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茵河畔思索德國》:1933年大學焚書,德國學術史黑暗的一章

《美茵河畔思索德國》:1933年大學焚書,德國學術史黑暗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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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中國流亡作家馬建說:「如果你對你的時代視而不見,你不能算是一個作家,更不能說你是個文學家。」而那些未被焚毀的書籍,那些獲得共同體肯定的思想,或者對時代的問題視而不見,或者以可疑的方式肯定了時代,最終證明了這些人也非真正的哲學者。

文:蔡慶樺

哲學與政治——大學焚書

做為一個哲學閱讀者,不免常常要面對這個問題:哲學有何用處?許多人已經提出過無數睿見,我無法說出更好的想法,黃冠閔教授在哲學之道叢書《什麼是……?》的總序:〈為甚麼哲學會被判定為無用?〉中說,哲學學習事關公民社會的圖像。這是很好的定義,哲學試圖回應這些攸關當代社會根本價值的問題:你希望我們這個社會有什麼樣的哲學?你希望活在什麼樣的公民社會裡?哪樣的公民社會如何才可能?

但我想從另一個角度思考哲學的用與無用:哲學對某些人來說,也許確確實實有其用處,然而那哲學之有用,卻不一定是我們所樂見的。

我想的是做為政治的哲學、有著政治目的的哲學。哲學並非思想的遊戲,而是治國之術,西方哲學奠基者柏拉圖已明確指出。我們必須學習哲學,才能真正理解良善的公共生活為何,能夠明智處理人間困難的倫理議題。可是如果我們有意地誤用哲學,哲學可不可能也成為一種誤國之術?

做為存有哲學代表者的海德格當年被任命為弗萊堡大學校長,成為第三帝國的桂冠哲學家,顯見抽象的理論與政治實踐之間的緊密關係。他在就職演講中回到希臘哲學,訴求所謂偉大之物,訴求在民族共同體中尋找拯救,這樣的哲學難道不有用嗎?海德格批判的對象正是那些不符合民族期待的無用學術。而這樣的「有用」,是一種「御用」,對哲學來說是巨大的危機。

今日在柏林洪堡大學法學院前倍倍爾廣場(Bebelplatz),有一個小小的地下角落,那是悼念納粹焚燒書籍之處,銘刻著詩人海涅的句子:「那焚燒書籍之處,最後也將焚燒人類。」納粹掌權那十二年,不符合納粹意識形態的作者、不配合一體化政策的大學教師,其著作均被納粹焚燒,而最後,他們真的也焚燒了人類。在法蘭克福羅馬山廣場(Römerberg)的地上,也鑲嵌了一塊紀念碑,上面刻著馬克思等人的名字,要世人勿忘一九三三年時在這個廣場上,曾經燒毀了那些對第三帝國無用、卻是人類共同珍貴資產的作品。

那是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法蘭克福大學校長呼籲該校師生參與焚書行動,他們用牛車把無數書本從大學裡運送到羅馬山廣場,校方有意將這次行動擴大為政治動員,讓師生以外的市民也能參加,因此不在校園裡燒焚,而選擇在市政廳前的廣場舉行儀式。在晚間的焚書儀式中,大學安排了九位學生代表呼喊口號。從這些口號中,可以看出哪些作品方向及作者不符合納粹意識形態:

第一位呼喊者:反對階級鬥爭及唯物主義,擁護民族共同體的理想來維繫生命!我將馬克思與考茲基的作品丟入火焰。

第二位呼喊者:反對墮落與道德淪喪!支持在家庭與國家中培育倫理!我將海因李希.曼(Heinrich Mann)、格雷瑟(Ernst Glaeser)及克斯特那(Erich Kästner)的作品丟入火焰。

第三位呼喊者:反對思想不忠誠及政治背叛,要對民族與國家奉獻!我將佛斯特(Friedrich Wilhelm Förster)的作品丟入火焰。

第四位呼喊者:反對過度強調欲望生活而枯死靈魂,支持人類靈魂的高貴!我將佛洛伊德的作品丟入火焰。

第五位呼喊者:反對偽造我們的歷史並貶低我們歷史偉大的成就,要敬畏我們的過去!我將路德維希(Emil Ludwig)與黑格曼(Werner Hegemann)的作品丟入火焰。

第六位呼喊者:反對充滿民主—猶太內容的、違反民族精神的新聞,支持能建設國家、有責任感的作品!我將沃爾夫(Theodor Wolff)與伯恩哈特(Georg Bernhard)的作品丟入火焰。

第七位呼喊者:反對背叛參與世界大戰軍人的文學,支持以防衛精神教育民族!我將雷馬克的作品丟入火焰。

第八位呼喊者:反對毀壞德意志語言,支持保護我們民族的珍貴財產!我將克爾(Alfred Kerr)的作品丟入火焰。

第九位呼喊者:反對傲慢無禮,要敬畏永恆的德意志民族精神!我將圖修斯基(Tucholsky)與歐希茲基(Ossietzky)的作品丟入火焰。

「有用」的哲學

在這些今日讀來依然怵目驚心的口號裡,彷彿可以想像當初焚毀這些無用之書的學生心中的恨意,及其站在火光旁憤怒的神情。雷馬克描述戰爭的殘酷,佛洛伊德探索人如何受欲望驅動,馬克思呼籲無產者的國際聯合……納粹認為這些是必須受審查並銷毀的思想,由此可以知道,對他們來說一個公民社會的圖像應該是什麼樣子——就是沒有這些作者、以及他們所訴求的那些理想。

那麼,什麼是有用的哲學,什麼是值得保存、推廣的思想?當然是符合納粹世界觀的。一九四○年代,配合納粹一上臺即實施的《重建職業公務員法》,德國的大學教師被「清洗」乾淨。尤其是哲學系,被迫離開教職的教師比例遠高於其他科系,除了哲學系原來就有甚高比例的猶太人外,哲學這種攸關思想及意識形態的學科,更會被黨機器嚴格檢查。

留下來的哲學家,都可說是成分正確。許多人發揮其聰慧天才,為德國哲學與納粹世界觀的結合做出貢獻。例如格羅克納(Hermann Glockner),對德國黑格爾研究學界熟悉的人一定聽過這個名字,他是新康德主義者里克爾特(Heinrich Rickert)的學生,於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年間編輯了《黑格爾紀念版全集》(Jubiläumsausgabe),年輕時就出版了多本受到學界重視的黑格爾研究專書,是那個時代最傑出的黑格爾學者之一。但他接任吉森大學哲學教席,卻不純粹是因為他的黑格爾研究,任命狀上褒揚他「穩穩地站在國家社會主義的土壤上,在德國哲學中抵抗猶太影響。」

他如何「在德國哲學中抵抗猶太影響」?如何從哲學家的角度發揚國家社會主義?不同於海德格連結存有論、在世、共同存有、天命、虛無、科技等概念,隱晦地談論國家社會主義的意義,以至於納粹官方認為海德格說的是自己的國家社會主義。格羅克納明確主張納粹意識形態,並直接將納粹與德國哲學、希特勒與黑格爾揉合,完成了看似荒誕卻在那個時代具有高度政治功能的哲學創造。

他所編的黑格爾全集及他所寫的黑格爾著作在德國讀者無數,但是他的一本少為人注意的小書,才真正說出了他的政治哲學。在一九四一年的《論德國哲學的本質》(Vom Wesen der deutschen Philosophie)中,格羅克納反對自由主義、共產主義、猶太文化的影響,強調哲學最本質的東西應該是「鬥爭」(Kampf)與「勞動」(Arbeit)(這裡的鬥爭不能不讓人想到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中,已成哲學史中傳奇的主奴鬥爭篇章;這個字的意思也是奮鬥,當然更不能不讓人想起納粹頭子的《我的奮鬥》)。因此,所有的德國哲學都應該思索這兩個概念的真正意義,才能避免「無關生活、遠離世界」(lebensfremd und weltferne)的哲學現況,也才能確保哲學是「從民族最強大的力量中被創出的」,進而「確保生命之施行及成型,不致朝向個人化,而是朝向共同體」。

除了格羅克納,第三帝國時代還有許多哲學者從各種進路思考哲學對於民族之用處。弗萊堡大學羅曼語文系教授郝斯曼(Frank-Rutger Hausmann)於二○一一年出版的鉅著《第三帝國時的人文科學》(Die Geisteswissenschaften im Dritten Reich),清楚說明了那些符合政治立場的哲學家們。基本上這種哲學革命是力抗抽象或「普遍主義」(universal/universalistisch),要求具體特殊,以符合民族種族概念。他們大致發展出幾個方向,例如反自由主義及個人主義,進而反笛卡爾主義。這個立場的代表之一是馬堡大學的哲學家嚴許(Erich Rudolf Jaensch),對他來說,由笛卡兒代表的法國思想抽離了共同體,將知識化約為邏輯問題而非歷史問題,不符合「德國精神」。

可想而知,當時具有很大影響力的邏輯實證論者,在納粹時代的學術界也是被迫害者,不只因為邏輯實證論者很多來自猶太文化圈,還在於其學說完全不符合民族共同體的要求。

又例如,部分德國哲學家試圖奪下希臘思想遺產,證明希臘思想中的抽象部分應該被克服,例如柏拉圖的理念學說。德國哲學協會(Deutsche Philosophische Gesellschaft)創辦人許瓦茲(Hermann Schwarz)便寫了一本強調納粹思想深度的理論著作《論國家社會主義的哲學基礎》(Zur philosophischen Grundlegung des Nationalsozialismus),呼籲超克古典思想,並使用許多納粹語彙(鮮血、大地、語言、命運、民族共同體、內在力量)重述希臘哲學。

還有哲學家從納粹倫理學著手,強調共同體中的階級次序與納粹所主張的家庭傳統價值,正是百年來共產主義的解藥。另外,尼采的超人哲學更被引用納入納粹官方的意識形態中,發展出一種雅利安民族生機論哲學;萊布尼茲、費希特等德國哲學家的「德意志性質」也特別被強調。

沒有思想者的大學

為什麼這些思想者們與第三帝國一拍即合,甘做帝國子民,並主張改造大學,驅逐不符合種族主義要求的同事?

史家古魯特勒(Michael Grüttner)在《第三帝國: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九年》(Das Dritte Reich. 1933-1939)中,分析了納粹時期的大學角色。他指出威瑪共和時期約有兩到三成的德國大學教授加入保守主義政黨德意志國家民族黨(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他們之中的許多人都緬懷俾斯麥的帝國時期,視共和國為德國吞下一戰戰敗的後果。可是這些教授在共和國時期並非國家社會主義黨的支持者,因為納粹的民粹、粗魯言行以及對思想自由的限制,無法吸引大部分的知識分子;此外,威瑪共和時期,普魯士及部分地區都禁止公務員加入國家社會主義黨,這也使得具公務員身分的大學教授對該黨興趣缺缺。因此,大學的知識人其實是傳統菁英,雖不認同共和國,但對納粹亦無好感。

可是,在納粹掌權後,這種反共和立場就被與反猶主義結合起來,學者們從知識上證明猶太與共和之間的連帶,認為帝國才是符合德意志民族本質的。愈來愈多的教授從各種角度為第三帝國的正當性與必要性書寫,當然也有學者並不反猶,可是仍相信只有納粹才能為德國帶來出路,他們只是隨波逐流,持一種表面的反猶主義,並沒有真正明確地接受納粹意識形態。

然而,即使只是發出了不帶意義的聲音,以曖昧模糊的態度參與政治,也還是協同打造了一個培育法西斯勢力的環境,納粹逐漸成為學術社群中唯一的政治指導者。法蘭克福大學中三分之一不符合正確立場的教員,因而被迫離開。總之,不管是積極主動或者消極被動,德國大學逐漸靠向了納粹,忠實執行一體化政策,放棄了以往大學自我定義為學術中立、無關政治黨派立場的角色,寫下了德國學術史中陰暗的一章。

除了教授們的消極配合,古魯特勒也指出三○年代初期大學面臨的困境,使學術社群趨向政治化。那是經濟危機的年代,大學經費困難,例如普魯士就縮減了三分之一的大學經費。此外,學術研究面對正當性危機的挑戰,亦即必須回答學術何用的質疑,當時愈來愈多聲音認為,德國大學日漸專業分工化,從事的是「不食人間煙火的學術」(Lebensabgewandtheit der Wissenschaft)。

當時德國大學也有世代問題,一九三一年時,許多寫完教授資格論文的年輕學者找不到正式教職,許多人只能擔任兼任或短期講師,在糟糕的勞動條件下,盼望有朝一日能取得正式教職。根據大學協會統計,當時哲學系的編制外教授及講師,能取得正式教職的機率不到三分之一,而醫學院更只有七分之一。因此,那些處於學術社群邊緣的年輕工作者,在納粹號召改革學術環境、廢除往日的無用研究、在國家引領下強化大學功能時,非常容易受到感召。

在這些背景因素下,一九三三年後,德國大學成為納粹指導下的學術機構,幾乎每個領域的學術研究都必須符合政治指導原則,終於造成了大量猶太背景或政治立場有問題的學術研究者離開大學的結果。他們之中有些人逃到了國外,在海外保存了德國精神的血脈,例如愛因斯坦、鄂蘭、托馬斯.曼以及法蘭克福學派等;然而,更多人無法逃出,最後被迫坐上駛向集中營的列車。

回首這一段歷史,不能不感慨,有些思想者被逐出大學,有些思想者戴上了國家給的桂冠;有些人從事無用的學術研究被社會放逐,有些人從事「有用」的學術研究並放逐他人。

無數的哲學家們在那個年代,想方設法證明哲學之「用」。不過這並非德國特產,放眼歷史,在每個年代、每個威權獨裁中,都能見到某些為權力者及其意識形態聲張正當性的思想者。只是在第三帝國時期全國一體化的情況下,投入政權麾下的哲學家們人數極多,有些真心相信自己是為德國甚至西方尋求出路,有些是政治投機者,也造成哲學界擁護政治的思想深度與論述的廣度,遠非其他任何獨裁政權所能比擬的。甚至,流亡國外的文豪托馬斯.曼主張,所有在第三帝國十二年間能被出版的著作,都不值得一讀。此言雖激烈,但也成理。

中國流亡作家馬建說:「如果你對你的時代視而不見,你不能算是一個作家,更不能說你是個文學家。」而那些未被焚毀的書籍,那些獲得共同體肯定的思想,或者對時代的問題視而不見,或者以可疑的方式肯定了時代,最終證明了這些人也非真正的哲學者。

當年,從法蘭克福大學圖書館被運到羅馬山廣場的書籍中,有一位維也納的猶太裔醫生的作品被投入火堆,焚書者喊著:「反對過度強調欲望生活而枯死靈魂,支持人類靈魂的高貴!我將佛洛伊德的作品丟入火焰。」這位醫師後來於一九三八年德國吞併奧地利後被驅離家鄉,他在《文明及其不滿》(Das Unbehagen in der Kultur)中寫下的這一句話已能讓我們理解,為什麼他的作品對納粹來說如同眼中釘,為什麼他終究必須流亡異鄉:「文化必須用盡一切可能,為人類的侵略欲望設下界限。」納粹黨人稱佛洛伊德只看到了人類的欲望生活而忽略了人類靈魂的高貴,但我們怎麼能怪他呢?在那個時代,環顧四周,他看到的只能是無盡的侵略欲望。

相關書摘 ►《美茵河畔思索德國》:一堂為德國社會而上的正義課──法蘭克福大審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美茵河畔思索德國:從法蘭克福看見德意志的文明與哀愁》,春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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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蔡慶樺

務實、叛逆、精采而又深邃;這,就是法蘭克福!

「法蘭克福很不一樣,這讓人安心,尤其是試圖在此找到歸屬的異鄉人,總是能在不一樣中找到自己的角落……我的鄉親們是資本家,但也搞革命;穿西裝為跨國金融體系服務卻又上街丟石塊;愛阿多諾卻又恨阿多諾;既愛馬克思也愛歌德。這個始終在變化中的城市裡,誰才算是真正的法蘭克福人呢?也許沒有人是,也許每個人都是。」——蔡慶樺(本書作者)

相較於大家所熟知的德國大城柏林與慕尼黑;法蘭克福除了機場、書展與法蘭克福學派外,似乎缺乏讓人辨識的關鍵字。然而,法蘭克福不僅是六八革命年代的反叛首都,它所走過的歷史與不斷綻放的風流人物,不但累積了自身的厚度、也凝煉出德意志近現代的文明與蒼涼。

這裡是商業與金融的城市。由於位居貿易之路要津,自古人們就在法蘭克福進行交易,也發展出完整的法律體系與同業公會;至今,多個重要商展仍在此舉行,歐洲央行與全球各大銀行亦在此駐點。

這裡是自由與市民、正義與反抗的城市。法蘭克福在神聖羅馬帝國時期就被封為自由城,直屬於皇帝,使法蘭克福人很早就發展出蓬勃的市民社會。而六〇年代的學運與革命世代狂潮、二戰後對納粹罪刑的最大規模起訴,以及左派恐怖組織赤軍連,皆以此處為主戰場,向上一代陳腐的價值觀提出挑戰也責問自身,深刻影響了戰後聯邦共和國的樣貌。

這裡是文學、哲學、社會學、科學與各種天才薈萃的城市。德國大文豪歌德在此誕生;全球最大的書展在此舉行;霍克海默與阿多諾在此成為青年學子的精神導師及日後反叛的對象;哲學家哈伯瑪斯在此完成多數著作,並引領法蘭克福學派走向全世界;阿茲海默醫生在此確認失智是一種病症……法蘭克福以其厚實的文化力量與研發實力,不但影響德國與歐洲,更成為全世界學術與文化的重鎮。

務實、叛逆、精采而又深邃;這,就是法蘭克福。

作者蔡慶樺曾任駐外交部法蘭克福辦事處祕書,已然將法蘭克福視為家鄉,他結合自身政治哲學的背景、廣博閱讀及實際的生命經驗,帶領讀者從這座城市的肌理凝視德意志的重要命題,思索法蘭克福為什麼是法蘭克福,德國又為什麼是德國。

本書特色

1、以一座城市做為書寫的主題,內容不但擴及人物、歷史、思想、政治、文化與哲學,且不只是歷年的文章集結,而是有清楚的主題意識、精準分層,寫出法蘭克福的不同面向。如此「全景式」的作品在國內外書市中相對罕見。

2、作者本身的書寫與閱讀深廣兼具,能以散文筆法講述哲學概念,敘述之餘更能深刻地進行理論討論、甚至批判,在目前的青壯派作家中獨具風格,是很受歡迎的作家。

3、本書宛如德國版本的「流動的饗宴」,諸多人物與歷史事件,以法蘭克福為舞臺相遇、激盪,演繹出這座城市的獨特魅力,及其低調卻不可忽視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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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春山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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