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半X半Y的領域：處在混種與恆久張力間的水產養殖

文：錢克綱（中研院社會所）

水產養殖（aquaculture）通常歸類在農業當中的漁業，是一種生產漁業產品的初級產業。然而，「初級」的概念實不足以掌握水產養殖所歷經的變化以及簡化後的複雜性：半陸半水、半漁半牧、半科學（技）半實作、既是食物的生產也是商品的交易等。正因為這種「半X半Y」的混雜性，遇上追求明確與清晰再現的科學，以及轉化現實為可計算、可測量與可掌控的現代管理和經濟技術——簡言之，如同Bruno Latour所言之處在混種和純化的恆久張力之間——水產養殖於是得以成形。

本文所處理的課題是台灣的水產養殖相對於西方的相似與差異，並指出台灣的水產養殖領域儘管看似存在科學與實作的分離，但這兩個部門卻同樣展現了從原本鑲嵌的「社會－自然」秩序脫離並代之以「技術－經濟」秩序的企圖。最後，本文指出偏重食用或商品目的對於養殖漁業的不同意義。

CALLON的扇貝復育與漁民

只要對「行動者－網絡理論」（ANT）稍有涉獵，大概很難錯過法國社會學家MichelCallon的St. Brieuc Bay「扇貝復育」研究。由於法國民眾在年節對於扇貝的消費需求大，漁民只需幾個月的工作就可以有豐厚的收入，然而或許因為過漁或氣候變化，St. Brieuc Bay當地的扇貝數量越來越少。三位法國科學家在日本參觀了成效不錯的貝苗收集器，引進St. Brieuc Bay，協同當地漁民進行實地操作。漁民最重要的協作是同意「禁漁」：暫停捕撈，給收集器和扇貝一點時間。初期成效不錯。科學家四處參加研討會發表收集器跨國轉移和扇貝附著的成果。然而，最終結果是：收集器遠不若在日本的成效；心急難耐的漁民片面終止了禁漁協議，科學家的科研成果變成漁業科學的一段插曲。

該文有非常多閱讀角度。其中之一是透過案例初期到後期所展現的「轉譯」（translation）步驟。這大概是最廣泛採取的角度，尤其當關心的焦點是一個號稱要改變現狀的計畫怎麼「從無到有，再從有到無」的時候。它需要問題化、引發興趣、招募、動員等，然而在一個「不幸」的時間點或地方、階段，「轉譯」變成了 translation 這個字的法語 ‘traduction’ 所意涵的「背叛」。扇貝苗背叛了收集器，漁民背叛了與科學家的協議，人與非人都對於計畫的成敗有決定性的效果。

另一個角度或許是把Callon和他的扇貝研究放在STS的研究脈絡裡。重點不是那些科學家、收集器、漁民採用了哪些步驟去轉譯對方的行動，而是「自然秩序的形成和社會秩序的形成／崩壞」——不僅可以用「相同字彙」（所謂的「轉譯」步驟）去解釋——它們兩者本身是同一件事。之所以會有這驚世駭俗的結論在當時出現，也許和1970~80s年代慣用「社會利益」解釋科學和科技的變遷和發展有關。社會「利益」（interests）無法解釋扇貝苗對收集器感興趣／沒興趣 （interest/disinterest）；無法解釋自然秩序的形成／崩解，也就無法解釋社會秩序。

但是，還有一個閱讀角度：如果（what if）扇貝苗成功附著在收集器，並且提升扇貝產量呢？扇貝復育案例中的漁民其實是「漁獵者」（fish hunters）或「漁撈者」（fish harvesters），兩者的共同點是對於海域中特定物種的掌控有限。漁獵者指涉的是傳統漁民生活形式，沒有太多現代機關、組織與科學技術的介入，而鑲嵌在其生活領域的秩序當中 （工作可以辭，但生活不可以；漁民是一種生活方式而不只是工作類別）。相對地，「漁撈者」則已被多種現代制度穿透，成為「海洋資源」的看守者與使用者：透過漁業科學家對漁業資源的推估，交由政府機關制訂總額允許捕撈量，再透過漁民組織分配這些配額給個別漁民，漁民被期待按照這些配額捕撈。然而，如果當初扇貝附著技術促成復育並提升產量，改變了的「自然秩序」對於「社會秩序」的最直接影響便是漁獵者和漁撈者轉變成對其漁業生產掌控能力大幅提升的「養殖者」。養殖者的「漁場」其實是存貨，一個不知道當中有多少「存貨」的漁民，不能稱為養殖者。然而，這種追求掌控和支配的欲望又是從何而來？

轉海為田、轉漁為牧的陸地之夢

科學和科技對於漁業的介入反映的經常是人類「轉海為田」的陸地之夢。這種夢想是把自然生態轉換為「可管理的資源」（manageable resources）。從這觀點來看，對自然生態的「剝奪」完全是不理性的，既不是現代管理者的作法，更不符合其核心利益；相反的，「永續剝奪」才是。要達成這種永續剝奪的目標需要一方面將流動、變化的自然物質轉化為可理解、可管理的「存貨」，另外要剝奪其行動能力（超乎人類預期的反應和影響），或者提升人們的相對行動能力。兩個條件都不是事物的自然狀態。

Bavington研究加拿大東岸的Newfoundland和Labrador兩個以鱈魚捕撈聞名的地區，這兩個地方自16世紀殖民者發現時「鱈魚多到船隻無法繼續前進」的狀態，來到1992年由聯邦漁政機關頒佈「禁漁令」。單單「過漁」（overfishing）不足以形成此一巨大轉折，而是現代世界的「管理主義」（managerialism）將海洋生態轉變為「資源存貨」所造成的毀滅性後果。「管理主義」指涉的是把自然環境與物質轉換成資源的嘗試與努力（存在於自然環境中的事物不等於資源，而需要將其從脈絡中抽離、清點並透過某種方式「儲存」：最常見的作法是透過調查將其編碼、記錄並保存），其與漁業科學、漁技漁法、政治意識形態與資本主義交織在一起。管理主義的具體表現是漁業科學家借鏡人口學，把海洋生態中的某種生物視為「人口」並尋求其數量變化的規律；經濟上制訂捕撈上限；政治上劃定經濟海域，排除外籍船隊，並根據捕撈上限分配個別配額；技術上商業船隊以底拖的方式大量捕撈以達到個別配額上限。正是在這追求「管理」的過程當中，Newfoundland和Labrador的鱈魚、漁民和漁業走向瀕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