顛覆中華民國的蘇聯情報機關(上):「土包子」毛澤東外,中共高層充斥蘇聯訓練的人才

顛覆中華民國的蘇聯情報機關(上):「土包子」毛澤東外,中共高層充斥蘇聯訓練的人才
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蘇俄培訓中共人才的方式多種多樣、不拘一格,既有選送到莫斯科長期學習,也有派教師和顧問到中國來建立學校,黃埔軍校即是其中之一。

現代的蘇俄,替統制思想提供了最典型的範例。蘇俄統治人民精神生活之嚴密,亦若其統治人民經濟生活之嚴密。中國共產黨則一步一趨地步其後塵。……這簡直是一種新的黑死病!這一種新的黑死病,正順著西伯利亞的塞流,藉著陰謀暴力,蔓延於中國大陸,擴散於西太平洋沿岸。這一新的黑死病來了,無論怎樣健康的人都會由空息而死亡。愈是有知識有頭腦的人,愈是受不了,所以,我們必須奮起抵抗,必須加緊防疫。——殷海光

20世紀上半葉,對中國歷史走向影響最大的三個國家分別是美國、日本和蘇俄,日本的影響超過美國,蘇俄的影響又超過日本。若非蘇俄赤裸裸地干涉、左右中國內政,中國以自己的歷史慣性發展,斷然不會淪落到如今的「動物農莊」之境地。上世紀90年代初,蘇聯已解體,蘇聯和東歐的共產黨統治已崩潰,而今天中國人仍然在共產黨的奴役之下悄無聲息,甚至取代蘇聯成為對抗西方的最後一個共產帝國。

中華民國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而代之,原因很多,最重要的外力就是蘇俄對中共的資助與扶持,以及蘇俄情報機關在中國境內無所不用其極的滲透、顛覆活動。20世紀20年代,蘇聯在中國投入的資源(包括金錢、人員和武器)超過其他任何國家。1927年,蔣介石黨軍北伐,推翻北京政府,建立南京國民政府,蘇俄是最大的幫手,卻不料蔣介石突如其來地以暴力手段清共,致使中共出局、蘇俄的力量暫時在遠東收縮;1949年,中共成功顛覆蔣介石的南京國民政府,中國全面赤化,中蘇簽訂同盟條約,蘇俄在中國的持續投資終於取得豐厚回報,直到十年後中蘇交惡,中國寧願聯美也要反蘇,一切又回到原點。

中華民國時期,蘇聯情報機關在中國的活動,在蘇聯和共產中國長期都是一個禁忌的題目。直到蘇聯崩潰之後,有關檔案材料逐漸解密,才有學者對此展開研究。俄羅斯的中國問題專家維克托・烏索夫利用大量解密檔案,完成《20世紀20年代蘇聯情報機關在中國》一書,成為該領域的開山之作。該書顯示,當年蘇聯在中國的大使館、在重大城市的領事館、對外貿易局、銀行、通訊社、研究所、商號等官方和民間的機構,幾乎全是間諜機關,「這些機構『只是開展地下活動和情報工作的晃子而已』。」

從1919年起,北京政府還未承認蘇聯、兩國尚未建交時,蘇聯就在北京和哈爾濱建立了龐大的間諜網。1924年,兩國建交後,加拉罕成為蘇聯第一任駐華大使。這樣,在大使館的掩蓋下,蘇聯在華間諜網迅速膨脹,維克托・烏索夫指出:

自1925年春季起,蘇聯在北京組建了一個協調並領導在華全部工作(顯然也包括情報工作)的「中心」。中國委員會還決定「運送部份武器歸加拉罕同志支配,無賞援助中國的將軍們。」……這個顛覆「中心」就設在大使館內,實際就是大使館的秘密升級,原大使加拉罕成為「中心」的最高指揮。

在中國積極從事情報工作的,有「克格勃」、「工農紅軍情報總局」和「共產國際」三大權力分支,它們彼此獨立、制衡,且有競爭關係,受最高領袖列寧和史達林的親自掌控。尤其是史達林,對蘇聯派駐中國的外交官、情報人員、軍事和政治顧問等各色人等下達了數以千計的、事無鉅細的指令。

其中,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人員比使領館的外交官還多。共產國際又稱為第三國際,是列寧於1919年建立的向全球輸出革命的組織。「俄共(布)和共產國際的領導從共產國際作為『世界革命司令部』這種角色出發,開始積極利用『革命合理』的推斷,將那些法律規範和其他規範視為『資產階級的』、『階級異己的』、甚至是敵對的規範,一概予以排斥。」換言之,在「喚起全球革命」的旗號下,該組織完全漠視世界各國都遵守的國與國間的國際準則,更蔑視其他國家的主權。「列寧的黨」想推翻哪個國家,就能「合法」地推翻它,甚至可以解釋成,這是他們的神聖權利,這是他們拯救該國人民的最佳方式。

「共產國際的目標:運用一切手段,甚至拿起武器,開展推翻國際資產階級的鬥爭。」在蘇聯眼中,顛覆就是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價值」。這樣,蘇俄理直氣壯地派遣各式特務到他國從事顛覆活動,這種作法一直持續到1991年蘇聯解體——今天,中國又接過蘇聯未完成的使命,開始對「一帶一路」沿途的各國做類似的滲透和顛覆之事。

Mao,_Bulganin,_Stalin,_Ulbricht_Tsedenbal
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中國共產黨就是蘇聯共產黨的兒子黨

蘇俄干涉中國內政,首先是幫助組建並培植中國共產黨。維克托・烏索夫的書首次披露了莫斯科中山勞動者大學培訓中國幹部的詳細情況,這是一所蘇聯建立的專門培養中國反政府人士的學校。以這所特殊的「大學」為中心,蘇俄的其他學校尤其是軍事院校,也先後參與了此項任務。雖然培訓工作是在蘇俄完成的,但中國學員的篩選是在中國進行的,蘇俄情報機構享有挑選學生的決定權。若閱讀蔣經國的傳記就可發現,在國共分裂之前,作為蔣介石的兒子的蔣經國,被蘇俄當作一名重點培養的「革命接班人」,蔣經國受到當時最好的政治、軍事和情報訓練。蔣經國後來執掌國民黨的情治系統,跟這段經歷是分不開的。

國民黨的人才來源蕪雜,僅以具備留洋背景的人士而論,有留日的、有留德的,也有留英和留美的。這必然導致國民黨黨內派系林立、各自為政、缺乏凝聚力。而中共從一建黨開始,就有計劃地派有潛力的年輕人留蘇,蘇聯也不惜耗費鉅資培養其中國代理人。當年,鄧小平從法國來到莫斯科,頓時感嘆學員生活之優越(食堂專門有中國廚師做中餐,假日還組織中國學生看歌劇),與他們在巴黎靠打工勉強維持溫飽的生涯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維克托・烏索夫頗為得意地寫道:「紅軍各部隊相當大一部分團長和團政委以上指揮員與政工幹部,在蘇聯各軍事院校裡受過訓,這是中共武裝力量快速發展的條件之一。他們當中有的是政治委員、政治部主任,有的是大兵團司令部首長,有的是軍事情報機關的組織者,還有一些是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各領導機關特科的負責人。」中共的革命雖以農民為主體,但其軍政人員因有在蘇俄受訓的經歷,故而與傳統的農民起義大不相同。

在中共的最高層領導中,除了毛澤東是「土包子」之外,黨政軍各系統充斥著蘇聯教育和訓練出來的人才。僅以軍方為例:「蘇聯各軍事院校的學員中有許多人為中國革命的勝利作出了卓越貢獻。眾所周知,朱德、林彪、賀龍、葉挺、聶榮臻、徐向前、葉劍英、鄧小平等許多軍事首長、中國革命元勛,都曾在蘇聯各軍事院校深造,或同駐華軍事顧問相互協作,深入研究了蘇聯的軍事經驗。」

蘇俄培訓中共人才的方式多種多樣、不拘一格,既有選送到莫斯科長期學習,也有派教師和顧問到中國來建立學校,黃埔軍校即是其中之一。蔣介石自以為是校長,就對黃埔軍校有絕對的控制權,殊不知,黃埔軍校從武器、經費、教材到意識形態,都是由蘇俄提供的。在此後的國共內戰中,大部分黃埔軍校畢業生,都沒有跟著「校長」走,而是跟著他們真正的衣食父母蘇共及中共走。與其說黃埔軍校是國民黨辦的,不如說是蘇俄辦的。

中共的情報系統,更是全盤照搬自蘇俄。1928年5月初,周恩來以古董商的身份作掩護前往莫斯科,在莫斯科會見蘇聯官員,討論建立紅軍和特別情報處的問題。6月9日,史達林接見瞿秋白、向忠發、周恩來、李立三等中國領袖,面授機宜。中共的六大在莫斯科舉行,所有代表都由蘇聯在中國的情報人員安排護送出境。從上海轉到哈爾濱工作的蘇聯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對外局工作人員羅辛,在回憶錄中如此敘述這件事:

1928年夏季,我們駐哈爾濱諜報機關領受了中央一項任務:保障中共代表秘密通過蘇中邊境。此任務由我負責,為此我在滿洲里待了兩週。

開往滿洲里車站的每列客車由兩到三名代表。到站前廣場來接人的是一位挑選好的馬車伕,他的特徵和接頭暗語,代表們事先都清楚。交換過暗語之後,車伕要求中國人上馬車各就各位,奔赴離城兩公里的邊境。越過邊境時無論是中國一方,還是蘇聯一方,都能確保暢通無阻。運送行動持續了兩週,沒有發生任何事故。

在中共六大上,中共中央通過決議,按照蘇聯國家政治保安總局的模式建立由向忠發、周恩來和顧順章組成的「反間諜委員會」,此三人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顧順章曾任蘇聯駐廣東政府的總顧問鮑羅廷的私人警衛。後來,該委員會更名為「特科」,由政治局常委和中央秘書長周恩來兼任特科領導人。一般人都不知道,溫文爾雅的周恩來是共產黨的「戴笠」,戴笠作為殺人不眨眼的特務頭子的形象早已定格,而比戴笠更陰險狠毒的周恩來在中國大多數民眾心目中仍然是「人民的好總理」。

中共特科由四個科組成。第一科為總部,由周恩來直接指揮。第二科的任務是收集情報及在國民黨內開展偵察活動,由陳賡領導。陳賡為黃埔一期畢業生,曾在蘇聯接受專門訓練。李克農、錢壯飛是陳賡的副手。第三科為特務隊,負責保護地下組織和幹部,暗殺國民黨特務及中共叛徒,其負責人是顧順章。該科下轄負責暗殺的所謂「紅隊」,其人員配備有從蘇聯運來的高級裝備,如自動手槍、催淚瓦斯手榴彈、衝鋒槍、機關槍等武器,還有假牌照的高級轎車、摩托車和自行車等交通工具。顧順章被國民黨逮捕叛變後,周恩來親自指揮「紅隊」將其一家老小包括保姆實施滅門屠殺。第四科負責傳遞情報,包括進行無線電通訊,領導人為吳鐵錚。該部門的先進的通訊器材都來自蘇俄,或由蘇俄出資購買。

顛覆中華民國的蘇聯情報機關(下):「禍水南引」,成功挑動中國反日和日本侵華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