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馬來西亞」誕生(上):來自台灣、菲律賓、印尼民主化的案例啟示

「新馬來西亞」誕生(上):來自台灣、菲律賓、印尼民主化的案例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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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從民眾角度看,這種近乎於舊酒新瓶式的「變天」,是否能被稱為「進步」,是否利多於弊,是否終能令馬國步上台灣與印尼的族群重組民主化道路,都是馬國變天案例留下、值得深思的問題。

案例一:台灣

台灣例子清楚顯示,政權如何透過改變在地族群意識從 而建立與發展威權管治,民主化進程又如何涉及族群重組。二戰後、1940年代末,國民黨政府在中共內戰中失利,於是逐步計劃將政府遷台。為確保在台政權穩定,國民政府積極剷除 台灣原有的本土意識。當時台灣的本土意識深受日殖社會文化 影響,故此當時國民在台政府的「去日親中」國族意識觸發台灣本土的不滿,國民政府進而被視為「境外政權」。在此背景 下,國民政府吏治敗壞、強行執法,引發「二二八事件」—有學者將事件形容為「台灣民族主義的歷史起源」。

1947年二月底傍晚,台北有位賣私菸婦人,被台灣省公賣局職員毆打, 民眾不滿,因而與政府人員發生衝突,過程中有民眾中流彈死 亡。翌日,憤怒民眾到行政長官公署抗議,衛兵開槍,民眾再 有死傷,台北繼而進入暴動狀態,街頭「外省人」被怒民毆打,民眾甚至佔據台北市新公園(今二二八紀念公園)裡的台北廣播電台(今二二八紀念館),號召全島起義。其後國民政府的威權管治手腕,開展了「白色恐怖」警察國家政治,這種威權統治狀態一直維持到1980年代。

從1940年代末起,國民政府努力建構的台灣意識,是台 灣為「收復中國大陸」的「復興基地」,台中屬命運共同體, 受日殖影響的本省人因此必須被「中國化」。反抗國民政府將台灣「中國化」的本土運動者,多以日殖遺產鞏固本土意識, 日本繼而成為台灣獨立運動與論述的蘊釀地,例如在1956年,「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成立於日本東京,不少重要的台獨論述著作,亦以日文出版,這包括廖文毅的《台灣民本主義》 (1957年)、王育德的《台灣:苦悶的歷史》(1960年)、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1962年)。

國民政府透過至少兩種方式將台灣「中國化」、封閉政權,從而確立威權管治。第一,政府以中國局勢為由,宣佈台灣進入緊急狀態,以收緊政權權力。1954年,國民大會在台 北召開第一屆第二次大會,決議中華民國憲法中《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繼續生效。這條條款以國家處於「內戰勢態」、 需總動員為由,賦予總統緊急權力。與此同時,「動員戡亂時期」亦成為不需改選國會民意代表的理由,「萬年國會」因而誕生。換言之,官方強調的台中命運共同體意識,目的就是為 斷絕「本省人」的政治上流機會,以確立「外省人」勢力的專 權領導地位;第二,政府推行台灣「中國化」文化構建工作。 當時國民政府容許的「國語」教科書,以國民黨領導者與非左翼中國作家文章為主,台灣作家的作品只佔極少數。

到了七十年代,地緣政治局勢出現巨變,中美建交,台灣被逐出聯合國、國際地位驟降,國民政府視台灣為「收復中國大陸」的「復興基地」的政治論述再也無法為政權提供足夠認受性,加上受到美國壓力,當時台灣威權體制領袖蔣經國因而需要改變管治路線,主動淡化台中共同體這個官方構建的國族意識,台灣意識自此改以本土而非中國大陸為本位。這場官方推動的政治本土化運動,有幾個重要影響:

第一,威權體制內的本土力量開始擴大,有更多本省人能夠進入政治體制,本省 人李登輝也是受蔣經國提拔而升任為副總統;

第二,官方重視 台灣本土的「文化建設」,承傳台灣古蹟風俗的政治價值開始 高於「中華文化復興運動」;

第三,政府為執政黨之外的黨外 政治發展提供了政治空間。縱然在1970末至1980年代,國民政 府仍以暴力手段拑制社會(1980年代初林義雄被滅門、陳文成被殺等都是例子),但當民進黨突然成立於1986年9月,蔣經國也沒有刻意動用權力取締這個新政黨。況且研究台灣政治史的日本學者若林正丈指出,政府在此時期的政治暴力行為,是體制內鷹派趁蔣經國患病乘機行事的結果。

蔣經國在1988年去世後,本省人李登輝接任成為台灣總統,「中華民國台灣化」的民主化故事因而正式展開。台灣民主化過程之中的一個重要變化,是族群重組。原受強調台中命運共同體的國民政府擠壓的台灣原住民,他們的政治待遇問題漸得到重視。1945年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頒佈的《台灣省人民回復原有姓名辦法》規定,原住民「如無原姓名可回復或原有名字不妥時,得參照中國姓名自定姓名」,這即是說,在國民政府力推台灣「中國化」之時,原住民承受改用漢化名字的壓力。到了1993年,民進黨發表的「族群及文化政策」白皮書, 對台灣民主化時期的本土族群重組理念,有相當清晰的論述: 「台灣非由單一『中華民族—中國人』構成。在各族群平等融 合的認識下,現在台灣至少有原住民族各族、閩南人(福佬 人)、客家人與『外省人』存在。彼等共同構成『台灣人』主體,現正進行融合。彼等間無所謂高低、中心邊緣之別,或主流與地方之別,更不應有『省藉問題』」。

案例二:菲律賓

在1986年發生於菲律賓首都的「人民力量革命」(People Power Revolution),是菲律賓民主化進程的重要一頁。但嚴格地說,這場革命其實不是人民力量的展現,而是不滿獨裁者馬可仕(Ferdinand Emmanuel Edralin Marcos)的寡頭政治精英的背後操盤成果。

1972年,為鎮壓共產勢力與國內分離主義力量,馬可仕宣佈戒嚴,實行獨裁統治。其後馬可仕政府透過輸送利益,壯大自己的親信圈,部份寡頭政治精英因而受排擠。馬可仕的獨裁統治,逐漸引發寡頭政治精英反心,背後原因至少有兩個: 第一,國家經濟於1970年代末走下坡,且於1980年代經濟危機中,政府應對親疏有別,這損害受排擠的寡頭政治精英的利益;第二,1983年,艾奎諾夫人(Maria Corazon "Cory" Cojuangco Aquino)的丈夫艾奎諾二世(Benigno Simeon "Ninoy" Aquino, Jr.)在馬尼拉機場遇剌,這加強了寡頭政治精英的離心。艾奎諾二世曾當選為參議員、領導反馬可仕腐敗與獨裁運動。1970年代,艾奎諾二世因有意競選總統之位、成為馬可仕政敵而被捕。到了1980年,艾奎諾二世與夫人逃亡到美國紐約。1983年,馬可仕被迫重新容許反對派活動,亞基諾二世因而回國。一般分析都認為,艾奎諾二世遇剌,很可能是馬可仕所為。

Philippine President Corazon Aquino at White House
Photo Credit: CORBIS/達志影像
柯拉蓉.艾奎諾(Corazon Aquino),菲律賓第十一任總統,亦是菲律賓及亞洲首位女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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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整理數十萬張空拍影像,就像一場馬拉松:看見・齊柏林基金會「數位典藏」計畫

【影音】整理數十萬張空拍影像,就像一場馬拉松:看見・齊柏林基金會「數位典藏」計畫
Photo Credit:TNL Brand Studio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透過影像為環境發聲」是齊柏林畢生在做的事,也是看見・齊柏林基金會要接力做下去的事。打造一座把台灣存起來的影像資料庫,讓齊柏林留下的影像資產得以傳承世代,「數位典藏」計畫需要你我一同支持響應。

2017年,《看見台灣》的導演齊柏林匆匆離開這個世界,留下無數珍貴空拍影像資產;這些跨越1990年代到2017年、長達25年台灣自然與人文地景變遷的真實紀錄,不只保留了台灣之美,更在學術研究、環保倡議和環境教育上有著無可取代的價值。然而,龐大的影像素材需要經過「數位典藏」才能被有效應用,因此「看見・齊柏林基金會」成立的初衷,就是為了承接數位典藏的使命,讓齊導畢生的心血,能夠世代傳承,發揮永續的影響力。經過兩年的摸索,基金會最終研擬出最合適的數位典藏計畫,不只將齊導作品數位化、分類歸檔,更要建置線上影像資料庫,並將繼續記錄台灣的使命傳承下去。

根據看見・齊柏林基金會統計,齊柏林導演在空中拍攝超過2500小時所累積的影像,約為10萬張空拍底片、50萬張數位照片,上千小時的空拍影片;要為如此龐大的影像資料建檔與整理,勢必耗費許多金錢、時間與人力。不過,只要能集結眾人之力,這一場數位典藏人員及專業志工接力的馬拉松,將會是美麗而撼動人心的一段旅程。

「數位典藏」做什麼?

數位典藏(digital archive),意思是將有保存價值的實體或非實體資料,透過數位化(諸如攝影、掃描、影音拍攝、全文輸入等)與加上屬性資料等詮釋資料(Metadata),建立數位檔案的形式,作為永久保管儲存。

而看見・齊柏林基金會的數位典藏計畫可分為三大工作線,分別為:

  • 傳統底片組:挑選底片→掃描成數位檔案→建立屬性資料→歸檔
  • 數位照片組:挑選照片→建立屬性資料→歸檔
  • 空拍影片組:挑選影片→建立屬性資料→歸檔

除了要將齊導留下來的影像作品數位化歸檔,數位典藏計畫還包括改版建置「iTaiwan8影像資料庫」,也就是建設完整的線上影像資料庫系統,讓齊導作品更便於靈活運用,也能讓更多世人看見。

飛行2500小時累積的空拍影像,怎麼整理?

  • 整理底片/數位掃描

數位典藏組專員詹宇雯的工作,是負責整理傳統底片。即便存放在防潮櫃中,傳統底片仍面臨逐漸老化褪色的壓力,需要與時間賽跑進行數位化保存;然而大多未經篩選的10萬張底片,有些因為直升機震動導致些微的畫面模糊,也有因飛行路線連續較重複的地景構圖,而詹宇雯的其中一項任務,就是拿著放大鏡一一檢視精挑,並標註定位和勘誤照片資訊。

「整理底片最常發生的問題就是人工出錯,因為以前留下的資料可能是齊導或其他志工整理出來、用手寫的,貼紙可能貼錯或資料寫錯。」詹宇雯說起某次經驗,當時有一張台北車站的照片被貼了很多年份,為了找出正確年份,她試圖辨識照片裡招牌跑馬燈上的氣溫、股市市值等資料,交叉比對推斷出正確年份。雖然偶有這種偵探辦案一樣的趣事,但大多數時候是耗費專注度與眼力的過程。

完成底片挑選的階段,接著進到底片掃描數位化。然而,這步驟並不容易,除了整體的影像品質控制與檔案管理,齊柏林導演留下的底片最遠距今至少11年,老化褪色的底片容易出現色彩偏誤,須進行色彩還原,再修掉畫面上的髒點、存成解析度高的數位影像才算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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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TNL Brand Studio
整理傳統底片的過程,必須拿著放大鏡一一檢視精挑,標註定位和勘誤照片資訊。
  • 建立屬性資料

所謂「建立屬性資料」,其實就是為影像添增各種描述紀錄的資訊,有了這些資訊,龐大的影像資料才能被有效率的搜尋、管理。數位典藏組副組長陳宣穎表示,以齊導拍攝的影像為例,包含:拍攝主題、地點及詮釋地景的關鍵字都屬於此範疇;而其中投入最多時間的便是「定位」和「建立關鍵字」這兩項任務。

「定位」指的是找出拍攝主體所在地點和座標,有時可透過既有的飛行軌跡紀錄來推測,但更多時候是在沒有軌跡紀錄的狀態下,憑藉地理知識及照片上的蛛絲馬跡判讀位置。如果影像拍攝年代久遠,或是地景變化很大,就需要運用更多歷史圖資或佐證資料去搜索、推論。

「我們要一張一張照片判讀,建立屬性資料。像是早期的傳統相機沒有定位功能,常常看到照片中只有一大片山稜線,此時我們就要仔細比對地圖、衛星影像,想辦法查找,盡可能貼近正確。」陳宣穎說。

「建立關鍵字」看起來似乎相對輕鬆,然而事實上,光是決定有哪些關鍵字可以使用,就是一門功夫。第一步必須辨認影像中的景物,例如一塊農田種植的是什麼作物,就必須蒐集其他資料輔助判斷;其次,由於空拍照片尺度不一,在畫面中佔比多大的景物需要設立關鍵字,也需要經過討論訂定規則;最後,還必須從使用者的角度思考,依據一般人的搜尋習慣設立關鍵字。

因此,在建立屬性資料的過程中,看見・齊柏林基金會也特別諮詢多位專家,共同研究規劃出適合台灣空中影像的關鍵字建置邏輯,並以此基礎進行分門別類、校正檢核,確保影像被妥善歸納及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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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屬性資料時需要大量對比地圖,並依照訂定好的規則建立屬性資料,使歸納邏輯一致。
  • 影音資料典藏

相較於照片整理,動態影片的典藏工程更為多元複雜。首先,要針對近千小時空拍影片進行盤點,接著進行特殊格式轉檔與備份,再逐步建立邏輯編碼、標示檔案管理方式,以推動後續屬性資料建立。

「影片整理最大的兩個挑戰,其一是影片內容橫跨的範圍很大,導演可能是台中起飛、屏東降落,因此要去判斷每個影片節點的地景定位;其二是飛機上升的垂直範圍很大、晃動又劇烈,有時候會遇到『果凍效應1』致使內容失真。」影音製作組專員鄭宇程說明,由於各時期的影片拍帶檔案格式、影像內容品質、影片時長都不同,大大增加了管理建檔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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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TNL Brand Studio
影音資料的典藏,需要讀取大量的檔案,逐格檢視、分段建立屬性資料、調色等。

加入數位典藏的馬拉松,傳承接棒台灣之美

從一步步定義操作流程、統一色彩管理語言、購置影像處理設備等,到培訓志工與實習生、讓人力支援一步到位、避免巨量資料的協作過程中出現錯誤,都是數位典藏計畫的範疇。多元內容創意部副總監王俐文表示,「數位典藏」四個字說來簡單,但過程繁複龐雜,需要所有人一致的專注、耐心、細心、以及熱忱。

「iTaiwan8影像資料庫」作為看見・齊柏林基金會數位典藏計畫的目標之一,改版上線只是第一步,接下來除了完成龐大影像資料的典藏,更大的挑戰是要繼續記錄台灣,讓影像不會只停留在2017年。

「透過影像為環境發聲」是齊導畢生在做的事,也是基金會要接力做下去的事。而數位典藏計畫,就是齊導生命的延續,也是基金會動力的源頭。要打造一座把台灣存起來的影像資料庫並不容易,看見・齊柏林基金會亟需各界的支持,共同建置屬於台灣最美的影像資料庫。讓我們一起守護齊柏林留下的影像資產,讓土地脈動的珍貴影像得以傳承世代,發揮更多價值。

捐款支持看見・齊柏林基金會,透過影像為環境發聲


註1:果凍效應(rolling shutter)是數位相機CMOS感光元件的一種效應,當使用電子快門來拍攝高速移動的物件時,原本垂直的物件拍攝出的畫面卻為傾斜甚至變形。(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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