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片重溫】《花都魅影》:失魂落魄的文明症候群

【舊片重溫】《花都魅影》:失魂落魄的文明症候群
Photo Credit:采昌國際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花都魅影》最初隨著片頭安排的夢境,與主角一同推開整片森林般被植物覆蓋的牆,觀者即成為「電影」與「表演」。完全無須擔心劇中情節充斥多少殘暴,因為到最後,你只會聽見車庫裡突然擬人化的「禮車們」互相埋怨一整天東奔西走的辛苦,他們閒聊著無聊的話題,就跟平日的你我一樣。

住在大城市中心的居民已經退化到野蠻狀態——也就是說,他們都是孤伶伶的。那種由於生存需要而保有的依賴他人的感覺逐漸被社會結構磨平了。這種結構的每一點進展都排除掉某種行為和情感的方式。

——瓦萊里(Paul Valéry)

冬夜看《花都魅影》,像是睜著眼睛進入一個陌生化的真實祕境。然而影像中的每個片段,都帶有作者對現實世界的想像、扭轉以及記憶切片,或許其中的敘事方法並非邏輯連貫或是條理分明的,但導演李歐卡霍(Leos Carax)透過男主角丹尼拉馮(Denis Lavant)虛構出一個不存在的人物「奧斯卡」、創造一種不存在的職業、縫合了某種不真實的場景,然而他以如此迂迴、象徵性的組構、訴說著屬於作者對世界的觀察,也描繪出李歐卡霍「個人式」的巴黎奇景:

孤獨、野蠻、豔麗又無限徬徨。藉由電影介入空間,攝影機成為主導該空間的權力者,決定某個空間的用途與外觀,然而經由鏡頭運動的再次介入卻產生新的詮釋權力,這就形成某種複雜的、層疊的、虛擬的視覺時空論述,它或許背離「認識論」的真實,但卻更接近「人類學」的真實。

若輕易將《花都》定義為「虛實交錯」似乎太過簡化了,與其說該影片的風格是虛實不分、想像與現實的混合體,還不如說它是一場關於現代都市的展演,也是染上強烈色彩的魔幻實境秀,充滿炫技的演出帶著叛逆、挑釁的意味,令人目瞪口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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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IMDb
導演李歐卡霍(Leos Carax)

《花都》中串連起每個片段的中介物是輛白色加長型禮車,它用來運送男主角到城市各定位去執行任務,有一位女司機負責駕駛,使主角能準時在某個指定地點扮演某種意義不明的角色。這有如神秘儀式般的行動,乍看之下,還以很接近伍迪艾倫《午夜.巴黎》(Midnight in Paris, 2011)中的神秘馬車,浪漫地引領人們穿越時空。

然加長禮車的意義卻更加詭異,它除了運載的功能之外,同時也是奧斯卡的化妝間,以及讓他在切換角色(更換面具)時用餐、喘口氣的地方,主角不斷改變外形、名字、身份,甚至是靈魂。

但這種扮演卻不像是日本導演園子溫紀子,出租中》(Noriko's Dinner Table, 2005)那種因為家庭崩解或觸及某種死亡驅力而「假扮他者」的任務;也不像尤格藍西莫(Giorgos Lanthimos)在《非普通服務》(Alps, 2012)中嘲諷人類關係中「可取代性」的尖銳與可悲。李歐卡霍處理的概念比較接近城市地景中的「遊魂」,他們是潛伏在世間的不明情感,既沉默又狂暴、既是過去也是當下、是死去的鬼也是活生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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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采昌國際

比如奧斯卡在「新的一天」開始後所扮演的第一個角色,那是每個大城市都不陌生的族群,路邊低頭乞討的痀僂老者:街友老太太的指甲髒汙變形、衣著像吉普賽人般混雜泛灰,想必還散發著異味,讓人避之唯恐不及,在巴黎街上一定經常看得見這樣的人出沒。

導演指出,他參考的對象正是他每天外出都會遇見的一位乞丐婆婆,這些人大約都從羅馬尼亞過來,總是弓著背、腰彎得極低,視線永遠停留在行人的腳下,而大城市多半對他們視而不見,有如他們不存在一般。但導演對其世界滿懷好奇,他打趣地說道,本來還想拍成紀錄片,跟蹤這些步履蹣跚的社會邊緣人⋯⋯

關於流浪者的描繪,也許會勾起大家對導演早期作品《新橋戀人》(The Lovers on the Bridge, 1991)的回憶,同樣也是都市邊緣的一景,只不過當時丹尼拉馮飾演的街友充滿人性與激情,而《花都》中的奧斯卡卻是一個能隨機更換自我的怪物,任誰都看不清他完成工作的意圖與動機。

提到怪物,不能不提到主角飾演一位穿過地下道,爬進墓園嚼食鮮花貢禮又隨意亂丟的瘋子,那也是卡霍2008年的《東京狂想曲》(Tokyo)中「屎先生」(Monsieur Merde)的角色。這一段背景音樂借用了日本「怪獸系列」的配樂襯托,奧斯卡將自己扮成一位右眼失明、衣著邋遢、製造混亂,帶給群眾恐慌的大怪物。

從這裡不難看出「東方風情」或「異國文化」(也許次文化)對卡霍而言是某種荒誕、無理又不失幽默感的綜合,他讓他的演員變成像「哥吉拉」那樣邪門的生物,讓他暴力咬下正在問他話的攝影助理的手指,又像動物般舔舐女星伊娃曼德絲(Eva Mendes)的腋下,再將其扛走,正當大家驚慌失措、尖叫成一團的時候,剛才拍攝女明星的攝影師卻對這一幕怪誕景象讚嘆不已,而伊娃曼德絲則從頭到尾面不改色,原本穿著性感,坦胸露背的她,最後被瘋人撕開的碎布包地密不透風,但她依然不發一語,任其擺布,從容平和地宛如一尊聖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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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采昌國際

接下來,故事顯得特別分裂的情境出現在「中國城」,主角化身成準備尋仇的光頭刀疤混混,他持著彈簧刀進入室內,經過門口時還彬彬有禮地用中文與一旁的華人女士問候。然而令人費解的是,就在他逞兇成功、剛把地上的屍體化妝成自己的模樣之際,主角就立即遭到另外一個「自己」的攻擊殺害。原來地上的受害者並沒有死,反而化身成長著同一張臉的分身,拿刀刺向主角。

據導演所言,這一幕被自己殺死的橋段是出自他作過的怪夢。當我親眼看著另一個「我」對自己懷有仇恨與殺意,且上演一齣充滿震撼性的死亡預示,它也曾是黑澤清導演在《自視性幻覺》(Doppelgänger, 2003)中處理的主題,只不過黑澤清最後把這種無以名狀的恐慌處理成莫名的喜劇走向。

但不論結果如何,這類迷幻驚悚的母題似乎頗受導演們的青睞,人類的雙重性、平行時空、夢境機器等種種影射,似乎也讓故事顯構出科幻電影的基本要素。然而,影片的類型並不是該作品的重點,這一段故事中最離奇的現象是性命垂危的主角被拖上禮車,他整裝理容,而後肉體所受的重創彷彿瞬間痊癒,更不用提他在稍後的工作中再次遭到槍擊,卻仍可以在鏡頭一轉之後重生。

雖然主角是普通人類的模樣,但這不也像怪獸電影中「不死生物」的設定!他可以一次又一次地戰鬥、受到攻擊,受了致命傷卻不會真的害了命,為了某種不明的執念,他永遠都能死而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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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說怪物不會死去,卻會因為受傷而疲憊,原本極度無解的情感在影片後段漸漸地洩漏出來。奧斯卡回到禮車上,突然間出現一位長者(也許是他們的工頭),他問奧斯卡對於工作熱情是否一如過往,男主角面露無耐地回答:「現在的攝影機都小到讓人難以察覺了」。

這樣的回答似乎也間接透漏出創作者的心情,或者更精確地說,展演之魂往往是為了被看見而活躍美麗,但若無法確定觀者的位置,甚至也不知道觀眾究竟存在與否,那種落寞與感傷或許就像蔡明亮電影《不散》中最後一次放映《龍門客棧》的老戲院,彷彿是在悼念舊時代的美好,以及面對殘破空間、人事全非的深沉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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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數個月過去,俄烏戰爭仍在持續中,期間也讓我們看到了許多現代戰爭的科技應用,烏克蘭又是如何透過這些新科技的應用,使俄羅斯久攻不下?又有什麼值得我們借鏡之處?

文學經典名著《雙城記》以法國大革命爲背景,開頭寫道:「那是最好的時代,那是最壞的時代;那是智慧的時代,那是愚蠢的時代…」歷史總是一再重演,當前的烏克蘭,感受一定更深。

當全世界盡可能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開打,烏克蘭史上最年輕的數位轉型部長費多羅夫(Mykhailo Fedorov)稱此役稱為「第一次世界網路大戰」World Cyberwar I。俄烏戰爭,從跨國IT駭客攻擊、區塊鏈促成加密貨幣捐款、到上千顆星鏈衛星系統(Starlink)突破戰地邊境,解救烏克蘭斷網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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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烏戰爭新科技精銳盡出,其實烏克蘭花了兩年強健數位韌性

不同過往戰事,俄烏戰爭不再以槍枝火炮為唯一武器,數位科技可拿來防禦,更能反守為攻。有文章描述烏克蘭的背水一戰:「以網路為戰場,推特為大砲,全球駭客為軍隊,加密貨幣和NFT籌軍餉……企圖封殺俄國的網路、經濟、資金鏈。」

面對開戰,烏克蘭號召盟友取代單打獨鬥。

他們在網路徵召30萬跨國「IT軍團」以Telegram為基地,分享俄羅斯的伺服器位置,進行一波又一波阻斷服務攻擊(DDoS)。他們也向科技巨頭求援,用Starlink低軌衛星打造戰時緊急網路通訊基礎設施,甚至說服Google地圖停止顯示要道資訊,搜尋服務加入SOS警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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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烏克蘭還運用加密貨幣當成人民逃亡的「救命金」,募集1億美金虛擬貨幣捐款,甚至發行「元歷史:戰爭博物館」Meta History: Museum of War主題的NFT,兼得籌款用途並借助NFT不可竄改特性,紀錄戰爭真相向數位社群散播。

烏克蘭在戰爭爆發時,看似立刻做足準備,事實上,他們過去花了兩年半時間,強健國內的數位基礎建設。

烏克蘭在戰事之前喊出2024年「手機政府」轉型目標,把各類政府服務「Uber化」。原本用來取得數位護照、登記車輛牌照的政府APP,在戰時馬上轉變用來申請急難救助資金、身份證明文件、登錄財產損失等多項緊急功能。

以烏克蘭為對象居安思危,台灣其實也在強化數位建設提升韌性

俄烏戰爭爆發後,國際把焦點望向台灣,Wall Street Journal點出台灣網路的脆弱性,因95%網路流量數據仰賴海底電纜接收、發送。這份報導指出,美國模擬中國侵台會優先攻擊周邊海底電纜,一旦戰事發生,極有可能有一小時的訊息真空期,讓台灣與盟軍通訊失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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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台灣近年非常重視網路基礎建設的重要性,像是行政院智慧國家推動小組提出智慧國家方案(2021~2025年),項下規劃數位基盤建設,為邁向智慧國家奠定基礎。

以衛星系統為例,數位基盤計畫就針對低軌衛星及地面設備投入驗證,建立低軌通訊衛星產業鏈。目前台灣積極投入自主研發關鍵技術與元件,籌組兩組低軌衛星旗艦團隊,放眼目標2026年前發射2枚通訊實驗衛星。

確實,目前已經有10家台灣業者組成「低軌衛星國家隊」,先後打進SpaceX、OneWeb及Kymeta國際供應鏈,有望一年賺進9,000億元商機。當低軌道衛星部署完備,擁有自主的衛星避免對外通訊失聯問題,等於一面強化軍事防禦;另一方面加速發展太空機會財。

除了空中衛星,台灣對海底纜線建設也持續加碼。

數位基盤建設針對亞太海纜及5G雲端聯網中心,完善在地光纖通道、強化安全防護,讓台灣成為國際資通中心樞紐。過去就有媒體點出,中美貿易戰之後,國際企業加碼把海底電纜連到台灣,將此視為新一代「護國圍牆」。

像是受到美國政府支持的Google,預計2024年啟用全新海底電纜APRICOT,這條總長約12,000公里的傳輸科技,將連通台灣、日本、關島、菲律賓、印尼多國,中華電信也有參與其中。未來幾年,預計有其他海纜通向台灣,其中一條是東南亞日本二號(SJC2),採用雙點登陸方式,也就是如果海纜被斷線,還能以陸纜方式備援,有效降低單一海纜站的事故風險。

資訊攻防成未來戰事重中之重,國家網路資安防護迫在眉睫

現代戰爭除了攻擊基礎建設,還會以細膩的AI科技進行攻防,對人民進行認知作戰。俄烏戰爭就曾以「Deepfake」仿臉AI技術,假冒烏克蘭總統宣布投降,迫使烏國政府急於闢謠。過去台灣就曾有影片示範如何快速「假冒」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三兩下功夫就能散播假訊息。

資訊烏賊戰,台灣與烏克蘭的處境,如出一轍。

調查指出,台灣連續9年奪得假訊息攻擊冠軍;至於烏克蘭,則是8年來頻繁受到俄羅斯的網路攻擊。身為假訊息最大受害國,台灣如何加以反擊?

民間成立的非營利組織「台灣事實查核中心」主動蒐集與公共事務有關的可能假訊息,啟動訊息事實查核,也加入國際事實查核聯盟(International Fact-Checking Network, IFCN)依循全球共同原則執行查核工作,甚至因應台灣人口超過9成有使用LINE通訊軟體,特別讓民眾能透過LINE訊息查證官方帳號,闢謠各種假訊息。

面對防不勝防的假訊息,被動防守不如主動攻擊!國內法人單位借助文字及影音圖形AI分析技術,針對社群帳號的行為進行鑑識、溯源,分析背後不實訊息的傳播策略。甚至進一步聯手政府部門、非政府組織,繪製「不實資訊生態傳播暨鑑識生態圖」打造不實訊息反擊體系。

從無國界組織的觀察來看,台灣新聞自由毋庸置疑,但仍有利益衝突、假新聞等問題;無國界組織認為台灣政府把脆弱的媒體生態視作國防威脅,「尤其台灣民眾對媒體信心是民主國家最低,導致民眾寧願相信假消息,也不願向專業媒體查核」。如果這情形沒有改善而遇到戰爭時,我們的新聞媒體與閱聽大眾反而是最沒有「韌性」的一環。

因為疫情關係,「超前部署」成為國人耳熟能詳詞彙,面對敵人也應該像打擊病毒一樣,平時就要鍛鍊防禦體系,尤其針對網路基礎建設,更須提前做足準備。

從俄烏戰爭鑑往知來,烏克蘭能抵擋攻擊長達三個多月,關鍵之一,就是未被摧毀的網路,對內持續通報撤退資訊;對外把第一手戰事消息帶向全世界。換言之,台灣更該從俄烏戰爭學習經驗,根據官方施政,台灣未來五年會投入最大心力,將自身蛻變成為智慧國家,綱領之一即是發展「數位基盤」網路體系,從基礎建設到資訊安全,不僅要反脆弱更要強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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