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向度與台灣社會》:從街頭婦運到「主流化」,回顧解嚴後台灣婦運發展演變

《性別向度與台灣社會》:從街頭婦運到「主流化」,回顧解嚴後台灣婦運發展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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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關於性別主流化的這些擔憂與反思不僅在台灣,也在世界各國上演,但可以確定的是,婦女運動並未消失或降溫,而只是在不同的場域內耕耘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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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彭渰雯

議題深探

如果以1987年的解嚴為起點【註】, 我們可以概略地說,前十年台灣婦運著重於街頭倡議與國會修法路線的結合,對法令制度之不足進行批判,也與跨黨派立委合作推動法制改革和女性參政。1990年代中期起,婦運人士開始實踐「國家女性主義」,透過「婦權會」的平台直接與官員對話,並擴大各種參與式機制的建立。以下回顧解嚴後台灣婦運發展演變,並討論與之攸關的「代表性」課題。

(一)從街頭婦運到「主流化」

1987年解嚴之後,台灣的社會運動進入黃金發展階段,婦運也不例外。有許多婦運團體先後成立,積極進行制度面的改革。其中,法律改革可說是婦運推動性別平等的首要目標,因此透過積極的跨國研究和多元的倡議策略,包括提出修法或立法版本、發動連署、發表宣言、街頭遊行或抗議、開記者會、申請釋憲、拍攝紀錄片或出書等,並與跨黨派的女性立委合作,在法律改革上逐步取得重要進展。從《民法》親屬編的夫權父權條款全數修正,到《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家庭暴力防治法》、《性別工作平等法》、《性別平等教育法》等重要法律的逐一立法,奠定了今日對女性權益保護和促進性別平等的制度基礎,也對其他社會運動團體產生啟發作用(陳昭如,2012;彭渰雯,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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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參政倡議者、前民進黨婦女部主任彭婉如於1996年11月30日遇害,舉國震驚,婦運界哀戚憤怒

除了修法立法之外,推動女性參政也一直是本土婦運的努力重點。由於我國《憲法》原本就有婦女保障名額之規定,但保障比例另以法律訂之,從十分之一到七分之一不等,嚴重落後於政治現實,因此婦團早在1992年就曾呼籲當時的兩大黨,在立委提名時應以「進階性提升辦法」取代10%的婦女保障名額,但不獲理睬(李元貞,2014)。之後婦運團體出身的彭婉如進入民進黨婦展會(後升格為婦女部)擔任執行長,致力於修改黨內公職提名規定,將女性保障名額提高至四分之一。經過兩年多努力,此一修正提案在1996年12月1日民進黨臨時黨代表大會中獲得通過,但彭婉如卻在前一晚失蹤遇害。婦女團體延續彭婉如的努力,在1997年組成「四分之一婦女保障名額入憲」聯盟,數度遊說第五屆修憲國大代表,但最後因政黨鬥爭功敗垂成(李元貞,2014)。之後婦團又拜會第一位女性內政部長葉金鳳,希望「地方制度法」制定時納入四分之一婦女保障名額,獲得葉金鳳的允諾,並且順利於1999年1月三讀立法通過。此一改革確實促成了縣市層級女性參政的「量變」(楊婉瑩,2014),如表7-1所示。鮑桐、莊文忠、林瓊珠(2014)的研究亦指出,適用四分之一婦女保障名額的選區,不僅各政黨提名女性候選人的機會增加,而且這些女性多半具有當選實力,最後的得票結果多半不靠保障名額就高票當選,故配額制度可以說對於女性的參選率和當選率,都有直接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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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巨流出版提供

而回到立法委員層級,2005年《憲法》第七次增修時,因應立法委員選舉改為單一選區兩票制與國會席次減半,婦女團體當時即預期區域選舉的女性參政空間將受到壓縮,因此再度倡議修法,終於《憲法增修條文》第4條將婦女保障名額之規定修正為「各政黨當選名單中,婦女不得低於二分之一」。從表7-2可發現,在修憲之後,不僅不分區女性立委比例大幅提升,區域立委的當選女性也有所提高,因此合計的女性立委比例,明顯有逐屆提升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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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保障名額」雖然是一項快速提升女性參政比例的積極手段,但不論在台灣或全世界,也都出現此一手段是否確實有助於性別平等的質疑和爭議。台灣婦運界對於「保障名額」的思考,也認為需要與時俱進,改以「性別比例原則」的訴求來取代(黃長玲,2001,頁71)。「性別比例」的新框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化解外界對於女性特權的質疑。在後來行政院推動性別主流化的各項措施當中,都採用這個新的框架,各部會的委員會之組成應符合三分之一性別比例原則,且確實有些原本女性委員較多的委員會,反而確保了男性的參與比例。

前述立委和縣市議員女性比例的逐屆攀升,讓台灣的女性參政表現在全球居於領先。此外,台灣在2016年選出第一位女性總統蔡英文,亦可說是女性參政最具象徵意義的進展。但婦女團體在蔡英文當選兩年後即召開記者會抨擊其內閣女性比例過低,且對於同志婚姻和照顧公共化等政見打折變調。針對台灣女性立委的經驗研究也發現,她們的參政仍常需具備血緣、地緣和「男性不在場」(沒有更適合的男性)等結構性條件(姜貞吟,2011),備位色彩依舊濃厚。這些演變說明了女性參政的量變不一定帶來政治文化的質變,也不必然代表「女性主義者」參政。

部分婦運者很早就有此認知,因此在1994年即投入台北市長陳水扁的輔選團隊,選擇直接與執政者合作,揭示了「國家女性主義」的開始(林芳玫,2008)。國家女性主義路線意味著婦運者親身進入體制,與國家(文官)合作,而非透過代議士修法或協調。1994年陳水扁當選市長後,於1996年1月成立的「台北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後改名為「台北市女性權益促進委員會」,就是我國第一個「婦女政策機制」。彭婉如遇害後,行政院與高雄市隨即在1997年相繼成立婦權會來回應民怨。其他各縣市的婦權會也都在「婦女政策機制」納入社會福利管考後,於數年內完成設立。因此,台灣的國家女性主義之緣起,可說是鑲嵌於民主化歷程的政黨認同與政黨競爭脈絡中。

不過,國家女性主義的進展與政治機會結構、首長態度和婦運者進入體制蹲點衝撞的策略,都有很大關係(黃淑玲、伍維婷,2016)。以行政院婦權會為例,雖在1997年成立,但直到2000年中央政黨輪替後、第三屆聘任的民間委員從前屆的9位增為18位,且許多是出身民間、互有默契的婦女團體領袖,才開始積極運作(杜文苓、彭渰雯,2008)。2002年行政院長游錫堃上任後,建立婦權會三層級、五小組的分工制度,讓婦權會議事更為建制化。在這樣的脈絡下,婦權會委員進而與民間團體、性別學者甚至婦運者出身的立委、政務官、考試委員協力,先後促成了2006年行政院各部會展開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2011年性別平等政策綱領頒布實施且《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施行法》三讀通過、2012年行政院性別平等處掛牌運作等重要里程(李元貞,2014;黃淑玲、伍維婷,2016;楊婉瑩,2014),為國家女性主義路線奠定了更多制度基礎。

這其中,應屬「性別主流化」的推動對中央各部會的影響最大。台灣並非聯合國成員國,因此在1990年代起婦運人士雖已開始強調性別觀點對整體社會發展的重要,但「性別主流化」的詞彙本身尚屬少見。直到2003年以後,隨著行政院婦權會委員的施壓和婦運團體的遊說,以及政府「與國際接軌」的政治熱忱(林芳玫,2008),行政院決定大力推動性別主流化(彭渰雯,2008)。從2006年迄今,各部會每四年要提出一期「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所有中長程計畫和法規修改要經過「性別影響評估」、各委員會之組成要符合三分之一性別比例原則、以及所有員工需定期接受各類型性別意識培力等規定,都有很高的達成率。

但是性別主流化或國家女性主義的各項創制,究竟達成了多少促進性別平等的效果,則是一項不易回答的問題。林芳玫(2008)懷疑性別主流化和CEDAW因挾著聯合國的光環而受到過度重視,排擠了其他重要政策議題,且其由上而下的菁英取向,是否讓婦女運動失去基層活力,也令人擔憂。不過黃淑玲與伍維婷(2016)則認為婦權會/性平會的民間委員在體制內與公務員搏感情、建立新的社會資本,是另一形式的衝撞與倡議,其促進改變的潛力不亞於街頭運動。關於性別主流化的這些擔憂與反思不僅在台灣,也在世界各國上演,但可以確定的是,婦女運動並未消失或降溫,而只是在不同的場域內耕耘努力(Walby, 2011)。

(二)婦運體制化後的「代表性」課題

不論是針對生理女性或是女性主義者的參政, 「代表性」(representation)都是一個核心課題。最常見的提問就是:到底是女性參政人數的「描述代表性」(descriptive representation)比較重要,還是攸關女性權益的「實質代表性」(substantive representation)比較重要?對多數女性主義者而言,這兩者都是檢驗性別平等程度的重要指標。但一般外界對於「描述代表性」的重要性經常給予較多質疑。最常聽到被用來貶抑「描述代表性」的論點,就是「不一定要生理女性,才能為女性福利代言」,「女性也不一定具有女性意識」,或是「看能力不看性別」。

對於這類反對意見,菲莉普絲(Phillips, 1995)早已提出有力的回應。她延續女性主義者對差異政治的強調,指出多數人在主張「差異的民主」時,經常只是指「意見」的差異(她稱之為「意見的政治」,politics of ideas),這就是傳統政治學對於代議民主的理解—只重視不同的意見主張都有獲得代言的機會,而不重視「誰」作為代言者。但菲莉普絲認為以這樣的角度來檢視差異是否遭到排除(exclusion),是過於狹隘的。如果一個議會內絕大多數都是白種、有錢、異性戀的男性擔任民意代表,由這群社會位置與生命經驗非常類似的人,來為其他各種不同經驗與地位的人「代言」,難道這還不構成排除?

菲莉普絲認為「在場的政治」(politics of presence)應受重視,亦即在體制內被代表(represented)的「差異」不只是意見的差異,還應包括「經驗」和「認同」的差異。就後面這個部分而言,男人不能代表女人,白人不能代表黑人或其他人種,異性戀自然也不可能代表同性戀。「描述代表性」本身即是應當追求的目的,而不必作為達成「實質代表性」的手段而存在。菲莉普絲一向以捍衛「保障名額」等積極矯正措施(affirmative action)著稱,她強調除了意見之外,其他各種在社會上有意義的特徵(characteristics)也都應納入代表的考量,才有可能建構一個更為公平的代議民主。

這樣的主張,確實是對於我們在代議體制內體現差異政治的重要提醒,儘管在實務上,可能有很多人會提出技術面的質疑,例如要分配多少席次給女人、同志、老人、勞工、外勞等等。且若從「交織性」的框架進一步追問,就會發現這樣的分類是無止境的—即使是「女人」,也還可能因為年齡、種族、階級、婚姻狀況等各種屬性而有不同的經驗與認同。然而,菲莉普絲的論點至少提供了我們追求「描述代表性」一個有力的基礎。

不過在性別與政治研究中,「描述代表性」在哪些條件下可以促成「實質代表性」的實現,仍是一個令人好奇且期待的提問。在過去,最能夠連結兩者的概念就是桃樂普(Dahlerup, 1988)所提的「關鍵多數」(critical mass),也就是女性參政比例到達一個臨界數量(如30%)之後,政治行為、文化和政策就會產生質變。然而,這樣的因果預設早已被指為過於簡化,經驗研究結果也不一定支持量變就會造成質變。另一方面,也有研究發現即使女性人數不到「關鍵多數」,也可能在其他條件支持下造成政治議程的轉化。

因此,越來越多的研究者轉而研究「關鍵行動者」(critical actors),也就是那些以個人或集體的行動,促使政策變得更為性別友善的行動者。她/他們可能是民選政治人物,可能是參與婦女政策機制的民間委員或女性主義官僚,也可能是街頭婦運者或是政黨工作者。這些關鍵行動者為何、如何推動各種具有婦權實質代表性的關鍵行動(critical acts)?在哪些條件與脈絡之下,這些關鍵行動可以成功?這些都是真正瞭解父權政治與政策如何轉化的研究方向(Celis & Childs, 2008)。

另一方面,在交織性的提醒下,我們訴求的「實質代表性」究竟是代表了誰,也是一個核心且可能爭議的問題(Celis & Childs, 2008)。例如通姦除罪、性交易、代理孕母等婦團之間意見分歧甚至直接對立的議題,哪一方的意見獲得決策發言權?代表的是哪一類「女性」的利益或價值(彭渰雯,2012)?又即使婦團意見並無衝突,哪些女性的利益最容易被看見、被代言?或是進一步追問:哪些婦團最有機會進入決策機制?哪些論述最容易被主流接受?又有哪些邊緣交織下的經驗需求總被忽視或排除(林津如,2011)?這些提問攸關前一節提到的差異政治與交織性挑戰,經常非常棘手。

就此,我們或可延續前一節曾提到的伊瓦—戴維斯(Nira Yuval-Davis, 1997, 2006)之「縱橫政治」主張,嘗試從對話審議找到回應的出路。伊瓦—戴維斯指出縱橫政治的三個基本認識:一、強調對話的立場論,認知所有立場都是局部的,因此從不同立場看世界,才可能有較完備的知識;二、強調「圍繞」的原則,差異被肯認是重要的,但包圍著所有差異的,是更廣泛對「平等」的承諾;三、區分位置、認同與價值的不同組合,自我認同為A的人,可能被配置在B位置,擁有C價值。換言之,個人的認同、位置、與價值觀並非僵固不變,而有可能透過更深的對話與理解有所改變,進而形成連結。

因此縱橫政治的主張,其實與今日審議式民主的趨勢是一致的,其不僅要求更寬廣且涵容(inclusive)的參與,也需要更為平等且具有相互性的對話(Squires, 2007)。雖然女性主義者對於審議民主的某些理性預設與實踐過程的權力關係仍有批判與保留,但基本上仍支持溝通審議的價值(Young , 2000;黃競涓,2008),這也意味著婦運的未來與民主政治的理論與實踐,都應有更密切的連結(Walby, 2011)。

註釋:台灣婦運研究者一般將1987年解嚴後「婦女新知基金會」的成立,視為組織化婦運的開始。不過,這樣的詮釋除了忽略了日據時代就存在的婦女運動,也完全排除1960、70年代威權體制下,國民黨婦聯會、婦工會等「婦女組織」的角色。唯本文篇幅所限,無法進行歷史回顧,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林芳玫(2008)。

相關書摘 ▶《性別向度與台灣社會》:攸關重大生命事件的婚喪禮俗,有性別創新的可能嗎?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性別向度與台灣社會(第三版)》,巨流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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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黃淑玲、游美惠
作者:姜貞吟、彭渰雯、王曉丹、張晉芬等人

這是擁抱多元性別的進步年代,也是傳統勢力集結的落後年代;
這是女性最自主、最解放的時代,也是仇女、厭女文化蔓延叫囂的時代。

本書探討21世紀台灣性別關係現況,以紮實的本土經驗研究與案例為基礎,以女性主義理論與概念為骨架,逐章拆解一個社會制度或一個文化現象中的性別歧視、性別排除與厭女文化,並針對不平等現狀提出政策改革與個人行動策略。透過作者們的性別批判之眼,我們看到台灣社會的權力、生產、情感與象徵等四種性別關係相互交疊的圖像、結構與演變,以及未來如何朝向更性別平等方向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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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巨流出版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