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票日倒數 倒數
0
23
11
50

前往選舉專區

《為神而辯》:牛頓坦承他從一開始就想為「神的存在」提出科學證明

《為神而辯》:牛頓坦承他從一開始就想為「神的存在」提出科學證明
Wikipedia 公有領域,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6364764 Design: Alex Lai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到了一七〇四年牛頓開始認為,自然界裡一切生機都是神臨在的具顯。不過這個信念他只私下跟知交提過。沒有一股自然力能獨立於神發揮作用,神就臨在於祂所設計的法則裡。

文:凱倫.阿姆斯壯(Karen Armstrong)

科學宗教

在荷蘭,有位猶太哲學家推展出相當獨特的無神論觀點,既比笛卡爾或洛克的立場基進,又比他們更具宗教情懷。一六五五年,就在德.普拉多抵達阿姆斯特丹後不久,青年史賓諾莎(Baruch Spinoza,1632-1677年) 不再參加宗教活動,也開始對傳統猶太教表達嚴重懷疑。史賓諾莎生於阿姆斯特丹,父母都是在葡萄牙生活過的馬拉諾猶太人,但他們已成功融入正統猶太教。史賓諾莎不乏接觸外族世界知性生活的機會,既接受傳統猶太教教育,也研究數學、天文學核物理學。不過,史賓諾莎自幼身處馬拉諾猶太人的環境,不僅習於理性宗教的思維,也認為我們名之為「神」的概念只是全體自然本身。最後,一六五六年七月廿七日,拉比們宣布將史賓諾莎逐出猶太社群,而他也樂於離開。他跟先前遭逐的猶太同胞不一樣,既是才高八斗的秀異之士,也不乏有力的朋友和贊助者,在宗教社群外還是可以獨立生活。於是,他成了第一位全然脫離既定宗教而度過世俗生活的人。然而,他在歷史上始終踽踽獨行,因為不論是猶太人或外族人,都覺得他的泛神論哲學太驚世駭俗,根本是「無神論」。

史賓諾莎和馬拉諾猶太人一樣鄙視天啟宗教。他雖然贊同笛卡爾的看法,認為「神」這個概念即已包含「神存在」的證明,只不過他心中的神不是猶太-基督教的人格神,而是自然法的總和與原則,與統御宇宙的秩序相同也相等。神既非創造者也非第一因,而是一股化萬象於一的內在力量,既維持萬物和諧,也與物質世界密合不分。在人類沉思其心之運作時,便敞開自己,歸向在己之內活動的神,親炙其永恆而無限的實在。史賓諾莎在哲學研究中體驗到某種形式的祈禱,對這內在臨在的沉思令他充滿敬畏與驚嘆。他在《簡論神》(Short Treatise on God,1661年)中解釋:這樣的神不是由人認識的客體,而是統攝我們思考的原則,因此獲得知識時經驗到的喜悅就是對神的知性之愛。真正的哲學家應努力耕耘直觀知識,捕捉剎那間閃爍的靈光,任它引燃推論所得的一切訊息,鎔鑄為新而整全的眼界,一種史賓諾莎稱為「至福」(beatitude)的出神式感知。


大多數西方思想家沒有跟隨史賓諾莎的腳步。他們的神變得越來越遠,而認為神聖內在於人的哲學家經常引人非議,被當成反抗既有秩序的悖逆之徒。西發里亞和約(The Peace of Westphalia,1648年)為三十年戰爭劃下句點,也建立起主權民族國家體系,但新政體無法一蹴而就。在現代市場經濟站定腳跟的同時,社會權力結構的改變也成為當務之急。為了讓國家維持產能,需要有更多人投入生產過程,連印刷工、工廠工人和文書人員這些低端職業都需才孔亟。在這樣的社會氛圍裡,他們需要受過最基本的教育,也無可避免被要求參與政府決策。對民族國家和資本經濟來說,民主制極其重要。民主化國家走在前頭,試圖讓貴族把持財富與特權的國家則落在後頭。不過,沒有菁英團體會自願交出權力。歐洲民主化過程並不平和,其間經歷一連串流血革命、內戰、暗殺貴族、軍事獨裁和恐怖統治。

舉例來說,在一六四〇和五〇年代,英國相繼發生暴力內戰、處決國王查理一世(Charles I,1649年),以及一段由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1599-1658年)清教徒政府統治的共和時期。平等派(Levellers)、貴格會(Quakers)、共耕派(Diggers)和馬格頓派(Muggletonians)紛紛展現其革命式敬虔。如果神在自然之中——或者像某些人說的那樣,神就是自然——那麼我們根本不需要神職人員和教會,人人都應分享國家的財富。貴格會創立者喬治.福克斯(George Fox,1624-1691年)要基督徒追尋自身內在之光,並「運用自身理解能力,不賴他人指引」;在科學時代,宗教應能「實驗」,每一條教理都該依個人經驗予以檢證。對理察.柯班(Richard Coppin)而言,心中的神是唯一真實的權威。雅各.布修里(Jacob Bauthumely)認為:既然神在萬物之中,崇拜一位獨特、個別的神是褻瀆。勞倫斯.克拉克森(Laurence Clarkson)則直接請求無所不在的神許可人民推翻貴族制。

一六六〇年,查理二世(Charles II)恢復君主制後,這股熾熱的宗教熱情並未被澆滅,只是遁入地下。接下來三十年,英國氣氛極度焦慮,人人憂心再次發生暴力革命。市場經濟在倫敦和英國東南發展蓬勃,而窮人敵視新商業階級的財富、英國國教剛樹立的權威,以及地主仕紳的特權。在劍橋,數學家及神職人員以撒.貝羅(Isaac Barrow,1630-1677年)另闢蹊徑,發展出具自由精神的聖公會,希望它有助於建立以宇宙為範的秩序社會,讓每一個人定於合適的軌道,一起為共同利益和諧努力。牛頓(Isaac Newton,1642-1727年)也是經常參加這類討論會的年輕人之一。

和笛卡爾一樣,牛頓也想建構一套可以解釋所有人類經驗的普遍科學。只不過笛卡爾偏好單打獨鬥、閉門鑽研;牛頓則有心仰賴學界前賢的偉大成就,因為他很瞭解合作對科學的意義重大。牛頓往往是以前賢的成就為基礎繼續深入,在他寫信給友人羅伯特.虎克(Robert Hooke)的信上,他忍不住說他像是「站在巨人的肩頭」,只是這些巨人也留下了不少未解之謎:是什麼讓行星維持在軌道上呢?為什麼地球上的東西一定會落地?一六八七年,他將發表過的演講集結成書,主張真正的普遍科學並非笛卡爾認定的數學,而是力學,因為它能「精確提出並證明測量的藝術」。他的普遍力學將從測量宇宙移動開始,再以這些基礎進一步解釋其他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