層著手處理，過程中很有機會偏袒較有權力、對組織比較重要的加害者。

在權力不對等的關係裡，受害者鼓起勇氣舉發卻徒勞無功，或遭到更多壓迫的經驗，會讓其他受害者的舉報意願大大降低。至於職場氛圍，如果是身處在黃色笑話充斥、清涼月曆隨處掛的工作場域，受害人可能根本就不認為管理階層會看見性騷擾的嚴重性，直接選擇放棄申訴。張晉芬的研究結果同樣支持這些論述。

研究指出：性騷擾事件中的加害者，常常會有權力加持與組織庇護。

在2018年最新的研究裡，張晉芬選擇臺灣的3家醫院，針對院內所有的護理人員進行問卷普查。對於研究場域的選擇，張晉芬指出，醫院在性騷擾研究中已經有豐富的文獻可以參照；同時院內層層分明的組織，也是研究權力結構的理想對象。

將3700多位護理人員的回覆進行統計、剔除無效樣本後，約16％的受訪者表示工作過的醫院確實有性騷擾事件，也知道事情發生的始末；另外13％受訪者則回覆好像有聽過，但不甚確定。

進一步分析加害人身份與事件後續發展，張晉芬發現，護理人員受訪者指認性騷擾來自「病患或家屬」的次數，高於來自「同事、主管」。而如果加害者為醫師或主管，由於受害者在權力關係中處於弱勢，即使事件被舉發，後續處理也大都是不了了之，或以離職收場。

詳細的問卷題目與調查結果，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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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分析結果可以觀察到，當「加害人」在性騷擾事件中屬於較有權力的醫師或長官，常會因為受害人不敢指認或自我犧牲，逃過被舉報帶來的糾紛。再加上問卷裡，指認最後有正式處理的案件人數，低於指認有性騷擾的人數，可以推測院方在處理性騷擾事件時的確會有忽視或淡化的狀況。

性騷擾為何常能逃脫、不被處分？

職場裡的權力遊戲與性別歧視，讓性騷擾事件層出不窮。

張晉芬這次的調查研究顯示，身為組織結構中權力弱勢的基層員工，比較可能會受到不公平的歧視性待遇。但實際上，即使同樣身為基層員工，男性遭遇性騷擾的機會遠小於女性。

根據勞動部2016年的統計資料，調查的男性樣本裡有0.8％表示曾經遭遇過職場性騷擾；但有過此經驗的女性卻高達3.5％，比例上是男性的四倍多。對於此一現象，張晉芬引用美國女性主義法學者凱薩琳．愛麗絲．麥金儂（Catharine Alice MacKinnon）的概念：「性騷擾是一種性別歧視」來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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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化層面來看，不論國內外的社會氛圍都對於兩性的表現有不同期待。男性「主動」的行為被社會鼓勵、認可；女性則被期待扮演「被動」的角色。張晉芬指出，在兩性相處方面可以看到明顯的刻板印象：男性主動調戲女性的行為無傷大雅，但反過來女生的行為卻會被貼上不莊重的標籤。「當女生走過，男生會盯著看、吹口哨、討論外表；但很少會看到相反的狀況。」張晉芬舉例。

至於職場的權力結構中，女性大多時候也都屈居弱勢。張晉芬提到，女性常會因為婚育或家庭因素離開或降低勞動參與，所以不論國內外，多數組織裡高層幾乎都以男性居多，女性很難躋身重要職位。身為工作場域中的弱勢，又被社會價值觀不平等看待，職場基層的女性很容易成為高層男性欺負的對象；但同樣是基層的男性卻相對較少擔心被性騷擾的問題，張晉芬認為從這層面來看，性騷擾可以說是肇因於整個文化對女性的性別歧視。

性騷擾事件的研究難處

Photo Credit：研之有物

礙於個人隱私與保密條款，性騷擾研究難以從當事人深入追蹤。

在醫院內性騷擾事件的研究裡，考量到性騷擾是個人尷尬、痛苦的私密經驗，很難直接向當事人詢問，所以張晉芬的研究問卷不是針對個人自身經驗，而是詢問：「在您所工作過的醫院裡，是否曾經發生過有員工遭遇言語或身體上不友善的性暗示或性接觸的事件？」

對於旁敲側擊的間接性問法，張晉芬解釋說：「這類的私密研究，就像性觀光經驗研究（Chang and Chen，2013），即便當事人回答有，也很難追問到他怎麼消費、從什麼管道取得聯繫。」

即使受害當事人願意坦誠，談論到機關單位如何處理性騷擾事件等細節時，又會碰到保密協定的問題。「我看過的論文，還沒有一篇有提到組織在性騷擾發生後，實際採取甚麼樣的處理方式。」張晉芬表示。整個事件就算經過性騷擾防治委員會鑑定確實符合性騷擾，還進入刑事訴訟，依然只有結果會公開，中間的運作過程、委員身份都不會透露。

無法直接向當事人取得第一手資訊，使得後續研究難以進行。同時，因為問卷資料採用間接性的問法，即使統計結果顯示較多受訪者指認性騷擾來自病患或家屬，也無法確切得知實際上的所有狀況。「我們詢問受訪者知不知道有發生過性騷擾，但可能有發生，卻因為管理階層要求封口，其他科別的護理人員未必知道曾經發生過性騷擾，以致於知道曾經發生過的比例偏低。」張晉芬強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