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解嚴到美中對峙,我們該如何重新定義「中華民國」這面招牌?

從解嚴到美中對峙,我們該如何重新定義「中華民國」這面招牌?
Photo Credit: 中央社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如果推動「新興民族」將引發臺灣內部分裂和中國的民族情緒,不如像美國一樣扶助臺灣這個華人民主政權,在「中華民族」這部超級電腦裡植入「民主自由」的更新程式,這也是美國副總統彭斯在演說提及臺灣民主的背後用心。

文:顧長空(職業外交人員)

去(2018)年11月24日舉行的台灣九合一選舉結果,執政的民主進步黨遭遇創黨迄今在地方選舉上最大的挫敗,主要反對黨——中國國民黨則迎來意外的15席縣市長大勝。據聞,如此結果讓密切關注台灣政局的美國及中國大陸均感意外,海內外關心兩岸前途的觀察者則紛紛議論這是否意味國民黨即將在明(2020)年總統大選後重返執政。

詎料,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本(2019)年元月紀念「告台灣同胞書」40週年活動上,正式提出「在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上,兩岸各政黨、各界別推舉代表性人士……就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達成制度性安排」;蔡英文總統立刻回擊「絕不接受『一國兩制』、台灣多數民意不接受『九二共識』」,兩岸形勢與台灣政局瞬間一變。

隨後,蔡政府任命被稱為「口譯哥」的外交事務核心幕僚趙怡翔出任駐美國代表處政治組組長,該項任命獲得包括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AIT/T)政治組組長馬志安(Christian Marchant)、美國重量級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亞洲事務資深主任葛來儀(Bonnie Glaser)等美國政策圈人士之肯定,透露出美國朝野對蔡政府的暗挺,以及蔡英文可能試圖在今年操作「過境美國、親美抗中」議題的端倪。

在這樣的背景下,關心中華民國前途與兩岸關係前景的有識之士,除須觀察美中台三地的政情連動,似宜並重國家定位與戰略佈局的長期論述。特別是當美中貿易戰方興未艾、亞太戰略格局進入歷史性重組之際,如何為「中華民國派」的穩固與發展打穩論述根基,確保2020總統大選的勝選與未來的長期執政,尤顯重要。

以下,本文將嘗試申論這項關鍵命題,請方家不吝賜教。


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外交處境,正處於1979年與美國斷交後的新轉折。一方面,承認中華民國的國家僅剩下17個,達到歷史新低,我國也幾乎被所有主要的國際組織拒於門外;但另一方面,當美國與中國大陸的霸權競爭達到雙方建交後的新高峰,倒是台美關係近來屢創佳績,予人許多遐想空間。在這機會與挑戰並存的年代,全體關心中華民國前途的朋友,似應客觀、務實地盤點與反省國家涉外事務的得失,為下一階段國族的生存發展找到方向。

解嚴前的中華民國外交:對外維護中國代表權、對內維持政權合法性

自國府遷台,中華民國的外交總目標經歷過幾段變化,但大致上可以「解嚴」作為一個轉折點。解嚴前,中華民國必須以外交證明自己仍然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權,投射在具體作為上,就是堅持「漢賊不兩立」的「一中原則」,與中共政權爭奪邦交國及聯合國席次。在這個階段,中華民國外交的最高成就,可以簽署《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及《中日和約》為代表,前者保衛了台澎金馬的安全,後者則維持了中華民國領有台澎的合法性。

1945_日本在臺北市公會堂向二戰同盟國投降_October_25th,_Jap
1952年4月外交部長葉公超(左)和河田烈在台北賓館簽訂《中日和約》/公有領域cc0

而在這個階段,中華民國尚未推行全面民主化,只有有限度的地方自治,占管轄範圍內多數人口的本省籍族群,也普遍未獲接納參與外交或國防事務(除每年極少數錄取的外交人員或充員兵之外)。中國國民黨政府一方面以土地改革、進口替代,以及推動輕重工業發展等經濟措施,勉力維持統治合法性,另一方面也必須對外撐起立足於國際社會的正當性,以避免動搖統治根基。

縱然如此,部分本省籍知識份子 (如彭明敏教授首倡的「台灣自救宣言」)並不認為這樣的國家定位可以代表居人口多數的本省族群,「中華民國」與其所在的「台灣」之間,隱然存在緊張關係。中國國民黨政府所推動的外交工作,其中一項就是偵防、對抗海外台獨勢力。

回顧這段歷史,可知界定中華民國外交走向的經緯,分別是「統獨」與「民主參與」。解嚴前,中華民國涉外事務的對外方針是「反共抗獨」,對內則顯現欠缺人民參與及賦權的「寡頭領導」特質。

解嚴後:「中華民國」內涵的再定義

在1971到1987這段期間,中華民國外交的總方針仍然維持「反共抗獨」及「寡頭領導」的一體兩面,只是隨著外交戰場的屢屢敗退,以及經濟發展後,新興中產階級對政治參與的嚮往增加,我國外交改弦更張已是勢在必行。

1987年,標示著中華民國新外交路線的誕生,迄今影響猶存。首先,是從「反共抗獨」往「維持自主」過渡,至於支不支持「獨立」、是單純「反共」還是變成「反中」,則隨藍綠兩陣營執政而出現程度上的差別。其次,隨著全面民主,選民(或其選出的代表)對涉外事務的指導性持續增加,推動外交工作也更仰賴台灣社會力的支援(如NGO、宗教團體及經貿、體育、文化等團體),這也導致中華民國的外交更傾向反映所管轄地區人民的特質與偏好,簡言之就是「本土化」。

這樣一條強調「維持自主」與「本土化」的外交路線,本來不見得會演變為「台灣獨立」。但在遭遇中國大陸頻頻以「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的所謂「一中三段論」加以打壓下,導致許多台灣民眾對「中華民國」的看法,一步步從「中華民國到台灣」、「中華民國在台灣」、「中華民國是台灣」,最終演變為「台灣必須正名制憲,否則走不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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