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青年報》──中國改革開放的產物,又為何消逝於改革開放的浪潮中?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這些文章可以刊載於中國大陸的報章。
文:蘇敬恆 |圖:香港電台
試試在互聯網 Google「深圳青年報」,看看會有甚麼搜尋結果。
首先可能出現的搜尋結果是「深圳青年報 - 中國禁聞網 - 禁聞」。

按下連結,再按下第一篇文章,文章很短,如果沒時間,直接看第二段,「當時的《深圳青年報》發表了不少具有某些突破性的精銳文章......」。
是甚麼文章?
「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是一黨制還是多黨制」
「要淡化黨的權力觀念」
「政治不公開,人民無法參政,也無法監督」
「現有體制培植個人專橫」
「人民應有議論領袖的權利」
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這些文章可以刊載於中國大陸的報章。
除了第一篇,在其他網站找到圖片外,不知道其他文章的真確性,文章配圖沒提供參考。
另外兩篇,親眼見過的,標題為:
「用新聞來監督政府是無疑的」
「權力在民,而不在政黨」
那是80年代,內地「改革開放」最初10年,政治思想開放的日子。
《深圳青年報》1984年2月2日創刊,1987年2月10日停刊。

1966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席捲中國大陸,經濟接近崩潰。文革後的1978年,為挽救經濟,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改革開放」。1980年,深圳特區成立,引入市場經濟。但特區成立初期,深圳被質疑是行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陷入一場「姓社姓資」的爭議。
提出「改革開放」的前國家領導人鄧小平,1984年首次南巡,留低一句「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冀平息路線風波。題字後一日,共青團深圳市委支持成立的《深圳青年報》隨即創刊。
以一批熱血青年為骨幹,《青年報》內容創新,團市委不用審稿,直接刊印。

「當時究竟要建設一個怎樣的特區,開放到甚麼程度,內部出現一番爭論。甚麼可以做,甚麼不可以做,爭論很大。我們想在大陸新聞界行出一條新路,主要想辦成一個反映深圳『改革開放』新氣象、新思想。與改革開放方向相同的,我們就支持,我們就報導。」
透明水壺中,氣泡不斷在煮沸的水中翻滾。沏一壺熱茶,已約六旬的《深圳青年報》總編輯劉紅軍,坐在沙發上,雙手一左一右擱在沙發邊,道出《青年報》由創刊到停刊的3年經過。

「突破性的精銳文章」自然是停刊導火線。大膽評論一篇接一篇,1986年9月,鄧小平接受外媒訪問時表示希望退休,10月21日,《青年報》發表《我贊成小平同志退休》一文,結果引來難以收拾的軒然大波。
1986年,「改革開放」實行約8年,當時中共內部正就「資產階級自由化」爭論不休,時任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與時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鄧小平,在「自由化」問題上有分歧。1987年1月15日胡耀邦下台,趙紫陽接任。
1987年2月10日,《青年報》編委會登出啟事,表示「為集中力量檢查本報所犯的錯誤,總結經驗教訓,即日起停刊整頓」。

「我沒有錯。」30年後,劉紅軍說話仍然有力。
「我又不是與你中央文件發生衝突,現在看來,當時環境下,議論這個問題中央認為是不妥當的。當時就是不准說,我們認為鄧小平說自己退休,這是有好處。」
劉紅軍說,年輕人把握上難免出錯,「胡耀邦都不行了,我們還行嗎?我們青年人,不會捉摸政治,搞不清裡面究竟在做甚麼。」
據說《青年報》解散後,劉紅軍被撤職,此後不能再從事新聞工作。輾轉去過海南發展,之後返回東莞一間企業服務。
幾經曲折,在深圳見到身型高瘦,架著一副眼鏡的劉紅軍。很有興趣知道,這位新聞行業前輩,如何看今天改革開放40年後的新聞言論自由。《深圳青年報》有沒有可能再辦?
「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沒可能再辦。在大陸辦報,離不開政治大環境,因為當時氣氛不一樣,當時大家都『改革開放』,允許你去試、去闖,現在不是這個情況,中央宣傳方針就在這裡,你就按宣傳方針來做。」
有點詫異的回應,由斬釘截鐵「沒有錯」,突然轉為堅定擁護執行黨的決定。
以前說,「用新聞來監督政府是無疑的」。
「共產黨辦的報紙『唱衰』自己?你是不是傻了?輿論是為政治服務的,任何國家都一樣,共產黨辦的就為共產黨講話,這是原則。」
以前說,「要淡化黨的權力觀念」。
「不能說是退步,當時思想大解放,各種思潮碰撞,所以之後發生六四事件。經過幾十年思想碰撞,全國思想已經統一。經過40年『改革開放』,路線已走得好清晰。就是通過幾十年摸索,證明社會主義制度是好的,我們的一套理論是對的,我們走的道路是正確的。」
以前說,「政治不公開,人民無法參政,也無法監督」。
「文革結束後,提出改革開放,當時大陸對外很少接觸,所以對外面的民主、自由、三權分立,就覺得好新奇,覺得好,當時所謂『自由化』就是這樣,就說西方制度好。當時就沒有自信,都是認為資本主義好,現在就看清楚了,實際上所謂的民主,即是表面上看是民主,實際上是假的,包括美國民主,假的。」
以前說,「人民應有議論領袖的權利」。
「現在強調集中統一,老實說國家主席習近平執政這麼多年,大家應該是比較滿意的。習近平執政,一直以來這幾年執政得好好。所以他的領導應該是比較得力。」
以前說,「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是一黨制還是多黨制」。
「多元不是政治上多元,政治上要一元化。政治言論上沒有討論餘地,全部統一在黨的原則下面。共產黨就是這裡的老闆,否則中國這麼大的國家,10幾億人如何統一呢?中國如何發展?蘇聯那樣搞亂,聯邦制現在全部崩潰,變成一個個小國家,蘇聯先例很明顯,中國走這條路?沒有可能的。」
與劉紅軍談了一個下午,令人困惑的結論。當年走在最前,今天緊跟中央。

40年過去。當年《深圳青年報》一批年輕人已各散東西,部分人留在深圳,各有位置,有人在作家協會,有人在畫壇發展,有時聚聚舊,喝喝茶。當年的事,一句「年少無知」或「時代不同」就輕輕帶過。
「改革開放」,國家走出文革後的頹垣敗瓦,當中國的大門打開,中西思想碰撞,從計劃經濟中大膽引入市場經濟,摸著石頭過河,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同時亦造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80年代。
《深圳青年報》亦曾經搭上自由開放的快車,年輕的理想高速飛馳,但在「穩定壓倒一切」的政治力量下未能闖出一條新路,於80年代末,隨著自由化走到浪尖而無聲殞落。
有人說,《深圳青年報》只是特定時空環境中,特定歷史條件下的一個偶然,在國家發展長河中曇花一現。作為歷史產物,《青年報》的歷史使命已經結束。
至於那些「具有某些突破性的精銳文章」,終於會成為歷史一部分,留待後人評價。

看完這個故事,如果想讀一讀《青年報》的文章,聽說現在還有兩份全套報紙留存著。
一份,由劉紅軍轉交給母校暨南大學。
報導說,2011年3月30日上午,暨南大學新聞系78年級畢業校友、原《深圳青年報》創辦人、總編輯劉紅軍先生,來到圖書館向暨南文庫捐贈文獻資料,包括《深圳青年報》全套原版報紙合訂本4本及電子版光盤24張。劉紅軍先生表示,這是暨南學子向母校的回報,希望並相信自己的作品,能夠在母校圖書館得到妥善的保管和利用。
另一份,聽說收藏於深圳圖書館內。
還有一些,或許散落於幾名《青年報》舊人家中或辦公室中的紙皮箱內,報紙雖已泛黃,觀點卻歷久常新,等待著重見天日的一天。
節目簡介:
一連五集的《中國故事》,透過中國內地一個個小人物的遭遇,呈現改革開放四十年後中國翻天覆地的變遷。節目逢星期五晚上8時在港台電視31、31A播映,本集於2月1日播出。港台網站tv.rthk.hk及流動程式 RTHK Screen將同步直播及提供網上重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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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風水成為我們的語言——跟著風水名師的腳步,重訪全球知名景點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無論古今中外,能夠永傳不朽的建築物,除了奠基於各地深厚的⽂化底蘊,和當時重要的哲學思考之外,其實也都依循著天⼈地合⼀理念,觀察當地的環境與氣候、為了服務使⽤者的需求⽽建設。
江名萱老師深入研究風水的契機,可以說是因為旅行所帶來的啟發——在旅行至北京故宮的時候,對於整個建築群落的方位、形狀、位置等都遵循著青囊經的原理所設計,有著強烈的感觸。
因此,原本就熱愛旅行的江老師,帶著強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走訪世界,考察各地的建築物。他發現,能夠永傳不朽的建築物,除了奠基於各地深厚的文化底蘊和當時重要的哲學思考之外,其實也都依循著當地的環境與氣候、使用者的需求而建設,和江老師順應自然的風水概念不謀而合。例如巴黎的聖母院、印度的泰姬瑪哈陵等建築,都能在天人合一的設計下,達到一種平衡、和諧的效果,並且更好地利用自然的能量。
與天對話:巴黎聖母院
「建築物的存在,是要為裡面的人所服務。所以,所謂好的建築風水,其實是應天、應地、應時、應人制宜。」因此,雖然我們可以看到聖母院中央的玫瑰窗,是一個非常強大的風水符號,代表光明、能量和生命力;聖母院的塔尖,也象徵著穩定、領導力,以及上達天聽的請求。但更重要的是,屬於宗教建築物的聖母院,為所有信仰著神的人們,所帶來的莊嚴、平靜感受。「聖母院營造出非常強烈的和諧的氛圍,你可以想見當時的設計師,在設計這個建築物及其所創造出來的空間時,所有的考量都是為了讓人的內在可以安靜下來、與天/神對話。」江老師指出。

巴黎聖母院建築風格是哥德式建築,它的建造開始於1163年,耗時超過200年。教堂的尖頂屋頂,不只是融合了各種藝術風格的幾何美學,更代表著天地宇宙之間的聯繫。這種尖頂建築形式,在古代被視為智慧和神聖,有向上流動的能量。象徵著天空和地球之間的聯繫,連接聚集天地宇宙之間,讓整個建築物更加神聖,充滿生氣和活力,並為⼈們帶來好運和幸福。
在古代文化的哲學中,太陽代表著宇宙和自然界的秩序、生命和創造⼒、上帝神性力量等等。所以在建築的設計和規劃中,必須要考慮季節的變化,和太陽的位置,以確保光線在建築空間中,可以達到最佳的利用。聖母院的三扇玫瑰花窗,被認為是世界上 最美麗的玻璃藝術品之⼀,當你走進聖母院中,透過玫瑰花窗所照進來的彩色光芒,加上吟誦詩歌的聲音,還有焚燒香料所產生的煙霧,體現了像是引導人們的心靈,通往宇宙智慧神性的力量,彷彿可以治癒和平衡我們的身心。
「整體而言,巴黎聖母院的每一項設計、每一處細節,都讓人感到非常平靜。」江老師又補充道:「這就是好的風水,所帶來的能量。」
深埋於地的愛:泰姬瑪哈陵
談完了聖母院,江老師又繼續分享她在泰姬瑪哈陵的經歷。「如果聖母院是一棟與天對話的建築,那麼泰姬瑪哈陵想要傳達的,則是一份深埋於地的愛。」位於印度的泰姬瑪哈陵,不只是印度文化的代表性建築,也是世界文化遺產之一。泰姬瑪哈陵始建於1632年,耗時約22年完工,在建築風格上,它結合了印度傳統建築和伊斯蘭建築的元素,以白色大理石為主要建材,建築外牆有細密的浮雕和嵌花紋飾,表現了印度文化的細膩和精緻。在陽光照耀下,白色大理石的建築散發出耀眼的光芒,展現出浪漫、華麗的氣息,「但是當你走進泰姬瑪哈陵之後,除了感受到它的莊嚴、神聖之外,還有一份濃烈的愛情。」江老師說道。
蒙兀兒帝國的第五代皇帝沙賈汗,和他的妻子慕塔芝.瑪哈王后深深相愛,即使沙賈汗要前往戰爭的最前線,慕塔芝也會相伴在旁,兩人感情十分深厚。但令人惋惜的是,慕塔芝在1631 年的征戰途中難產而亡,沙賈汗在悲痛之餘,承諾為她建造天上人間、無與倫比的美麗陵墓——泰姬瑪哈陵。

這座象徵沙賈汗畢生激情和財富的美麗紀念物,每年吸引了成千上萬的國內外遊客前來參觀,感受這份愛情的真切。「剛才講到聖母院有尖塔,我們可以注意到,泰姬瑪哈陵的屋頂也是尖頂,同樣象徵著天空和地球之間的聯繫。皇帝沙賈汗希望透過泰姬瑪哈陵向上連接,跟他⼼愛的瑪哈王后能夠永恆緊密在⼀起。」泰姬瑪哈陵在風水上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利用水池來達到陰陽平衡的作用。「水是陰性的象徵,而白色大理石所建造的陵墓則是陽性,因此,水池的存在可以平衡建築物和自然環境之間的陰陽能量,創造出和諧的能量和氛圍。」除此之外,江老師也認為在像印度這樣炎熱的地區,利用水池的清涼氣息,撫平人們的情緒、創造安定氛圍,進而幫助人們減輕壓力、放鬆身心。因此泰姬瑪哈陵也是一個「應天、應地、應時、應人而制宜」而建成的建築典範。
傳世六百年之作:北京紫禁城
紫禁城是中國古代明、清兩朝24位皇帝的居所,建於明成祖永樂4年(1406),於永樂20年(1420)完工。占地面積72萬平方公尺,建築面積約15萬平方公尺,是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大的宮殿型建築,整個建築群給人威嚴而神聖的感覺,是皇權的象徵。雖然紫禁城至今已有六百多年的歷史,但依然保持著它的輝煌和美麗,其中風水的佈局,是紫禁城能屹立不搖至今的重要因素之一。
當年永樂皇帝在建造紫禁城的時候,他要求紫禁城建築佈局形狀和方法,都要符合風水學中的宇宙觀,以及天地人萬物合一的理論。因此,紫禁城的主要建築,都建在南北的中軸線上,這代表著能夠吸收天地間的能量,東西方向的建築物較少,是為了可以利用南北向的通風和自然循環,達到環境的舒適感。
以紫禁城太和殿的設計為例,這個皇帝接近朝臣的宮殿,不僅考慮到太陽的位置、建築物的形狀、360度的方位等等,還有周遭的水源、水流、風向、陽光以及山水環境、生活機能等多個面向。例如太和殿的正門面向南方,就是為了要確保日照充足,可以為太和殿帶來更多的光線和暖氣。而在正午時分,陽光會直射在皇帝的龍椅上,讓這裡充分地接收滿滿的太陽能量。
青囊經中提到:「明地德,立人際,因變化,原始終,此謂之化成。」紫禁城風水設計,是創造出一個巨大的立體空間,裡面有陰陽、南北、前後、東西、左右、內外、動靜、虛實,是因為建築師/設計師能夠將這些元素完美的連結起來,因此成就了永垂不朽的紫禁城。而整個紫禁城的建築群,也因為與自然環境融為一體,呈現出一種高超的的藝術美感。
「如果我們回到600年前,紫禁城建造之初,想必是永樂皇帝將想法、理念,與設計者溝通之後,所誕生的結果。他們當初的偉大理想是什麼?風水方法又是什麼?在整個建造的過程中,永樂皇帝和設計者之間的信任也是非常的重要。作為皇帝,永樂皇帝必須展現領導者的遠見和決策力,但又必須給予設計者充分的自由和支持。讓他們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華和創造力。如此一來,才能共同完成這件舉世無雙的建築作品。」江老師補充道。
「風水的學問,是全世界共通的,我們東方有陰陽五行術數之源的《河圖洛書》,西方也有由四元素和以太所對應而形成的梅塔特隆立方體。」建築設計最精彩、也是最核心的表現,就在於它如何讓人心的空間、建築的空間、自然的空間、宇宙的空間,互相連結滲透,能量循環不已。對江老師來說,無論古今中外,這些能夠矗立千百年之久的建築物,都是能順應著自然的脈動、四季的變化,讓建築引導著宇宙、自然的能量,為身在其中的使用者所服務,同時創造出最適合使用者的安適環境,使用者自然能夠感到心神平靜,從而展現宏大的精神面貌。江老師也相信,風水的千年智慧,是值得我們現代人細細研究、推廣的一門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