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馬來西亞」誕生(上):來自台灣、菲律賓、印尼民主化的案例啟示

「新馬來西亞」誕生(上):來自台灣、菲律賓、印尼民主化的案例啟示
Photo Credit:Simon_seesCC BY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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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民眾角度看,這種近乎於舊酒新瓶式的「變天」,是否能被稱為「進步」,是否利多於弊,是否終能令馬國步上台灣與印尼的族群重組民主化道路,都是馬國變天案例留下、值得深思的問題。

文:鄺健銘

2018年,馬來西亞歷史性變天,長期執政、佔統領地位的 馬來人政黨巫統(UMNO)與其政治聯盟國陣(BN)破天荒地 變成在野政團,國際媒體對此廣為報導。有關馬國大選的輿論 都表現亢奮,最近甚至有馬來西亞出版社出版新評論集,將這次變天稱頌為「新馬來西亞」(Malaysia Baharu)之誕生。

不過,大選後兩個月,在一場於香港舉行、探討馬來西亞變天意義的座談會裡,出席的旅港馬來西亞人卻憂心忡忡。 這些馬來西亞人對變天後再度成為首相的馬哈迪(Tun Dr. Mahathir bin Mohamad)印象不佳。他們認為,於1981-2003年出任首相、任期為馬國政治史上最長的馬哈迪,其威權治績劣跡昭著,所以既不認同馬哈迪重登相位象徵「新馬來西亞」之誕生,也對身邊朋友以近乎宗教式狂熱擁戴馬哈迪感到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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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AP/達志影像
2017年2月,馬哈迪(右)與昔日政敵林吉祥在記者會上合影。

馬來西亞歷史性變天引發兩種矛盾反應,我們應如何理 解?若然變天之後,真如某些評論所說,「新馬來西亞」橫空出世,那麼,這個「新馬來西亞」新在何處?「新馬來西亞」 是否真是馬國民主化進程新的開始?這一章會從比較與歷史視野回答這些問題。

民主化的廣義定義,是進程之中,政制權力被下放、公民逐漸享有更多自由以及更平等政治地位。按此理解,「新馬來西亞」的民主化進程,離不開族群重組、國族被重新構建這 一步,特別是當過去巫統一直以「馬來人至上」(Ketuanan Melayu)的種族主義信條建立與鞏固威權。於2018年大選中發表的<希望宣言—擁抱希望重建家園>開章,反對黨聯盟希望聯盟(希盟)指當前國家局勢之一,是「人民被各種充滿偏見的種族性言論困擾與恐嚇......領袖通過這種分而治之的手段,繼續掌控權力,奴役人民」,所以希盟的一個重要政治目 標,是「讓不管是土著或其他種族背景的馬來西亞人,都能安身立命」。

2018年馬國變天後的懸念,在於以「反貪」形象成功取得群眾支持、繼而執政的希盟,其「反貪」議程會否掩蓋舊日國家構建方針「馬來人至上」的問題,其執政會否為「馬來人至上」方針增添新的認受性,以及其非馬來成員會否無法制衡未來「馬來人至上」方針變本加厲的潛在可能。這些懸念,不見得會有利於馬國未來民主化進程。

從台灣、菲律賓與印尼民主化經驗看,上述懸念並非子虛烏有。台灣、菲律賓與印尼在1980-1990年代歷經的民主化進程有兩個共通點:第一,威權體制內的政治精英,都是三地民主化進程開展的重要推手;第二,三地權力開放進程,同樣離不開族群重構這一環。威權體制精英願意開放政權、重新理順在地族群關係,離不開兩個原因:一是原有威權政治精英面對外在政經衝擊,需以民主化增強既有政權認受性;二是原有威權精英集團出現內部分裂,集團內被擠壓的精英以支援民主化運動方式,向獨裁者展開政治攻勢,伺機奪權。

台灣、菲律賓與印尼的民主化經驗令馬來西亞變天案例顯得獨特。馬國變天、馬哈迪重登相位,固然反映在是次變天之中,威權體制內政治精英同樣是促成政權開放的重要推力。但馬國案例的獨特之處,是變天前後,原本擁有獨裁者身份的馬哈迪並非處於守方,而是以集結與領導反對黨聯盟的挑戰者姿態,打破政權缺口,促成變天,這令馬哈迪重登相位後的處境遠比台灣、菲律賓、印尼的獨裁者輕鬆—他既無需要面對能夠動搖政權的外在政經衝擊,亦得到新的政治認受,不需面對巨大的體制內部挑戰壓力,馬哈迪因而能較自由行事。

問題是, 回顧馬哈迪在1981-2003年出任首相的往績,馬哈迪不單是「馬來人至上」方針的忠實支持者,且也是希盟所批評的國家局面—即「人民被各種充滿偏見的種族性言論困擾與恐嚇......領袖通過這種分而治之的手段,繼續掌控權力,奴役人民」—的重要奠基者。馬哈迪會否趁此機會重回舊日治國路線、甚至進 一步強化「馬來人至上」方針,屆時希盟成員與支持者會否樂見這種「新局面」,希盟政府內其他精英是否能夠阻止這個情況發生,這些問題都令反思變天意義變得更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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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AP/達志影像
2018年5月6日,希望聯盟支持者在選舉造勢晚會揮舞公正黨旗幟。

本章餘下部份會先簡單回顧台灣、印尼與菲律賓的民主化軌跡,以作為理解馬國變天的參照基礎,然後會回顧馬國國家構建的發展脈絡,並分析在此脈絡下,變天後馬國未來民主化 進程有何不明朗因素。

亞洲昔日「變天」案例—台灣、菲律賓與印尼民主進程

台灣、菲律賓與印尼三地的民主化歷史,都能以權力精英(power elite)角度書寫。例如,在2015年出版、有關東南亞民主化研究的專著Routledge Handbook of Southeast Asian Democratization,由日本學者Yuki Fukuoka所寫的一章 “Demystifying ‘People Power:an Elite Interpretation of ‘Democratization’ in Southeast Asia",便是依此權力精英 視角書寫菲律賓與印尼歷史。

Yuki Fukuoka甚至將兩國的「民主化」形容為確立新「世襲制」的政治轉型(transformation of neo-patrimonialism)。採用這種分析視角的主要目的,是為普遍輿論共有的「變天」浪漫化想像去魅化。被浪漫化的「變天」想像,假設「變天」受自下而上政治力量牽動,是「人民力量」的展現,舊有威權政體精英被迫交出權力,換句話說, 「變天」多被視為褒義詞。將「變天」概念去魅化,目的是為 正視現實政治之複雜,如此我們才能更全面地審視馬國變天後的政治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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