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這一家子會支離破碎?從《還願》看台灣社會福利變遷

為什麼這一家子會支離破碎?從《還願》看台灣社會福利變遷
Photo Credit: 赤燭遊戲 Red Candle Games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還願》帶給我們的除了「不要輕易相信神棍以外」,也告訴我們現在和1980年代不同了,是個該好好照顧自己的時代,求助的方式會越來越多,傷痛也有不同的方式可以被理解。

唸給你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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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懷恩(社會工作師)

「在1980年代,如果你是當時一家之主,遇到家庭變故,你要怎麼辦?」

身為一個1980年代出生的社工,看到《還願》裡小時候的彩色圓石磁磚浴缸和ㄅㄆㄇ摺疊桌,我掉了滿地的雞皮疙瘩,也不得不去想如果當時家庭適逢變故,能獲得什麼協助?

以下文章會討論杜豐于一家如何「無法受到協助」,並且分析與劇情相關的社會福利議題。涉及少部分劇情,請小心服用。看完之後,也許你慶幸活在此時此刻,除了慈孤觀音以外,還有很多選擇可以尋求協助。

家庭暴力防治與目睹兒
還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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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美心因為父母正在爭吵而有焦慮症狀產生,他正在敲彈珠讓自己冷靜。

「1993年的鄧如雯殺夫案,是《家庭暴力防治法》的緣起,而1996年彭婉如命案發生之後,更加速了《家庭暴力防治法》的制定,並於1998年開始實施。」

這一段歷史是社會福利或家庭暴力工作者考試必考的內容,由此你可以知道,1980年代根本沒有家庭暴力防治的相關政策法規,完全沒有,家庭暴力不過就是難斷的家務事。在劇情中你看到的杜豐于損壞妻子的衣物、怒罵,或是小孩聽見父母爭執,看見家裡爭吵毀損的物品,這些家庭成員所受到的傷害,在當時根本無從保護起。

儘管在遊戲中你難以看到互相傷害的狀況(我想是「赤燭」希望大家不要模仿而避免掉,但顯然大家精神創傷滿重的),但仍有許多傷害事實的蛛絲馬跡。而在一個專業工作者的眼中,這就是我們每天在工作現場看到的活生生的家庭悲劇,需要進一步去協助。

家庭暴力不僅僅是肢體暴力,也包括精神虐待和性侵害(如亂倫),在現行的家庭暴力防治與保護性工作之中,有非常多的項目,包括兒少保護、成人保護、老人保護、加害人服務、緊急救援、安置等等,有興趣的可以進一步了解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遊戲中直接發生的一段,是關於杜美心在房間裡聽聞父母爭執,你不難直接連結:美心的身心症狀跟父母爭執有關,而這塊正是「目睹兒」的工作領域。或許你聽過「童年陰影」、「早期創傷」,這個現象就像是你熟知的「PTSD壓力創傷症候群」一樣,但影響的層面遠遠超過你的想像。

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的研究,包括家族治療、精神醫學、心理諮商,在關注身心症狀跟早年家庭經驗的連結,你可以搜尋「創傷」當做關鍵字。「目睹兒」相關服務是在家庭暴力發生時,介入協助家中的兒少們,降低兒少在家庭暴力中受到的傷害。你可想而知,「目睹兒」的工作同樣也很晚才開始發展,台灣的研究、民間單位試行的方案服務多半集中在2000年之後,到2015年才正式被納入法令執行工作之中,美心根本來不及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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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關懷專線
還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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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夫妻吵架的耳語,也一字不漏的傳進孩子的耳朵裡。

「錢我會處理,男人的事情你不用管!」

「什麼叫做男人的事?你算什麼男人啊!」

這一段是杜豐于因為鞏俐芳決定復出賺錢貼補家用,因此發生爭執的內容。甚至後面有一段鞏俐芳的獨白,是在訴說他覺得杜豐于只是愛面子,勝過於愛這個家。這些都顯示著杜豐于的困境──男性會顧及的社會觀感不同。

男性在家庭困境上有著跟女性不同的困境,面對閒言閒語,女性容易感到羞愧,男性則會感到憤怒而付諸暴力行為。在家族治療的研究裡,男性比女性更不容易談論金錢方面的問題,因為這直接關係到男性被看待的方式,當社會以金錢、地位來看待男性的成就,男性就更不容易直接面對問題,常常會先懷疑自己是不是「不夠成功」。

這樣的性別差異,在家庭暴力防治工作初期,都以女性為受害者為主,因此「男性也需要協助」的想法在早年並未得到重視,當案件累積到一個程度,專業工作者們陸續發現男性的工作同樣不容忽視。「男性關懷專線」始於2004年,就是希望協助男性處理在家庭中的特殊問題,可以讓男性訴說自己的挫折、不被理解、痛苦,而不是「不成功便成仁」。杜豐于若是可以訴說自己的失敗挫折,也許就不會走上不歸路。

離婚、兒童監護權與單親扶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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鞏俐芳在被杜豐于質疑是被「壞東西」附上、以及種種家庭暴力之後,決定離家。

「所以我決定,這場演出之後,我要帶一家子離開那裡。」

鞏俐芳未能帶全家遠離何老師和慈孤觀音,而自行離家。若他們打上離婚官司,對鞏俐芳有好處嗎?在還沒有家暴法的時代,除非有人可以證明鞏俐芳被明顯傷害,否則鞏俐芳還有可能蒙上「未盡妻子義務」。雖然大家都為她的遭遇憤恨不平,但你可以想像在當時的民風之下,為什麼鞏俐芳的媽媽要勸說「夫妻床頭吵,床尾和」,不要隨意回娘家,以免落人口實。

若是離婚爭取杜美心的監護權,在當時也是比登天還難。成人可以自己決定從母姓是2007年的民法修法才開始的,在這之前除了有父母離異等原因可以提出改姓聲請以外,還必須說服法官你改母姓的原因。當時的女性無法受到合理對待,經濟、社會處境與權力處於弱勢都還是普遍現象。在1980年代,不管女性是公司老闆還是有錢的大明星,監護權多判是判給父方的。近年來女性處境稍微改善,女性也比較能經濟獨立,這一類的親權法院判例,以實際上的扶養能力來判定監護權,或是實施親子會面評估,參考親子互動決定判決,可以說是從2000年以後才開始備受重視。

若是離婚,單親家庭的服務直到2000年才開始,當時叫做《特殊境遇婦女家庭》,這一類的服務涵蓋未婚懷孕女性、夫亡夫失蹤的寡婦或因家暴離婚的女性。就算監護權判給了鞏俐芳,她恐怕在當時得獨自面對各種流言蜚語了。而若是判給了杜豐于,也還得等到2009年才能獲得協助。當時因為性別的考量,男性在家庭離異裡也需要協助,要將男性也納入服務,將法規修改成《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而不限定女性受到這樣的服務,使單親爸爸可以獲取相當的資源與協助。在這之前,杜豐于是處於求助無門的狀況,也難怪會被拉攏到奇怪的宗教團體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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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醫學和兒童精神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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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女兒才不是神經病!」

無論是現實不分的杜豐于,還是X光診斷無異狀建議轉診精神科的杜美心,在當時要尋求精神疾病上的協助其實還是非常困難的。台灣的《精神衛生法》是在1990年才設立,在這之前不是求神就是拜佛,或是找上你常聽到的「龍發堂」。在當時要正確的理解精神疾病,或是去除對於精神疾病的污名化,可能跟超越八十八分一樣難(為什麼很難,玩一次遊戲就知道了)。在當時恐怕是連踏入精神科(現在也被稱為「身心科」)的意願都沒有,但好在現在的人對於精神疾病取得協助的態度也漸漸在改善。至於杜美心要被治療有關目睹造成的症狀,或是望女成鳳壓力太大造成的症狀,如恐慌症或壓力創傷症候群,更是不容易。

台灣兒童精神醫學的發展也很晚,台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的前身「台灣精神醫學會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學術委員會」是在1989年才成立於台灣精神醫學會,並且開始推動相關研究調查與研討會。1998年才成立「中華民國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並於2004年改名為「台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這個沿革便可以知道處理兒童精神醫療議題,也是很晚近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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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與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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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們家弟弟是不是沒有效?….是不是要補功德金?」

除了延誤就醫,何老師更令人氣憤的在於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神棍。但我們也必須認識到有些信仰是真的能給人幫助的,像《通靈少女》在談的一樣,信仰是台灣社會的一部分,自然也有使得上力的地方,勸人向善、使人心安穩都是,但絕對不是擔保萬事如意。

其中一些談論《還願》文化背景的影片中,也提到當時的民眾樂求明牌和落難神明。我認為努力去區分慾望和現實、信念和執念,也是助人工作中重要的一環吧。

《還願》與社會療癒

說到最後,你有發現198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有多麼的無助了嗎?在這些家暴、特殊境遇家庭、兒童精神醫療的服務正式立法、由公部門來規劃執行之前,目前30歲以上的人,他們童年是沒有什麼113保護專線的之類的社會福利服務,對著爸爸媽媽喊「我要打113」是2000年以後的事了。也許有人覺得《還願》簡直就是悲劇,我覺得它的文化設定真的剛剛好,反應著30歲以上台灣人的童年寫照(不管是畫面場景還是社會事件的脈絡)。

而在每個人的心中,誰不希望變好的?在每個角色心中都有小小的希冀,杜豐于希望自己能夠撐起這個家並且照顧好女兒、鞏俐芳希望能夠為這個家庭付出分擔家計、杜美心希望自己不要成家裡的負擔而折了鬱金香。在這個社會福利逐漸變好的時代,我想赤燭帶給我們的除了「不要輕易相信神棍以外」,也告訴我們現在和1980年代不同了,是個該好好照顧自己的時代,求助的方式會越來越多,傷痛也有不同的方式可以被理解。透過這個遊戲,也才能理解原來被嚇大的我們,真的不只是被嚇大,而是缺乏了許許多多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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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經作者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游家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