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靈魂》:毛澤東成為活著的神祇,但問題是——他終究會死

《中國的靈魂》:毛澤東成為活著的神祇,但問題是——他終究會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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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國家與宗教連成一氣,構成了中國精神生活的重心。時至今日,昔日的舊體系已不存在,但是卻沒有新的體系來填補其遺留的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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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彥(Ian Johnson)

儀式:失落的中土

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在內戰中擊敗國民黨取得政權,那些意圖改變中國的激進團體也隨共產黨上台執政。一開始,中共的宗教政策,與他們對待社會中非共產黨團體的態度如出一轍:將宗教團體納入「統一戰線」之中。中共認為這些非共產黨團體對黨有用處,至少他們能為「多元社會」裝飾門面。黨為五大宗教設置協會: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及新教,這些協會組織分別接收昔日體系的殘餘。五大協會被允許管理各自教內現存的寺廟、教會或清真寺,不過一切事務都必須嚴格遵循黨的指示。重要的人事任命(例如重要寺院與教會的住持、道長、主教、總主教或阿訇)都必須得到共產黨的批准。大部分宗教團體名下的財產,像是基督教會興辦的學校與醫院,或是曾經用來支持鄉野知名道觀佛寺的田產,全部充公。與外國的關係受到特別的懷疑,而所有的外國傳教士一律驅逐出境。不過宗教並沒有遭到查禁,許多倖存下來的寺廟或教堂依舊對外開放。

這套制度只維持了短短幾年。到了一九五○年代後期,毛澤東開始實施一連串極為激進的政策,大部分的宗教活動都遭到鎮壓。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發動,此時對宗教的攻擊,已經到達世界史上最猛烈的程度。實際上每一處宗教場所都被封閉,神職人員遭到驅逐。在山西太原,這個天主教信徒眾多的城市,主教座堂被改成宣傳宗教如何落後反動的「活樣板」展場。教堂司鐸和修女被囚在牢籠裡,太原市民在軍隊的驅策命令下前去參觀。而在全國各地,立下終身守貞誓言的佛教、道教和天主教神職人員都被迫嫁娶。

幾乎沒有任何宗教場所能夠毫髮無傷的倖存下來。家族祠堂被拆毀、夷為平地。曾經在晚清與民國時期挺過多次攻擊的寺廟,在文革期間被徹底摧殘,建築不是遭到拆除,就是挪作政府機關或工廠的用地。少數具有歷史重要性的宗教建築,得到政府中溫和派的保護而逃過一劫,但大多數都遭到嚴重破壞或摧毀。幾乎原來奉祀的所有神像都被搬運一空,要不是被付之一炬,就是暗中走私運到香港,透過古董交易商轉手賣出。這就是為什麼許多中國的寺廟和世界上其他有悠久歷史的宗教場所不同,缺乏具備自身特色的偉大藝術巨作的原因。

在這段期間,宗教活動轉入地下進行。原來上教堂禮拜的信徒現在秘密聚會,而佛教與道教的信眾則試著以埋藏於地下或背誦的方式,搶救他們珍貴的手抄經卷與儀軌圖書。原先公開進行的身體修行,例如太極、打坐或甚至是武術等活動,現在全被禁止,不過有些人還是在家中(甚至在獄中)暗中修習。

在公開場合,唯一受到允許進行的崇拜,是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在民國時期,雖然說孫中山和蔣介石也受到崇拜,但是到了文革時期,這種個人崇拜到達了新的高峰。人們佩戴毛主席的肖像徽章,揮舞著有如《聖經》的毛語錄,並且猶如朝聖般到他的家鄉去參觀。有些人還對著毛主席相片祈禱,在晨間向他請示,在晚間向他匯報。很難估算這其中究竟有多少真心誠意,因為有許多這類報導都是政府的宣傳。強制暴力的情形遍及各地;沒有表現出正確的革命熱情,很可能會下獄甚至被活活打死。但是,在年輕族群裡,特別是中共建國後成長的那一代,某些人的熱情是真誠的——這是一種如癡如狂的感情湧現,是一種當原本的宗教被摧毀殆盡之後應運而生的替代宗教。

現在毛澤東已經成了活著的神祇,但是仍然有一個問題:他終究會死。當此事於一九七六年成真時,全國上下都受到極大的衝擊。有些人感到興奮——謝天謝地,獨裁者終於死了!但有許多人則像是一下被打垮了。人們流下真心悲痛的淚水,整個國家逐漸停止運轉。當傳統的宗教大部被毀,而毛也告死去,人們的信仰要往哪裡寄託?

中共對此的回應,是試圖將時間倒轉回一九五○年代初期。一九八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作為對文化大革命造成破壞程度整體估計的一部分,中共中央發布了一份十頁的文件,名為〈關於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又被稱作「中共中央十九號文件」。這份文件以令人驚奇的坦誠,分析了當前中國宗教面臨的危機,以及重新振興宗教的法律基礎。文件中宣稱,在毛澤東執政二十七年當中的十九年間,「左的錯誤」逐漸滋長——這無異是坦承執政的前三十年間,黨在宗教政策方面是如何的笨拙,使人怵目驚心。文件中承認,極端份子(譯按:文件中指名「江青反革命集團」)掌握國家權力之後,「強行禁止信教群眾的正常宗教生活」,「在宗教界製造了大量冤假錯案」,並且「在宗教問題上使用暴力,結果卻使宗教活動在秘密和分散的狀態下得到某些發展」。

在承認錯誤之後,中共中央以充滿同情的語句,繼續陳述宗教問題,文件中強有力的主張:宗教終將歸於自然消滅,但是其過程會非常緩慢;而「那種認為依靠行政命令或其他強制手段,可以一舉消滅宗教的想法和做法,更是背離馬克思主義關於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的,是完全錯誤和非常有害的。」

因此,文件強調黨長期以來的政策,是「尊重和保護宗教信仰自由」。這就表示一切正常宗教活動,包括「拜佛、誦經、燒香、禮拜、祈禱、講經、講道、彌撒、受洗、受戒、封齋、過宗教節日、終傅、追思等等」,無論是在宗教場所還是在信徒家中舉行,都在可被允許之列。即使是基督徒在家中聚會,也可以默許:「原則上不應允許,但也不要硬性制止。」

至於各宗教應該如何進行管理,十九號文件指示,應當回到一九五○年代初期建立的舊體系上:五大宗教由各教協會管理,而由各協會向政府負責。宗教活動場所可以重新開放,而新一代的宗教職業人員則應加以培訓。這份文件是中國宗教復興的基礎。


不過,這並不表示中國的宗教生活已經回復常軌。許多信徒對於政府控制主要廟宇、教堂以及清真寺的情況感到厭惡不滿,因此轉入地下活動,以避免受到政府的操控。在公眾領域,宗教也受到嚴格的限制。媒體不許報導宗教活動;例如,宗教界的領袖間,幾乎從未對宗教節日的重大意義發表意見,或甚至從來沒有互動。宗教之間的對話,則從來沒有發生過。

過去一個半世紀以來的動亂,也讓人們不敢表達自己對於所信仰宗教的虔誠。事實上,大部分的人們迴避「宗教」這個字眼,因為「宗教」一詞看來相當敏感,是某種極為形式化、帶有階級劃分和政治意味的詞語。其所導致的後果,是當外界試圖想使用這些詞彙來評估中國的宗教或精神生活時,都會產生極大的誤解。

舉例來說,根據政府於二○一二年所做的一項調查顯示,只有百分之十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具有「宗教信仰」,而有百分之八十九點六的受訪者,認為自己並未信仰任何宗教。國際民調機構所做的調查,似乎也反映出這種信仰比例偏低的情形。例如在二○一四年,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發布一項關於全球宗教觀點的調查報告。研究結果令人相當吃驚的顯示:在中國,竟然只有百分之十四的受訪者相信,道德與宗教信仰有關聯。這引來某些西方評論人士就「北京的無神論者」發表看法。二○一五年,一項由蓋洛普國際調查機構(WIN/Gallup International)所做的調查更進一步指出,有百分之六十一的中國人認為自己是無神論者——而世界其他地方無神論者的平均比例,則只有百分之十一。

這些調查研究都犯了離譜的錯誤。它們幾乎全都試圖根據帶有西方定義的字彙(特別是「宗教」一詞)來界定受訪者的立場,例如:你是否信仰宗教?按照這種提問方式,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會回答「否」。

相反的,如果從人們如何處世、或是他們是否相信若干特定的概念來詢問,得到的答案會有幫助得多。根據一項在二○○七年對三千餘人進行的訪問調查,有百分之七十七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相信報應,這是傳統中國信仰體系的重要支柱。這項研究還指出,有百分之四十四的受訪者同意「人的生死取決於上天」這種說法,並且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受訪者表示,在過去十二個月裡,他們曾經感受到「佛」出現在生活之中。

還有其他的調查同樣也記錄了這種宗教信仰的激增高漲。二○○五年,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在一項調查中發現,該國人口當中的百分之三十一(也就是大約三億人)具有宗教信仰:其中三分之二是佛教、道教或民間信仰的信奉者,基督宗教的信徒約有四千萬人,剩下的人則分屬其餘不同的信仰。這份調查之所以能獲得如此高的回應比率,關鍵的原因是他們採用「信仰」一詞來代替「宗教」。美國普度大學(Purdue University)的楊鳳崗教授主持另一項研究:「中國精神生活」,他也得出相近的數字:有一億八千五百萬人自認為是佛教徒,而另外有一千七百三十萬人與寺廟有正式的往來關係(因此認定他們是佛教的在家信徒)。至於道教,該項研究稱有一千二百萬人自認為道教信徒,另外有一億七千三百萬人表示曾參與過某些道教儀式。

中國的宗教復興最顯著的跡象,莫過於宗教活動場所數量的增長。根據二○一四年一項政府調查顯示,約有五十萬佛教比丘與比丘尼在三千三百座寺院內駐寺修行,另有四萬八千名道教法師或道姑隸屬於九千座道觀、寺廟名下——佛寺與道觀的數目都是一九九○年代的兩倍。這樣的成長看起來似乎不算快速,不過卻與我在中國各地十幾座城市所觀察到的情況相符。即使是北京,這座中國境內最政治化、也最具有別處少見無神論氣息的城市,其道教廟宇的數目也從一九九五年時的兩座增加到今日的二十座以上。這還只是過去曾經存在的數百座廟宇當中的一小部分,不過用來顯示變化的速度之快而已。

至於基督宗教的情形,則有往好壞兩個極端分化的趨向。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天主教一直是中國基督宗教裡人數最多的團體,信徒人數達三百萬,占全部中國基督宗教信徒總數的四分之三。但是從一九四九年開始,天主教的發展就相當乏善可陳。之所以如此,其主要原因,既是天主教力量最強大之處,也是缺陷所在:教會的階級制度。一九四九年以前,這種由上而下的組織架構讓教會得以將金錢款項從國外匯入中國,用來設立醫院與學校,並派遣傳教士到各個偏遠的角落去。但是等到共產黨上台,這套組織體系遭到斬首式的破壞,而資金來源也被切斷。新政府與教廷斷絕一切關係,並將所有外籍傳教士驅逐出境。政府在他們原來的位置上安排官員取而代之,讓國家得以控制天主教的宗教組織架構。

這些問題還因為天主教會未能使神職人員的任命本土化,而更是雪上加霜。在一九四九年前,實際上中國天主教會的所有領導職位(包括樞機主教、主教、醫院和學校的負責人等)都由外籍人士擔任。當他們遭到驅逐,天主教就失去了領導階層,全教上下因此萎縮、退化成一個以家族為基礎的信仰團體,皈依入教只發生在女子嫁入天主教家庭之時——這點與伊斯蘭教的情形非常相似,只不過因通婚入教的信徒人數更少。這就說明了為什麼在官方承認的五大宗教當中,天主教最為虛弱不振、影響力也敬陪末座。即便我們採信高估的信徒數字,也就是一千二百萬人,也仍然不到全國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一,僅僅相當於中國人口的增長速度(信徒人數從一九四九年以來成長了三倍)。昔日天主教在中國擁有輝煌的歷史,而在梵諦岡與北京之間長達數十年的歷次談判,更吸引了許多外國媒體爭相報導。然而現實則是天主教在中國的宗教生活當中,只扮演了一個次要角色。

基督新教的情形與天主教相反,它在一九四九年之後快速發展,通常被稱為中國成長最快速的宗教。官方數字顯示,在政府管理的教會中,基督教從一九四九年時的一百萬名信徒,發展到目前的兩千萬人之眾。然而,幾乎所有政府之外的獨立估計數字,都指出真正的信徒人數是官方公布數字的好幾倍,之所以會如此,特別是因為那些信徒人數眾多的教會,並不在政府宗教架構的控管之列——它們都是所謂「地下教會」,或是「家庭」教會。二○○八年時,北京的社會學者于建嶸估算全國基督教徒的人數,約在六千萬左右。二○一一年,皮尤中心的「宗教與公眾生活」論壇則估算中國有五千八百萬名新教信徒。由於中國政府並未准許外界對宗教信仰進行獨立研究,因此對於社會上各種未經官方許可的宗教活動,只能以各種根據作合理的推估,但是將信徒人數估計為一億的整數,則必須將其看作是非常寬鬆的估計,所以我認為將這些估計數字排除是合理的。

即使如此,我們還是必須留意:自從一九四九年以來,基督教徒的人數以每年百分之七的速率在增加。直線成長的推估有其風險,因為其中或許蘊含某些不尋常的因素(例如在共產黨執政初期的動盪歲月,可能驅使為數眾多的人們加入基督教),不過即便我們以每年增長百分之四的速率進行推算,基督新教的信徒人數到了二○三○年時也會逼近一億大關。無論如何,確切的信徒人數並不是那麼重要。關鍵在於基督教已經成為中國宗教界充滿生機活力的那個部分,特別是在大城市與受過良好高等教育的白領市民之間更是如此。


總的看來,我們可以說在中國有大約兩億佛教、道教信徒,基督教徒人數在五到六千萬之間,穆斯林的人數約有二千萬至二千五百萬,以及大約一千萬名天主教信徒——換句話說,總共大約有三億人,和前述上海華東師大所做的寬鬆認定大致符合。這當中並沒有將一億七千五百萬遵從道教或某些民間信仰習俗的人計算在內,另外還有許多中國民眾信奉規模較小的心靈修行,像是巴哈伊教(Baha’i)、甘地主義(Gandhiism)、瑜珈、以及來自西方的神祕教派等。總之,這是一場成就非凡的宗教復興,尤其是當我們考慮到原先宗教的基礎和知識都遭到摧毀、政治高壓持續進行、還要再加上界定一個人內心精神信仰狀態所遭遇到的更大程度困難時,更會如此認為。

這並不表示中共在突然之間就容許宗教自由傳播了。十九號文件和之後的各種法令規範說得很清楚:宗教不應該具有政治色彩,而且應由國家來管理、規範。官方或許能容忍地下宗教活動,但是這類活動依然屬於非法行為。同樣的,和外國機構組織有所牽扯,通常也是一項會遭到政治迫害的禁忌。

官方無法忍受宗教活動的最大事例,發生在一九九九年,當時政府宣布查禁「法輪功」心靈修行運動。「法輪功」這個團體是人們重新重視傳統靈修與身體修行潮流之下的產物,但是政府卻視其為嚴重的威脅。在法輪功拒絕自動解散之後,鎮壓行動隨即展開。根據人權團體的估計,大約有一百名法輪功的成員在遭到警方拘留時死亡,另外有上千人未經審判就遭到關押,許多人被送往勞改營長達數年之久。

無論局面是多麼風聲鶴唳,政府對法輪功的鎮壓或許為其他的宗教組織開創了活動空間。自從開始鎮壓之後,政府便對合法宗教進行政策鬆綁,推究箇中原因,或許是認為將民眾的宗教熱忱疏導向那些政府可以控制的宗教,要好過爆發像法輪功這樣自發的信仰運動。政府的鬆綁特別相中道教、民間信仰,以及大部分的佛教宗派。

有外國關係的宗教團體,境遇就不是那麼順遂了。也因此,那些強調和流亡在外的達賴喇嘛關係的藏傳佛教信徒,受到全球伊斯蘭運動鼓舞的穆斯林,或是那些向國外尋求指示與領導的基督徒團體,就不免持續遭遇各種麻煩。不過,要是關注的焦點、領導人、資金的來源都在中國境內的話,宗教生活倒是能擁有相當的空間。

這就造成了一個不穩定的平衡局面。傳統信仰的價值與習俗受到鼓勵,被視為社會穩定與道德的根源。但是信仰同時又受到當局的疑忌,憂慮其可能是一股無法控制的力量——也就是在政府版本的運作社會策略之外,自成一套意識型態體系。在過去,國家與宗教連成一氣,構成了中國精神生活的重心。時至今日,昔日的舊體系已不存在,但是卻沒有新的體系來填補其遺留的空缺。國家對此並沒有一套清楚的方針,它雖然滲透進各個教派之間和教主的身邊,卻沒有一套讓整個宗教界凝聚在一起的體系;或者,就像是研究中國宗教歷史的學者高萬桑(Vincent Goossaert)與宗樹人(David Palmer)兩位所說的那樣,「中土王國(Middle Kingdom)業已丟失了它的中土。」

相關書摘 ►《中國的靈魂》:為什麼基督要在中國再臨?「東方閃電」的末日預言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中國的靈魂:後毛澤東時代的宗教復興》,八旗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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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彥(Ian Johnson)
譯者:廖彥博

十億生靈迫切地需要信仰的安慰,
佛教、道教、儒家傳統蓬勃復興,基督教也急遽發展,
但是,共產黨能許諾他們一個宗教的淨土?

普立茲獎得主──張彥(Ian Johnson)最新力作
五年訪查,遍及北京、山西、四川、上海
當代中國黎民百姓精神生活最貼近的報導。

「中國正在經歷一場心靈精神的復甦,其規模有如十九世紀美國的『大覺醒』宗教運動。這個發展中的國家正因為劇烈的社會與經濟變遷而徬徨不安。人們湧入新而疏離的城市,在這樣的城市中,他們既沒有朋友,平日生活也願意互相關照的力量。人們殫精竭慮想回答這些問題:我們為何在這裡?什麼才能讓我們真正感到快樂?從個人到社群乃至於國家,我們該如何安身立命?什麼才是我們的靈魂?」

以上是張彥在本書開宗明義的一段話,清楚指出當代中國迫切的精神危機。正當全球的焦點都放在中國的經濟崛起、政治霸權,與中美衝突時,張彥帶領大家回到了一個更根本、更貼近人性的主題:作為中國人,他們如何在一個現代社會安身立命?

所有人類都有信仰、道德、情感的需求,但這個問題對中國人特別迫切,也特別艱難。過去百年來中國經歷了一場規模與深度都難以比擬的巨變:極權統治、文化大革命,最後又以當今社會最赤裸、最肆無忌憚的資本主義告終。這一切不僅摧毀了中國的傳統文化,更抹煞了中國人對於價值、意義與信仰的理解。

然而,中國人也積極地從傳統或外來的文化尋找答案。因此宗教,不管是古老的佛教、道教、儒家與民間信仰,還是西方引進的羅馬天主教、基督新教,正如火如荼的展開。據統計,今天全中國約有兩億左右的佛教與道教徒。就連處處受到中共掣肘的基督教,據估計都多達將近六千萬信徒,在1949年之後以每年7%的速度增加。

這場巨大的宗教復興現象是如何展開的?《紐約時報》資深記者張彥試圖為這場運動留下歷史見證。張彥花了五年的時間走訪北京、山西、成都、上海、蘇州、金華等地,採訪中國的佛教、道教與基督教徒,以及傳統民俗的實踐者,記錄了中國老百姓是如何在政治高壓、道德淪喪的社會中,一點一滴在灰燼中挽救幾乎被毀滅的精神與文化遺產,同時試圖在時代變局中開創新意義。

本書的主人翁遍及中國多處,包括北京妙峰山進香團的倪振山、倪金堂一家、山西陽高的陰陽先生李滿山、李斌一家、弟子遍布政商高層的儒學大師南懷瑾、內丹師傅王力平,以及成都「秋雨聖約」教會與其牧師王怡等等。他們有的名聞全中國,有的只是市井小民。有的透過冥想、讀經、求神問卜、酬神進香,安頓一己的身心靈;有的致力於社會倫理的昇華改造,甚至勇於挑戰當局底線。共通的是他們都是中國方興未艾的宗教復興的一部分。當外在的世界已經無可期待,他們回頭追求內在的精神力量。

中國共產政權對宗教的態度是又愛又恨的。一方面北京刻意扶植官方認可的傳統宗教以恢復民族自信、鞏固政權,一方面對外來宗教卻充滿敵意,深怕宗教團體會擴大為可能挑戰政權的「公民社會」。儘管中共對宗教的管理日益緊縮,但張彥相信,長期來看,宗教力量可以為中國帶來價值與信仰的重生,有助於中國成為一個成熟、健康的文明社會,甚至在一個惶惶不安的時代,有助於全球的文明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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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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