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神而辯》:牛頓坦承他從一開始就想為「神的存在」提出科學證明

《為神而辯》:牛頓坦承他從一開始就想為「神的存在」提出科學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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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到了一七〇四年牛頓開始認為,自然界裡一切生機都是神臨在的具顯。不過這個信念他只私下跟知交提過。沒有一股自然力能獨立於神發揮作用,神就臨在於祂所設計的法則裡。

文:凱倫.阿姆斯壯(Karen Armstrong)

科學宗教

在荷蘭,有位猶太哲學家推展出相當獨特的無神論觀點,既比笛卡爾或洛克的立場基進,又比他們更具宗教情懷。一六五五年,就在德.普拉多抵達阿姆斯特丹後不久,青年史賓諾莎(Baruch Spinoza,1632-1677年) 不再參加宗教活動,也開始對傳統猶太教表達嚴重懷疑。史賓諾莎生於阿姆斯特丹,父母都是在葡萄牙生活過的馬拉諾猶太人,但他們已成功融入正統猶太教。史賓諾莎不乏接觸外族世界知性生活的機會,既接受傳統猶太教教育,也研究數學、天文學核物理學。不過,史賓諾莎自幼身處馬拉諾猶太人的環境,不僅習於理性宗教的思維,也認為我們名之為「神」的概念只是全體自然本身。最後,一六五六年七月廿七日,拉比們宣布將史賓諾莎逐出猶太社群,而他也樂於離開。他跟先前遭逐的猶太同胞不一樣,既是才高八斗的秀異之士,也不乏有力的朋友和贊助者,在宗教社群外還是可以獨立生活。於是,他成了第一位全然脫離既定宗教而度過世俗生活的人。然而,他在歷史上始終踽踽獨行,因為不論是猶太人或外族人,都覺得他的泛神論哲學太驚世駭俗,根本是「無神論」。

史賓諾莎和馬拉諾猶太人一樣鄙視天啟宗教。他雖然贊同笛卡爾的看法,認為「神」這個概念即已包含「神存在」的證明,只不過他心中的神不是猶太-基督教的人格神,而是自然法的總和與原則,與統御宇宙的秩序相同也相等。神既非創造者也非第一因,而是一股化萬象於一的內在力量,既維持萬物和諧,也與物質世界密合不分。在人類沉思其心之運作時,便敞開自己,歸向在己之內活動的神,親炙其永恆而無限的實在。史賓諾莎在哲學研究中體驗到某種形式的祈禱,對這內在臨在的沉思令他充滿敬畏與驚嘆。他在《簡論神》(Short Treatise on God,1661年)中解釋:這樣的神不是由人認識的客體,而是統攝我們思考的原則,因此獲得知識時經驗到的喜悅就是對神的知性之愛。真正的哲學家應努力耕耘直觀知識,捕捉剎那間閃爍的靈光,任它引燃推論所得的一切訊息,鎔鑄為新而整全的眼界,一種史賓諾莎稱為「至福」(beatitude)的出神式感知。


大多數西方思想家沒有跟隨史賓諾莎的腳步。他們的神變得越來越遠,而認為神聖內在於人的哲學家經常引人非議,被當成反抗既有秩序的悖逆之徒。西發里亞和約(The Peace of Westphalia,1648年)為三十年戰爭劃下句點,也建立起主權民族國家體系,但新政體無法一蹴而就。在現代市場經濟站定腳跟的同時,社會權力結構的改變也成為當務之急。為了讓國家維持產能,需要有更多人投入生產過程,連印刷工、工廠工人和文書人員這些低端職業都需才孔亟。在這樣的社會氛圍裡,他們需要受過最基本的教育,也無可避免被要求參與政府決策。對民族國家和資本經濟來說,民主制極其重要。民主化國家走在前頭,試圖讓貴族把持財富與特權的國家則落在後頭。不過,沒有菁英團體會自願交出權力。歐洲民主化過程並不平和,其間經歷一連串流血革命、內戰、暗殺貴族、軍事獨裁和恐怖統治。

舉例來說,在一六四〇和五〇年代,英國相繼發生暴力內戰、處決國王查理一世(Charles I,1649年),以及一段由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1599-1658年)清教徒政府統治的共和時期。平等派(Levellers)、貴格會(Quakers)、共耕派(Diggers)和馬格頓派(Muggletonians)紛紛展現其革命式敬虔。如果神在自然之中——或者像某些人說的那樣,神就是自然——那麼我們根本不需要神職人員和教會,人人都應分享國家的財富。貴格會創立者喬治.福克斯(George Fox,1624-1691年)要基督徒追尋自身內在之光,並「運用自身理解能力,不賴他人指引」;在科學時代,宗教應能「實驗」,每一條教理都該依個人經驗予以檢證。對理察.柯班(Richard Coppin)而言,心中的神是唯一真實的權威。雅各.布修里(Jacob Bauthumely)認為:既然神在萬物之中,崇拜一位獨特、個別的神是褻瀆。勞倫斯.克拉克森(Laurence Clarkson)則直接請求無所不在的神許可人民推翻貴族制。

一六六〇年,查理二世(Charles II)恢復君主制後,這股熾熱的宗教熱情並未被澆滅,只是遁入地下。接下來三十年,英國氣氛極度焦慮,人人憂心再次發生暴力革命。市場經濟在倫敦和英國東南發展蓬勃,而窮人敵視新商業階級的財富、英國國教剛樹立的權威,以及地主仕紳的特權。在劍橋,數學家及神職人員以撒.貝羅(Isaac Barrow,1630-1677年)另闢蹊徑,發展出具自由精神的聖公會,希望它有助於建立以宇宙為範的秩序社會,讓每一個人定於合適的軌道,一起為共同利益和諧努力。牛頓(Isaac Newton,1642-1727年)也是經常參加這類討論會的年輕人之一。

和笛卡爾一樣,牛頓也想建構一套可以解釋所有人類經驗的普遍科學。只不過笛卡爾偏好單打獨鬥、閉門鑽研;牛頓則有心仰賴學界前賢的偉大成就,因為他很瞭解合作對科學的意義重大。牛頓往往是以前賢的成就為基礎繼續深入,在他寫信給友人羅伯特.虎克(Robert Hooke)的信上,他忍不住說他像是「站在巨人的肩頭」,只是這些巨人也留下了不少未解之謎:是什麼讓行星維持在軌道上呢?為什麼地球上的東西一定會落地?一六八七年,他將發表過的演講集結成書,主張真正的普遍科學並非笛卡爾認定的數學,而是力學,因為它能「精確提出並證明測量的藝術」。他的普遍力學將從測量宇宙移動開始,再以這些基礎進一步解釋其他現象。

牛頓構築出壯麗的大綜合,將笛卡爾物理學、克卜勒的行星定律,以及伽利略的地球運動定律冶為一爐,以單一理論融會三種學說。他證明重力是最根本的力量,天體和地球上的所有活動都受重力影響。為了以相對速度和距離保持環繞太陽的軌道,行星會被引力拉向太陽,而這股引力則與行星及太陽的距離平方呈反比。月亮和海洋也被同一種法則拉向地球。史上第一次,宇宙中觀察到的各種獨立事實能串在一起,構成整體理論。太陽系總算可以被人理解,不論是地球自轉、月球移動、潮汐變化、歲差或物體自落於地,如今統統可以用重力解釋。重力讓所有物體相互吸引,防止行星飛竄太空,也讓它們以克卜勒點出的相對速度和距離保持穩定軌道。

如果普遍力學真的普世通用,它必然足以解釋所有現象。但因為重力無法解釋太陽系是怎麼出現的,牛頓必須找出它的起因。「雖然這些天體確實可能只因重力定律而繼續循其軌道而行,」他說:「但它們不可能一開始就藉由這些法則,靠自己取得軌道上的規律位置。」太陽、行星和彗星都是被精確放在現在位置,所以它們「只能依從有智慧和權能的存有之計畫與主宰」。牛頓和大多數十七世紀科學家一樣,也相信物質怠惰而無生氣,除非外在力量介入,否則不會移動也不會發展。所以神是這整個系統的關鍵,科學根本不應排除神的問題。「關於神,」牛頓結論道:「我們透過萬物的表象來討論祂,這無疑屬於自然哲學。」

牛頓其實還在晚期作品裡講過,討論神是科學的優先要務:

自然哲學的主要任務,是從現象立論而不妄作假設,從果推導出因,一直回溯到第一因,這顯然不是機械的,也不只能剖析世界的機械結構,更主要的是能解決這類問題。

在寫給古典學家理察.班特利(Richard Bentley,1662-1742年)的一封信裡,牛頓坦承他從一開始就想為神的存在提出科學證明:「當我寫下關於我們系統的論文,我也有意提出一些原則,希望能打動好學深思的人,讓他們對神有信仰(beliefe)。這麼做如果真能發揮作用,那會是我最高興的事。」在他思考太陽系中的數學平衡時,他覺得自己「不得不把它歸因為行為者(Agent)的計畫和設計」,而這位「行為者」顯然「十分精通力學和幾何學」。重力無法解釋一切。它或許能「讓行星移動,但沒有神的力量介入,它絕對無法讓它們像現在這樣環繞太陽移動」。重力解釋不了宇宙的高超設計。地球每天以一小時約一千哩的速度(赤道部分)自轉,如果這個速度放慢到每小時一百哩,晝與夜的時間都會延長十倍,太陽的熱會在白天讓一切植物乾枯,到了晚上,漫長的低溫又會讓萬物結凍,牛頓觀察到的移動是由一股慣性力量維持的,但這些移動起初「一定烙著神聖力量的印記」。

牛頓一舉反轉幾百年的基督教傳統。在此之前,神學家們主張受造界完全無法提供關於神的訊息,事實上受造界正好是「神不可知」的明證。多瑪斯的「五路論證」顯示:即使人能證明「人謂之為神者」從無造有,我們還是不可能知道神是什麼。但牛頓對他的普遍力學信心滿滿,毫不懷疑它能解釋神的一切屬性。牛津東方學家愛德華.波考克(Edward Pococke,1604-1691年)曾對牛頓說:拉丁文的deus(「神」〔god〕)出自阿拉伯文的du(「主」〔lord〕)。而在統合宇宙的重力定律裡,牛頓也確實看到萬物受神「主宰」(dominatio,dominion)的證據,並驚歎這股沛然莫之能禦的力量既主宰也掌控宇宙。因此,「主宰」就是神的根本屬性:「構成神的是靈性存在物的主宰力。」不過,這位威風跋扈的神跟魯里亞自甘空虛的恩所夫不一樣,也與三位一體的虛己之神不一樣。牛頓既以「主宰」為神的最高特質,要推出神的其他屬性便也不難。只要仔細研究宇宙,就能證明創造它的神一定擁有智慧、完美、永恆、無限、全知與全能,「也就是說,祂代代無盡,從無限到無限始終臨在,祂統御一切,祂既知一切正發生之事,也知一切可能發生之事。」

神被化約為科學解釋,而且連祂在宇宙中的功能都被明確界定。神在宇宙中「不只幾乎無所不在,實質上即無所不在」,祂駕馭物質的方式就跟意志指揮身體的方式一模一樣。到了一七〇四年牛頓開始認為,自然界裡一切生機都是神臨在的具顯。不過這個信念他只私下跟知交提過。沒有一股自然力能獨立於神發揮作用,神就臨在於祂所設計的法則裡。牛頓向班特利解釋:重力不只是自然力,而是神本身的行動。重力是「持續行動的行為者,它的行動所依據的法則讓物體像彼此吸引一樣移動」。

盲目的偶然豈能知曉世上有光?豈能明瞭光的折射?豈能以最精巧的方式讓光契合所有受造物的眼?人類普遍有過這些思考及類似問題,以前如此,將來也是如此,這讓我們相信(believe)有個存有創造萬物、掌管一切,因此也應受敬畏。

神的存在如今成了世界設計複雜的理性結論。

牛頓已習慣以beliefe的現代意義來使用這個字,他也認為人類原初宗教是這種「信」所促成的。在他寫作《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同時,他也開始寫一篇叫〈外邦神學的哲學起源〉(The Philosophical Origins of Gentile Theology)的論文,文中主張:挪亞創立了以理性沉思自然為基礎的信仰。原本根本沒有啟示經書、奇蹟或奧祕這些事,挪亞和兒子們進行崇拜的聖殿是日心說宇宙的複製品,教他們視自然本身為「他們所崇拜的偉大之神的真實聖殿」。這種原初信仰是「所有信仰中最理性的,直到它遭萬邦腐化」。科學是妥切瞭解神聖的唯一辦法:「除了透過自然的框架之外,(沒有天啟)要認識神別無他法」。因此,牛頓所說的「基本宗教」就是科學理性主義,然而它逐漸墮落,沾染「怪誕傳說、假神蹟、禮敬聖髑、放符施咒、鬼魂或神靈的教義、祈求神鬼相助、向它們祈願、崇拜它們,還有諸如此類的異教迷信」。牛頓對三位一體和道成肉身教義尤其反感,他說這全是亞他納修和四世紀那些無恥神學家逼信徒接受的。

多瑪斯對宇宙的默觀揭示出奧祕的存在,但牛頓厭惡奧祕,因為他認為奧祕等於不理性。「這是人對宗教事物狂熱而迷信的脾性,」他忿忿寫道:「老是愛好奧祕,總是最喜歡他們最不瞭解的事。」將神描述為奧祕十分危險,因為「這會導致否定神的存在。神學家應該努力把(神的)概念講得盡可能簡單、盡可能為人接受,不留讓人吹毛求疵或質疑的餘地」。對這位近代早期理性主義者來說,真理不可模糊不清,所以身為真理的神,必須像生命中其他事實一樣合理可信。

牛頓的科學神學很快成為對抗「無神論」的主力。在焦慮不安的年代,人們舉目四望只覺隨處都是「無神論者」,不過他們口中的「無神論者」是指自己不認同的人,跟這些人信不信神一點關係也沒有;換句話說,「無神論」是行為偏差的標籤,讓人在近代早期動盪的道德光譜上找到定位。在一六九〇年代,酗酒、通姦或政治立場可疑的人都會被指為「無神論者」。雖然當時的人三不五時也會感到懷疑,但還不可能始終堅持不信神。班揚(John Bunyan,1628-1688年)有講過:在他懷疑「是否真的有神」時,只覺「暴風」、「褻瀆之洪」、「困惑與驚駭」加身。可是當時要一直抱持這種懷疑論近乎不可能,因為概念上的難題尚未被克服。懷疑論者無法在當時最先進的思想中得到支持,畢竟頂尖科學家都認為:他們苦心發現的自然法必有賦予律法者。在有科學驗證的真理佐證令人信服的無神論證之前,全然否定神存在的主張,只會被當成個人幻想或一時意氣。

可是對「無神論」的恐懼並未消退,當神學家們開始駁斥史賓諾莎或平等派等「異端」,他們本能地向新科學理性主義借箭。法國神父及哲學家馬勒伯朗士(Nicholas Malebranche,1638-1715年)以笛卡爾哲學為基礎反駁無神論,其他人則以牛頓體系展開攻防。皇家學會創始成員之一的愛爾蘭物理學家及化學家波以耳(Robert Boyle,1627-1691年)相信,機械宇宙的運作如此複雜,足以證明必有神聖的設計者存在。為反駁無神論和迷信,波以耳舉辦了一系列講座,向大眾說明種種新科學發現。基督教領袖也熱切擁抱這種科學宗教,因為他們相信理性是通往真理最可靠的路,坎特伯里大主教約翰.提洛森(John Tillotson,1630-1694年)也是其中之一。波以耳講座的講者都熱烈擁護牛頓理論,牛頓本人也支持這項活動。

理察.班特利在波以耳講座中說:宇宙的機械運作效率如此之高,想必有位全能又全善的設計者。一七〇四年擔任講者的山繆.克拉克(Samuel Clarke,1675-1729年)也說:「世界裡幾乎每一件事,都向我們證明以下這項偉大的真理,並提出無可否認的論證:世界和世界裡的一切,都是智慧而遍知之因的果。」只有數學和科學能反駁史賓諾莎那種無神論者的論證,所以「只有一種方法或一套思路合用」。牛頓的普遍力學已證明聖經長久以來的說法:「祂是偉大的,祂超越祂的一切化工,祂是可敬可畏,極其偉大的上主。」懷疑論者以為「自然的一切論證都支持無神論和反宗教」,牛頓總算駁倒了他們。

克拉克的波以耳演講引起龐大迴響,他被捧為當時最重要的神學家大半歸功於此。他的神具體可及:「沒有所謂『自然過程』或『自然力』這種東西——那是神的意志持續以規律、固定而始終如一的方式在發揮效果。」神僅僅成了自然力量,神學得求科學施捨資糧。可是在這個年代,這似乎是不錯的主意。在三十年戰爭的浩劫過後,文明若想存續,似乎一定得靠能穩住近代早期宗教險惡波瀾的理性意識形態。問題是,新科學宗教也讓神變得無法令人信服。將神化約為科學解釋之後,十七世紀的科學家和神學家把神變成偶像,神只成了人的投射。巴西流、奧古斯丁和多瑪斯堅持:自然世界完全無法告訴我們關於神的事;班特利和克拉克則主張:我們對神所需要知道的一切,自然都能告訴我們。神不再超越,不再超乎語言和概念之外。照克拉克的說法,神的意志可以測量、可以製表,也當然能以十二條清晰明確的命題證明。人們開始對新科學產生宗教般的依賴。可是,當新一代科學家發現另一種對宇宙的終極解釋時,會發生什麼事呢?

相關書摘 ►《為神而辯》:神死於奧許維茲——祂吊在絞刑架上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為神而辯:一部科學改寫宗教走向的歷史》,八旗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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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凱倫.阿姆斯壯(Karen Armstrong)
譯者:朱怡康

一趟數千年西方宗教歷史之旅,
一場對科學宗教和無神論者的答辯

16、17世紀科學興起之後,以基督宗教為中心的西方宗教受到極大的衝擊和挑戰。近期應運而生的無神論者之砲火,更是針對宗教施行的暴力、教條、文字信仰猛烈抨擊,引起廣大民眾的熱烈迴響。但世界級的宗教權威學者阿姆斯壯卻指出,當代盛行的無神論者所抨擊的,往往是宗教的非正統逆流,即那些扭曲其所捍衛傳統的宗教糟粕。這些糟粕本身也是科學現代性出現之後,宗教核心價值失落的結果。

那麼,什麼是信仰傳統最重要的核心呢?透過回溯六千年來宗教歷史的演變與發展,阿姆斯壯帶領讀者返回前現代世界之前,尋找宗教最具價值的神聖、靜默、超越性的傳統。

阿姆斯壯在序文中提到自己其實很能體會無神論者的憤怒,因為她自己也是過來人。她在自傳《螺旋梯》裡講過:她自己也有很多年對宗教避之惟恐不及,早年寫的東西也確實傾向於道金斯等人,可是經過二十年浸淫在世界宗教研究之後,不得不修正自己的想法。這些經驗拓展了她的視野,見到其他宗教的宗教實踐,她兒時狹隘教條式的想法頓時失色。同時,詳加審視證據也讓她對基督宗教的認識改變了,她的體認之一是:為宗教起爭執適得其反,無益於開啟新知,不僅無從認識真正的宗教經驗,也有悖於科學承繼蘇格拉底的理性傳統。

在書中第一部分,她分析了宗教在人類生活扮演的角色,借鑒於前現代人過去怎麼思考神,期盼釐清現代人困擾的一些議題,如:奇蹟、聖經、啟示、創世、信仰、信心這些跟現代人所認知有著極大歧異的信仰關鍵字,藉此指出現代宗教出了什麼問題。

在書中第二部分,她追溯了「近現代之神」的崛起過程,討論這些概念如何顛覆了許多傳統的宗教前提,科學的高度發展更讓科學家主張:我們對神所需要知道的一切,自然都能告訴我們。如此將神化約為科學解釋,讓神的概念變得偶像化,之後進一步變得無法令人信服,或是變得與人類生活疏遠無關,從而也導致人開始對科學產生宗教般的依賴。

但是,人的心靈需求能透過科學得到慰藉嗎?可以透過無神論者的批判找到安歇之地嗎?在這樣一個危險的極化時代中,若無法回信仰的原初價值,現代人的靈魂將無法安生立命。因此,透過爬梳從歷史脈絡,深刻探索了信仰與理性的關係,並檢視了幾個重大價值出現分歧的歷史時間點。

  • 從何時起,原本重視透過實踐轉化內心的信仰,變成只執著於聖經的字面意義?
  • 近代性興起後,科學如何承襲一神教最為人所詬病不寬容根性,將科學理性視為通往真理的唯一道路?
  • 原本在伊甸園與人一起漫步、容易親近的神,如何在17世紀後變得與人類生活無涉?
  • 對於宗教的理性化詮釋,如何導致無神論的獨特的現代現象?

透過這本書,阿姆斯壯為我們這時代作診斷,也試圖重建可以讓現代人感到滿足的現代宗教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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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