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基督宗教遇上儒學：耶穌的形象如何從「孝子」變成「革命家」？

當基督宗教遇上儒學

基督宗教的傳教士抵達中國後，是如何和在地的主流思想──儒學對話，展開中西文化交流呢？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呂妙芬所長，考察17世紀到20世紀上半葉的漢語基督宗教文獻，從中發現「耶穌的形象」隨著「時代思潮」變化的有趣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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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教士「遠遊」、「無後」怎算孝？

晚明時期，遠赴中國的傳教士首要面對的就是儒家五倫、孝道文化。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對當時的華人而言，這些傳教士遠離家鄉父母、隻身來華，又不結婚，常常被質疑為「不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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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妙芬說明，「孝」是儒家文化裡非常核心的價值，家庭人倫、長幼秩序、喪葬祭祀禮儀，都與「孝」有關，可以說無所不在。

因此，傳教士要傳福音，必須要回應華人對其「不孝」的質疑。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在《天主實義》（註一）中提出「三父說」：「凡人在宇內有三父，一謂天主，二謂國君，三謂家君也。」就是說上帝是人類天上的父親，也是最大的父親，信奉天主教是孝順天上的父親，是最重要的。

晚明傳教士的論述是：儒家的五倫有「孝」，聖經的十戒也有「孝」，耶穌也是孝子。

利瑪竇這些傳教士強調，天主教的教導與儒家相符合，不過天主教的啟示更多：「肉體是爸媽生的，但靈魂是天主給的、和你更親近。」呂妙芬從史料看到：「那時天主教在『五倫』之上加了『天主』為首倫。也就是說，人要孝順父母，但更重要的是要孝順天父，因為祂是天上的父親。」

「萬里尋親」故事也能傳教

到了清代，基督宗教的另一個派別──新教傳進中國，一開始新教的傳教士也強調基督教理念和儒家思想是一致的，信仰基督教不違背儒家思想。

尤其在處理「孝」的議題上，有些傳教士會結合明清流行的孝行故事來傳教。例如長老會的傳教士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就透過「萬里尋親」的故事（註二），來傳講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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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教士丁韙良在《喻道傳》（註三）中描述，一位名叫「脫耳不花」的年輕人，他母親在懷孕時被元指揮官誘拐，從小並不知道自己不是父親的親生兒子，一直到母親臨終前才告訴他身世。於是脫耳不花踏上了尋找生父之旅，經歷重重阻礙後終於找到生父，之後又竭力孝養，人稱孝子。

其實從這個故事本身看不出來和基督教有什麼關係，但丁韙良在傳教手冊裡收錄這則耳熟能詳的故事，並在書上眉批：

婦女被誘以致父子不相見，與創世記夏娃事同慨。

這眉批意思是說，脫耳不花的母親被誘拐，使他不知道自己的親生父親，就好比夏娃被誘而犯罪，使人類不認識天父。經過丁韙良這樣的挪用與詮釋，「萬里尋親」的故事，就和基督教產生了關聯。

從這樣的案例中，可以看見無論是晚明或清朝，傳教士很重視儒家的孝道，因為他們若沒有辦法回應本土的核心價值，很難傳福音。

所以晚明、清朝時期，傳教士持續地強調：基督宗教首先應孝順天父。

從「孝順的耶穌」到「革命的耶穌」

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面對西方列強進逼，以及西方科學知識的湧入。國勢的強弱導致中西之間位階的翻轉，使得傳統儒學揹負「無用、落後」的罪名，同時耶穌的形象也隨著時代而變化。

從20世紀初開始，自主、進步才是美德，儒學的帝制、五倫等觀念被視為「舊思維」。

例如，1907年黃光黃〈論耶穌教在中國百年之影響〉（註四）主張：基督教造就了英、美、德、法諸列強，儒教則使中國衰弱。受到時代氛圍影響，傳教士也不再強調「耶穌很孝順」，而是強調耶穌稟上帝博愛之心、去專制之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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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1928年的〈基督教與家庭問題〉（註五），作者于振清引述了《路加福音》記載少年耶穌在聖殿的故事：耶穌12歲隨父母上耶路撒冷守節，守滿節期後，他的父母已踏上歸途，耶穌卻仍留在耶路撒冷。約瑟和瑪利亞走了一天的路程後，才發現耶穌未隨他們回家，故又折回耶路撒冷，看到耶穌坐在聖殿中聽道。

瑪利亞問耶穌為什麼這樣做，耶穌回道：「為什麼找我呢？豈不知我應當以我父（此處指天父）的事為念嗎？」最後，耶穌還是隨著父母回家了。

透過這個故事，于振清指出：「尊敬父母是當盡的義務，不過要有比尊敬父母更重要的事情，那們〔門徒〕就當作那較重要的義務。」

在這裡，于振清希望展現耶穌「以真理為依歸」、不屈服於父母「威權」的形象。

有趣的是，更早之前，明末清初時期的天主教徒張星曜，也曾以這段故事來傳教（註六），他強調最後耶穌隨父母回去的情節，展現耶穌「孝順」的形象。但到了20世紀初，同樣的故事卻有截然不同的詮釋方向。

墨子是東方的耶穌？

由於西方列強侵略，清末民初時期，作為「正統」的儒學被強烈批評，而過去被視為「異端」的諸子學開始受到重視。其中墨家具有兼愛、宗教性、重技藝等元素，更容易成為接引西學的媒介。

例如，曾任燕京大學校長的吳雷川（1870－1944）在《墨翟與耶穌》（註七）一書中指出，耶穌和墨子都充滿了社會改革的理想，可作為中國人效法的典範。民初活躍的基督教作家王治心（1881－1968）則主張，墨家崇尚儉樸的精神，和耶穌的「狐狸有洞，飛鳥有巢，人子無枕首之所」接近，因此認為墨子是「東方的耶穌」（註八）。

由此可見，耶穌的形象配合時代思潮而變化。

呂妙芬從文獻的梳理看出，從晚明時期的天主教傳教士，到晚清、民國初年的基督新教，一路以來與儒學思想的互動，反映了中西之間權力位置的轉變。而這關鍵的轉捩點是甲午戰爭，甲午戰爭的戰敗，讓中國人對自身文化徹底沒有信心。在那之前中國雖然也打過敗仗，但以前認為可以「中體西用」，採納西方的船堅炮利、科學工業，還沒有打算放棄儒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