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華為看中國政治部署——變相控制他國命脈

從華為看中國政治部署——變相控制他國命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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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中共不透過華為盜取他國機密,但這樣的一個電訊網絡佈局和投資,這規模就已經能讓世界上不少國家需要進一步依靠中國技術和企業,造成政治的問題。

文:張秀賢(香港智庫「立言香港」召集人,反國教運動時擔任學民思潮發言人,並於雨傘運動時為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和香港專上學生聯會成員)

隨著中國的國力冒起,不少中國企業也跟隨住國家的整體步伐,走出去大力發展不同業務。互聯網巨企有騰訊、阿里巴巴;銀行巨企有工商銀行、建設銀行、中國銀行等國家級金融企業;電腦製造有聯想;至於電訊科技則有華為。而在其中,華為比其他企業更快佈局海外據點,發展電訊設備業務。

華為冒起並非偶發現象,早於2010年,華為就已經成為中國非資源類、非北京當局持股的民營企業,打入《財富》雜誌當年的企業500強名單的首間企業,比騰訊、阿里巴巴更早殺入國際大型企業圈子。在2018年,華為更在同一調查排72名,8年間躍升不少。華為由製造電訊設備,到出產手機、網絡路由器,到研發5G的通訊設備,其技術已經以百計的國家和地區在使用。華為創辦人任正非出身軍方背景,其岳父為四川省前副省長孟東波,這背景使他的電訊科技業務無往不利。由1987年創立的小企業,32年間晉身世界百強企業之列,沒有官方背景,一間小小民企真的可以在這個敏感產業發展得這樣迅速嗎?

雖然華為矢口否認跟中共之間存有機密榨取,洩漏予中國情報機構的合作,可是華為創辦人的政治背景,企業的發展軌跡,以及這兩年在民營企業的「官進民退」趨勢,均使華為的政治背景更為可疑。電訊科技產業本身屬高度敏感企業,沒有國家會放心一個官民界線模糊、政治野心甚大和國力日漸強橫的中國企業佔據住這個基建關節,中美貿易戰的出現只是加快外國聯合抵制華為的催化劑。

中共在整體的政治部署,不是只有政治手腕,還有實際的經濟部署,透過經濟和產業規劃為國家帶來收益,也可以同時變相控制他國的命脈。

孟晚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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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年的「一帶一路」國家戰略,一方面透過對外投資和進行基建項目合作,紓緩國內產能過剩問題,使多餘的生產力可以在海外部署當中釋放出來;另一方面則同時為「一帶一路」國家舉債,使中共成為其他國家的債主,不但可以享有基建設施興建的權益和利潤回饋,更可以透過控制戰略設施變相控制別國命脈,利用債務條款操弄別國事務。最經典的例子,就是斯里蘭卡。

在2009年,斯里蘭卡尋找中資企業合作發展位處南端的漢班托塔港,最終耗費10億美元在翌年落成,可是有關港口經濟收益不如預期,使斯里蘭卡不能賺取收入,更累積欠下300億美元外債,而其中五分之一都是為國內基建項目而向中國借款。為了解決債務危機,斯里蘭卡政府最終讓中國取得99年漢班托塔港的租用權,為債務問題解套。而中國本身在這個項目上,既取得基建興建帶來的利潤,又可以透過發債賺取利息收入,甚至以此換到基建使用權和利潤。漢班托塔港這項目,成為中共不費一兵一卒、一分一毫的戰略要塞,成功開通中國連接中東地區及非洲之間的能源供應和航運中轉路線,甚至有機會進一步利用港口,將其變成中國在印度洋上的軍事據點。

斯里蘭卡不過是中共政經手腕互為運用的一個近例。早在冷戰時期,中共政權在處理香港問題上,已經定下「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國策,即使當時正值「文化大革命」時期,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澳門「一二三事件」讓葡萄牙政府作出政治妥協,於是不少香港左派份子和中共黨員打算有樣學樣,發動群眾事件反對港英政府,亦即「六七暴動」。不過,中共當時在「文革」時期,卻一再重申「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香港,不打算提早從港英政府收回香港主權,皆因當時香港在中國的對外貿易、資金流通都扮演關鍵重要角色。

在「韓戰」爆發後,聯合國對中國實施禁運,因此中國不少貨物和資金進出都要依靠香港,同時又有不少中共駐港企業例如中國銀行、招商局等都在香港營運,為中共官方創造收入。中共對於某些戰略地帶和產業作出長遠的打算和規劃,充分利用這些地方、企業和產業為其利益服務,並不是新鮮事。香港、斯里蘭卡這類地方,以及華為和一眾中國國企,本身也是中共在全球佈局的棋子,鞏固其全球影響力和利益。

華為科技本身在世界各地推動電訊科技業務的發展,尤其著力研發5G的網絡技術,就是為了在世界各地進行高科技基建的佈局。在「一帶一路」的中國戰略上,為不同沿線國家興建先進的電訊基建,將華為的5G技術引進其他國家,也自然是一種戰略擴張,將中國影響力延伸至他國的電訊網絡。

即使中共不透過華為盜取他國機密,但這樣的一個電訊網絡佈局和投資,這規模就已經能讓世界上不少國家需要進一步依靠中國技術和企業,造成政治的問題。況且,現時華為的問題就與過往中興一樣,有證據指向它透過不同渠道和名目與被禁運的伊朗進行交易,違反美國對伊朗的制裁令,導致華為問題終於放上檯面。

當然,過往中美關係未有這樣緊張時,世界各國對華為有戒心,但也不會這樣將杯葛華為營運放在表面,甚至形成為國家的具體政策方針。不過,不只是華為,還有其他中國國企,以及有些借港資為名,具中資之實的企業參與各項他國的業務投資,例如台灣的順豐快遞便是「港資」之名行中資之實的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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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局勢迅速改變,數位韌性越顯重要,從個人、企業乃至於國家,如何保持數位主動性防禦,即時修復受損,甚至從被攻擊中成長?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執行長黃勝雄,與我們分享他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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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科技戰吹響關稅壁壘號角,接著新冠變種病毒造成塞港、斷鏈,再到俄烏戰爭加劇能源、通膨問題,以及近期部分地區緊張的政治關係。各種大環境衍生的灰犀牛(gray rhino)風險,凸顯國家政策乃至於企業對策在數位科技扮演要角,如果能加強「數位韌性」(Digital Resilience)累積籌碼,將更有餘裕面對未來各種政經事件的衝擊。

不過究竟數位韌性的概念是什麼?甫成立的數位發展部部長唐鳳指出,「韌性指的是在任何時候遭受到不利的影響,透過完善機制的即時應變並快速恢復;甚至從被攻擊的經驗中學習、強化自身體質」。另外,我們採訪到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執行長黃勝雄,他用更好懂的概念譬喻,電腦備份以前靠人力執行,可能有資料遺失或備份不完全風險;但現在透過自動備援或容錯機制,等於強化電腦的韌性之後,一旦當機就會自動把資料存放到別的系統,讓業務保持可持續性及順暢性。

台灣數位基礎建設程度名列前茅,但是連帶的資安攻擊也不少

了解數位韌性的內涵之後,我們接著要問,在強化韌性的反應能力之前,台灣的數位化基礎建設究竟是否到位?

根據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公布的2022年台灣網路報告,顯示台灣網路使用率與相關應用服務逐年成長;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公布的2021年世界數位競爭力評比,台灣名列第八名,領先東亞其他鄰國如中國、日本、南韓。至於企業方面,星展集團公布的企業數位化準備程度調查,台灣有高達95%的中大企業已制訂數位轉型策略,位居領先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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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為隨基礎建設聯網程度越高、數位化越普及,電腦系統遭受駭客攻擊或網路病毒感染的機率也越高。黃勝雄以台灣為例,台灣資訊系統平均一年收到的攻擊通報,累計高達150萬筆,舉凡像是前陣子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台,超商門市電視螢幕出現不雅字眼,以及外交部、國防部網站遭入侵,就是資訊系統被攻擊的明顯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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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台灣經常遭受外來駭客攻擊,多年來對資訊安全議題越來越重視,不過在提倡數位韌性的時候,比起資安防禦又延伸出哪些新的思考面向?黃勝雄指出,「如果考慮到國家的數位韌性,最重要關注兩種狀態,一個是極端的被攻擊情境、第二是面對戰爭的緊急狀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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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網路資訊中心黃勝雄執行長

第一項極端被攻擊狀態,黃勝雄把網路流量耐受力,比喻為河道疏浚工程。假設一個工程能承受50年河川淹水情況,假設某一年突然河水大暴漲,能否有別條河道能疏浚;同理,資訊系統在平常也要針對極端的被攻擊狀况,列出多個腳本進行演練,在日後遇到突發攻擊,才能有配套措施加以應對。

第二種則是當發生戰爭時,台灣能否持續保持數位基礎建設的韌性。例如當我國網路基站遭受攻擊時,是否能夠即時運用海底纜線或低軌衛星,來保持對外通訊的暢通。因此在尚未開戰之前,台灣更該盤點戰爭情况超前部署,黃勝雄提出一個概念「主動式防禦」,也就是當敵方在尚未攻擊前,我們可以預先做足完整的準備方案;當敵人開始攻擊時,我們的數位建設就能發揮韌性實力,迫使對方在啟動攻擊之後,也要付出相對昂貴的代價,使潛在的攻擊者降低攻擊的意願。

從國家、企業、到個人層次,分別如何強勁「數韌力」?

如果平時就要培養數位韌性思維,甚至展開具體防禦行動,從國家政策、企業策略、乃至於個人行為,可以怎麼培養數位韌性力?黃勝雄針對這三大構面,分別論述當前台灣在數位韌性主題有哪些實際作為。

國家政策方面,近期數位發展部的成立,就是把資安核心業務加以整合起來,進行跨部會橫向溝通,有助垂直施展資安政策,協助各部會在依循資通安全管理法的架構之下,更能全面落實資通安全政策。另一方面,針對國際資訊戰接二連三的攻擊,我國政府除了對國內民衆宣導,黃勝雄也建議可以向外多對國際社群進行宣導,展示台灣資安政策的積極作為,號召更多民主陣營的夥伴,一起對抗無所不在的資訊烏賊戰。

至於從企業的角度來看,台灣超過九成以上是中小企業,除了運用有限資源打造基礎防線來抵擋網路攻擊,黃勝雄特別提到,台灣網路資訊中心負責維運的「台灣電腦網路危機處理暨協調中心」可以給民間企業提供免費、最新的網路樣態這類資訊,或是協助引薦公私部門的資源給一般企業,協助企業主更快瞭解當前的攻擊手法,進而在事前、事中、事後做好資安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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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構面是民眾的個人層次,如何在日常生活培養數位素養,提升資訊解讀的能力?黃勝雄點出一個有趣現象,他說,「我們對資訊的過濾機制,不是來自資訊本身,而是來自傳送資訊的人,也就是你對他/她的信賴程度。」換言之,要對親友在群組傳送的訊息應保有更高警覺性,培養媒體識讀能力,或是從生活小細節,確保3C科技產品帳密不會輕易被盜用,自然讓想要癱瘓系統的攻擊者,同樣要付出較高的代價而不能得逞。

數位韌性的建構,與數位轉型一樣,它是階段性持續優化的過程而非結果,因此不會有停止的一天。黃勝雄最後強調,目前台灣在資訊技術及法律規範會持續擬定更完善的整合方案,並鼓勵中小企業、一般大眾對資安議題,在有限的範圍內,經常瞭解外面的世界發生哪些事情,不僅能免於成為資訊戰的受害者,同時持續充沛自我數位素養,每個人都可以為數位韌性工程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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