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漢人」理論:漢人在魏晉南北朝被「胡化」或「替換」了嗎?

「新漢人」理論:漢人在魏晉南北朝被「胡化」或「替換」了嗎?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魏晉南北朝,傳統上一般認爲進入中原的北亞民族被漢化了。這種説法需要更仔細的分析。但如果認爲另一個極端,漢人被「胡化」了,或者乾脆被替換了。這無疑更不符合實際。

最近幾年,日本「右翼」學者的書籍文章翻譯到台灣,一些「新奇」的歷史理論開始被台灣讀者所知。新奇的理論通常都令讀傳統歷史理論的讀者感到耳目一新,很Fancy。接觸多一些説法並非壞事,然而,是否正確需要有讀者自己的思考,而不應抱著「老師沒教的,就是對的」的想法。

這裡分析一下前年剛去世的日本學者岡田英弘的一種理論。東京外国語大学名誉教授岡田英弘,是日本東洋史學家(順便說一句,他的妻子宮脇淳子也是東洋學家)。他在多本書(比如《世界史の誕生》、《中国文明の歴史》等)中提出「魏朝北方漢人換血論」。其大意是,在東漢末年到三國初期,北方(長江以北)的漢人數目大幅減少,乃至死得差不多(死絕),此後北亞民族(包括鮮卑、匈奴等)進入漢地,取代了「漢人」,成爲「新漢人」。於是魏晉南北朝之後,「北方漢人」是所謂「新漢人」,即鮮卑人、匈奴人、羌人等原先的遊牧民族的後裔。

這個理論看上去很有道理,實際上缺乏史料支持。岡田在幾本書中反復提及這個理論,基本論據是三個:

  1. 東漢末年到三國初期,漢人大批死亡,一些文獻說「十不留一」,以東漢5000萬人計算,整個中國的漢人人口少於500萬。
  2. 全部北方漢人都被搬到在曹丕劃出的洛陽附近,數量更少。
  3. 隋朝有「第一本音韻學」著作,是因為漢人被「新漢人」取代,所以要搞音韻學。

東漢末年確實漢人大批死亡,但死亡的規模是否能高達90%呢?這是絕大多數人口學家都不認同的。筆者不是歷史人口學專家,所以主要介紹一下中國學者在歷史人口學的相關研究。

中國人口歷史學研究中,最出名的莫過於葛劍雄和曹樹基兩位。值得指出的是,兩人都不是「幫政府説話」的學者。葛劍雄在90年代初出版《分裂與統一》,提出中國歷史上分裂不一定是壞事,統一不一定是好事。曹樹基在2000年代出版《大飢荒》,統計1958-62年之間,中國飢荒非正常死亡約3250萬人。這些都不是討政府高興的書。2000年代,葛劍雄主編了《中國人口史》,他自己寫了先秦到魏晉南北朝的部分,曹樹基一人寫了明清兩卷。這套書算是中國人口歷史學研究的權威之作。

葛劍雄寫的第一冊同時帶有對前人研究分析批判的討論,價值非常高,特別是第三章〈研究中國人口史的基本方法和資料〉,討論中國人口歷史中記錄與實際情況的差別,以及用什麽方法估算人口的部分。

這裡總結幾個最主要的不可「盡信書」的原因:

  1. 戶口數不等於人口數,因爲中國古代不為統計人口而統計人口,而是要收田賦而統計,而收賦稅以戶為單位。統治者關心戶的多少,而不是人多少。每個朝代的統計方法都有不同,而且統計與戶或丁無關的人(婦女、兒童、老弱等)時漫不經心,或者根本沒有統計。於是在每個時期,由戶數推導出來的戶口都少於實際人口,也不能簡單對比。
  2. 地方上報戶口的時候,出於少納賦的原因,一般都低於實際數字。很多地方有三本帳,師爺一本最接近實際,但一般都保密;他給地方官的版本已經刪減過,地方官上報再刪減一次。
  3. 相對於其他史料,戶籍資歷最不易保存,又容易在傳抄中出錯,這可以從一些不合常理的數字中分析出錯誤,只是數字一出錯,就無法推導出原先的數字。
  4. 中國文人重人重事,卻不重數量,喜歡藝術誇張,卻不喜歡調查。所以在奏章等描述性文獻上,談到人口增減,往往用「死者過半,十不如一,十室九空,戶口倍增」等誇張和估計性數字,不能把它作為實際的比例用。至於文學作品的數字就更不能信了。這些數字都只有描述性的定性價值,而不具備統計性的定量價值。

岡田的三個論據都很成問題。

第一個論據,即文獻論據,岡田依據的文獻主要就是以上所言帶有描述性數字奏章和文學作品,其可靠程度可想而知。

從東漢末年到魏晉南北朝這段時間,是中國人口資料最少的時代。戰爭頻繁,不少政權壽命甚短,控制的地盤變化頻繁,人口瞞報或少報嚴重等原因都影響了人口記錄。最不幸的是,《三國志》中沒有像其他正史一樣撰寫《地理志》,沒有全國性的人口資料,可信的區域性資料也幾乎沒有。在東漢最後一次人口統計在漢桓帝永壽三年(157年),人口是5648萬。這個記錄大致可信。下一次的統計是西晉太康元年(280年),人口是1600萬左右。該數字的準確性已相當可疑。至於中間長達120年左右的空缺,連較準確的估算都不可能的,只能盡可能大致推測。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又有特點。當時的「戶口」僅指登記在州縣編戶,有至少四類人並不在這個行列:第一,世家豪族蔭附的戶口。第二,屯田生產者。第三,兵家和吏家(士兵和官員及其家屬)。第四,「少數民族」(即北亞民族)。其中第一類人對人口估算的影響最大。東漢到魏晉南北朝時期,豪強政治最發達,他們庇護下大批農民,這些農民人數大都被隱匿下來。在人口最低谷的東漢末年,正是隱瞞戶口最嚴重的時期。据估計,在三國時期,世家豪族蔭附人口倍於州縣編戶。這個估計雖然不可能精確,但處於同一數量級是可信的。

因此,在三國末期,葛劍雄引用王育民的估計,總共認爲整個中國的人口在3800萬左右(其中「少數民族」約200萬人)。葛劍雄自己的估算是下限在3000萬左右。這樣反推到人口最低谷,即魏黃初元年(220年),中國人口是2224-2362萬之間。北方人口至少佔一半到三分之二,也就是1200萬到1500萬之間。

岡田的第二個論據,即曹丕命令,他根本沒有讀懂這段話的意思。

查這句話出自《三國志,魏書,文帝紀,卷二》中的裴注,原文是:

《魏略》曰:改長安、譙、許昌、鄴、洛陽為五都;立石表,西界宜陽,北循太行,東北界陽平,南循魯陽,東界郯,為中都之地。令天下聽內徙,復五年,後又增其復。令天下聽內徙,復五年,後又增其復。〉

中都指洛陽,立石表的「五界」(西、北、東北、南、東)都在洛陽附近,可以稱爲首都圈。岡田認爲,當時所有(北方)漢人只剩下在這個狹小的「首都圈」中。

而事實上,這句話的意思是命令「天下」人向這個首都圈遷徙。這裡的「復」是免除徭役賦稅的意思,《墨子.號令》:「男女老小,先分守者,人賜錢千,復之三歲。」因此,這句話很明顯,是曹丕希望用減稅減徭役的方式招募人口到「五都區」。這裡雖然有「令」,似乎是強制性的,但同樣要經濟條件吸引。

這種移民方式被成爲「内聚性移民」,及一個政權用政治、軍事、經濟手段,把其他地區特別是邊遠地區或本政權外地區的人,強制遷入本政權的統治中心或要地,以增加人口,擴充實力。在三國時候非常普遍。

曹丕的這次政令,顯然沒有把「天下人」都遷到「首都區」的意思,否則,何以還有其他四個「都」呢?而且遷徙不是一聲令下就能成功的事。移民政策也受到抵制,比如要把翼州(河北中部)的十萬戶遷入,在群臣抵制下,只遷入五萬戶。其實,曹丕也想把人口向其他「四都」遷入,同樣受到抵制。可見,說當時的漢人只集中在洛陽附近,完全大錯特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