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馬來西亞」誕生(上):來自台灣、菲律賓、印尼民主化的案例啟示

「新馬來西亞」誕生(上):來自台灣、菲律賓、印尼民主化的案例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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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民眾角度看,這種近乎於舊酒新瓶式的「變天」,是否能被稱為「進步」,是否利多於弊,是否終能令馬國步上台灣與印尼的族群重組民主化道路,都是馬國變天案例留下、值得深思的問題。

文:鄺健銘

2018年,馬來西亞歷史性變天,長期執政、佔統領地位的 馬來人政黨巫統(UMNO)與其政治聯盟國陣(BN)破天荒地 變成在野政團,國際媒體對此廣為報導。有關馬國大選的輿論 都表現亢奮,最近甚至有馬來西亞出版社出版新評論集,將這次變天稱頌為「新馬來西亞」(Malaysia Baharu)之誕生。

不過,大選後兩個月,在一場於香港舉行、探討馬來西亞變天意義的座談會裡,出席的旅港馬來西亞人卻憂心忡忡。 這些馬來西亞人對變天後再度成為首相的馬哈迪(Tun Dr. Mahathir bin Mohamad)印象不佳。他們認為,於1981-2003年出任首相、任期為馬國政治史上最長的馬哈迪,其威權治績劣跡昭著,所以既不認同馬哈迪重登相位象徵「新馬來西亞」之誕生,也對身邊朋友以近乎宗教式狂熱擁戴馬哈迪感到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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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AP/達志影像
2017年2月,馬哈迪(右)與昔日政敵林吉祥在記者會上合影。

馬來西亞歷史性變天引發兩種矛盾反應,我們應如何理 解?若然變天之後,真如某些評論所說,「新馬來西亞」橫空出世,那麼,這個「新馬來西亞」新在何處?「新馬來西亞」 是否真是馬國民主化進程新的開始?這一章會從比較與歷史視野回答這些問題。

民主化的廣義定義,是進程之中,政制權力被下放、公民逐漸享有更多自由以及更平等政治地位。按此理解,「新馬來西亞」的民主化進程,離不開族群重組、國族被重新構建這 一步,特別是當過去巫統一直以「馬來人至上」(Ketuanan Melayu)的種族主義信條建立與鞏固威權。於2018年大選中發表的<希望宣言—擁抱希望重建家園>開章,反對黨聯盟希望聯盟(希盟)指當前國家局勢之一,是「人民被各種充滿偏見的種族性言論困擾與恐嚇......領袖通過這種分而治之的手段,繼續掌控權力,奴役人民」,所以希盟的一個重要政治目 標,是「讓不管是土著或其他種族背景的馬來西亞人,都能安身立命」。

2018年馬國變天後的懸念,在於以「反貪」形象成功取得群眾支持、繼而執政的希盟,其「反貪」議程會否掩蓋舊日國家構建方針「馬來人至上」的問題,其執政會否為「馬來人至上」方針增添新的認受性,以及其非馬來成員會否無法制衡未來「馬來人至上」方針變本加厲的潛在可能。這些懸念,不見得會有利於馬國未來民主化進程。

從台灣、菲律賓與印尼民主化經驗看,上述懸念並非子虛烏有。台灣、菲律賓與印尼在1980-1990年代歷經的民主化進程有兩個共通點:第一,威權體制內的政治精英,都是三地民主化進程開展的重要推手;第二,三地權力開放進程,同樣離不開族群重構這一環。威權體制精英願意開放政權、重新理順在地族群關係,離不開兩個原因:一是原有威權政治精英面對外在政經衝擊,需以民主化增強既有政權認受性;二是原有威權精英集團出現內部分裂,集團內被擠壓的精英以支援民主化運動方式,向獨裁者展開政治攻勢,伺機奪權。

台灣、菲律賓與印尼的民主化經驗令馬來西亞變天案例顯得獨特。馬國變天、馬哈迪重登相位,固然反映在是次變天之中,威權體制內政治精英同樣是促成政權開放的重要推力。但馬國案例的獨特之處,是變天前後,原本擁有獨裁者身份的馬哈迪並非處於守方,而是以集結與領導反對黨聯盟的挑戰者姿態,打破政權缺口,促成變天,這令馬哈迪重登相位後的處境遠比台灣、菲律賓、印尼的獨裁者輕鬆—他既無需要面對能夠動搖政權的外在政經衝擊,亦得到新的政治認受,不需面對巨大的體制內部挑戰壓力,馬哈迪因而能較自由行事。

問題是, 回顧馬哈迪在1981-2003年出任首相的往績,馬哈迪不單是「馬來人至上」方針的忠實支持者,且也是希盟所批評的國家局面—即「人民被各種充滿偏見的種族性言論困擾與恐嚇......領袖通過這種分而治之的手段,繼續掌控權力,奴役人民」—的重要奠基者。馬哈迪會否趁此機會重回舊日治國路線、甚至進 一步強化「馬來人至上」方針,屆時希盟成員與支持者會否樂見這種「新局面」,希盟政府內其他精英是否能夠阻止這個情況發生,這些問題都令反思變天意義變得更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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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AP/達志影像
2018年5月6日,希望聯盟支持者在選舉造勢晚會揮舞公正黨旗幟。

本章餘下部份會先簡單回顧台灣、印尼與菲律賓的民主化軌跡,以作為理解馬國變天的參照基礎,然後會回顧馬國國家構建的發展脈絡,並分析在此脈絡下,變天後馬國未來民主化 進程有何不明朗因素。

亞洲昔日「變天」案例—台灣、菲律賓與印尼民主進程

台灣、菲律賓與印尼三地的民主化歷史,都能以權力精英(power elite)角度書寫。例如,在2015年出版、有關東南亞民主化研究的專著Routledge Handbook of Southeast Asian Democratization,由日本學者Yuki Fukuoka所寫的一章 “Demystifying ‘People Power:an Elite Interpretation of ‘Democratization’ in Southeast Asia",便是依此權力精英 視角書寫菲律賓與印尼歷史。

Yuki Fukuoka甚至將兩國的「民主化」形容為確立新「世襲制」的政治轉型(transformation of neo-patrimonialism)。採用這種分析視角的主要目的,是為普遍輿論共有的「變天」浪漫化想像去魅化。被浪漫化的「變天」想像,假設「變天」受自下而上政治力量牽動,是「人民力量」的展現,舊有威權政體精英被迫交出權力,換句話說, 「變天」多被視為褒義詞。將「變天」概念去魅化,目的是為 正視現實政治之複雜,如此我們才能更全面地審視馬國變天後的政治發展。

案例一:台灣

台灣例子清楚顯示,政權如何透過改變在地族群意識從 而建立與發展威權管治,民主化進程又如何涉及族群重組。二戰後、1940年代末,國民黨政府在中共內戰中失利,於是逐步計劃將政府遷台。為確保在台政權穩定,國民政府積極剷除 台灣原有的本土意識。當時台灣的本土意識深受日殖社會文化 影響,故此當時國民在台政府的「去日親中」國族意識觸發台灣本土的不滿,國民政府進而被視為「境外政權」。在此背景 下,國民政府吏治敗壞、強行執法,引發「二二八事件」—有學者將事件形容為「台灣民族主義的歷史起源」。

1947年二月底傍晚,台北有位賣私菸婦人,被台灣省公賣局職員毆打, 民眾不滿,因而與政府人員發生衝突,過程中有民眾中流彈死 亡。翌日,憤怒民眾到行政長官公署抗議,衛兵開槍,民眾再 有死傷,台北繼而進入暴動狀態,街頭「外省人」被怒民毆打,民眾甚至佔據台北市新公園(今二二八紀念公園)裡的台北廣播電台(今二二八紀念館),號召全島起義。其後國民政府的威權管治手腕,開展了「白色恐怖」警察國家政治,這種威權統治狀態一直維持到1980年代。

從1940年代末起,國民政府努力建構的台灣意識,是台 灣為「收復中國大陸」的「復興基地」,台中屬命運共同體, 受日殖影響的本省人因此必須被「中國化」。反抗國民政府將台灣「中國化」的本土運動者,多以日殖遺產鞏固本土意識, 日本繼而成為台灣獨立運動與論述的蘊釀地,例如在1956年,「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成立於日本東京,不少重要的台獨論述著作,亦以日文出版,這包括廖文毅的《台灣民本主義》 (1957年)、王育德的《台灣:苦悶的歷史》(1960年)、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1962年)。

國民政府透過至少兩種方式將台灣「中國化」、封閉政權,從而確立威權管治。第一,政府以中國局勢為由,宣佈台灣進入緊急狀態,以收緊政權權力。1954年,國民大會在台 北召開第一屆第二次大會,決議中華民國憲法中《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繼續生效。這條條款以國家處於「內戰勢態」、 需總動員為由,賦予總統緊急權力。與此同時,「動員戡亂時期」亦成為不需改選國會民意代表的理由,「萬年國會」因而誕生。換言之,官方強調的台中命運共同體意識,目的就是為 斷絕「本省人」的政治上流機會,以確立「外省人」勢力的專 權領導地位;第二,政府推行台灣「中國化」文化構建工作。 當時國民政府容許的「國語」教科書,以國民黨領導者與非左翼中國作家文章為主,台灣作家的作品只佔極少數。

到了七十年代,地緣政治局勢出現巨變,中美建交,台灣被逐出聯合國、國際地位驟降,國民政府視台灣為「收復中國大陸」的「復興基地」的政治論述再也無法為政權提供足夠認受性,加上受到美國壓力,當時台灣威權體制領袖蔣經國因而需要改變管治路線,主動淡化台中共同體這個官方構建的國族意識,台灣意識自此改以本土而非中國大陸為本位。這場官方推動的政治本土化運動,有幾個重要影響:

第一,威權體制內的本土力量開始擴大,有更多本省人能夠進入政治體制,本省 人李登輝也是受蔣經國提拔而升任為副總統;

第二,官方重視 台灣本土的「文化建設」,承傳台灣古蹟風俗的政治價值開始 高於「中華文化復興運動」;

第三,政府為執政黨之外的黨外 政治發展提供了政治空間。縱然在1970末至1980年代,國民政 府仍以暴力手段拑制社會(1980年代初林義雄被滅門、陳文成被殺等都是例子),但當民進黨突然成立於1986年9月,蔣經國也沒有刻意動用權力取締這個新政黨。況且研究台灣政治史的日本學者若林正丈指出,政府在此時期的政治暴力行為,是體制內鷹派趁蔣經國患病乘機行事的結果。

蔣經國在1988年去世後,本省人李登輝接任成為台灣總統,「中華民國台灣化」的民主化故事因而正式展開。台灣民主化過程之中的一個重要變化,是族群重組。原受強調台中命運共同體的國民政府擠壓的台灣原住民,他們的政治待遇問題漸得到重視。1945年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頒佈的《台灣省人民回復原有姓名辦法》規定,原住民「如無原姓名可回復或原有名字不妥時,得參照中國姓名自定姓名」,這即是說,在國民政府力推台灣「中國化」之時,原住民承受改用漢化名字的壓力。到了1993年,民進黨發表的「族群及文化政策」白皮書, 對台灣民主化時期的本土族群重組理念,有相當清晰的論述: 「台灣非由單一『中華民族—中國人』構成。在各族群平等融 合的認識下,現在台灣至少有原住民族各族、閩南人(福佬 人)、客家人與『外省人』存在。彼等共同構成『台灣人』主體,現正進行融合。彼等間無所謂高低、中心邊緣之別,或主流與地方之別,更不應有『省藉問題』」。

案例二:菲律賓

在1986年發生於菲律賓首都的「人民力量革命」(People Power Revolution),是菲律賓民主化進程的重要一頁。但嚴格地說,這場革命其實不是人民力量的展現,而是不滿獨裁者馬可仕(Ferdinand Emmanuel Edralin Marcos)的寡頭政治精英的背後操盤成果。

1972年,為鎮壓共產勢力與國內分離主義力量,馬可仕宣佈戒嚴,實行獨裁統治。其後馬可仕政府透過輸送利益,壯大自己的親信圈,部份寡頭政治精英因而受排擠。馬可仕的獨裁統治,逐漸引發寡頭政治精英反心,背後原因至少有兩個: 第一,國家經濟於1970年代末走下坡,且於1980年代經濟危機中,政府應對親疏有別,這損害受排擠的寡頭政治精英的利益;第二,1983年,艾奎諾夫人(Maria Corazon "Cory" Cojuangco Aquino)的丈夫艾奎諾二世(Benigno Simeon "Ninoy" Aquino, Jr.)在馬尼拉機場遇剌,這加強了寡頭政治精英的離心。艾奎諾二世曾當選為參議員、領導反馬可仕腐敗與獨裁運動。1970年代,艾奎諾二世因有意競選總統之位、成為馬可仕政敵而被捕。到了1980年,艾奎諾二世與夫人逃亡到美國紐約。1983年,馬可仕被迫重新容許反對派活動,亞基諾二世因而回國。一般分析都認為,艾奎諾二世遇剌,很可能是馬可仕所為。

Philippine President Corazon Aquino at White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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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拉蓉.艾奎諾(Corazon Aquino),菲律賓第十一任總統,亦是菲律賓及亞洲首位女總統

1986年,菲國舉行總統選舉,艾奎諾夫人被推舉出選挑戰馬可仕。艾奎諾夫人聯合天主教與軍方領袖,令「人民力量革命」莊大,最後成功逼使馬可仕接受美國列根政府勸說逃亡到夏威夷,艾奎諾夫人繼而成為菲律賓乃至亞洲首位民選女總統。在這場「人民力量革命」背後,寡頭政治精英提供的助力不應被忽視,他們的重要行動包括:

第一,拉攏作為菲律賓 主要宗教天主教與美國勢力的支持;

第二,贊助發展包括全 國公民自由選舉運動(National Citizens' Movement for Free Elections, NAMFREL)在內的民間反對組織。於「人民力量革 命」之中,全國公民自由選舉運動角色極為重要;

第三,曾被 視為馬可仕接班人的國防部長恩里萊(Juan Ponce Enrile), 是令軍方響應「人民力量革命」的關鍵角色。恩里萊受馬可仕排擠,恩里萊手下軍官為此感到不滿,因而開展「菲律賓軍隊改革運動」(Reform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Philippines Movement)、計劃發動政變。

採用權力精英分析視角的日本學者Yuki Fukuoka總結說, 沒有寡頭政治精英積極策動反馬可仕運動,「人民力量革命」 就不會成功,原因是「人民力量革命」欠缺組織,本身對大局 影響有限,而且若然當時寡頭政治精英仍然支持馬可仕的話, 「人民力量革命」很可能會預演1989年6月 4 日中國天安門鎮壓 事件。

案例三:印尼

1998年印尼歷經亞洲金融風暴,統治印尼長達三十多年的獨裁者蘇哈托被迫下台。與菲律賓「人民力量革命」一樣, 蘇哈托下台,同樣離不開權力精英內部分裂此一因素。蘇哈托獨裁治國之時,建立了從業集團黨(GOLKAR)黨國政體, 體制內重要位置都由蘇哈托親信出任,受排擠的政治精英因而 不滿。哈比比(Bacharuddin Jusuf Habibe)是其中一位處於邊緣的精英,他領導的「印尼穆斯林知識分子協會」(Ikatan Cendekiawan Muslim se-Indonesia, Indonesian Association of Muslim Intellectuals, ICMI)代表中產伊斯蘭信徒,這個組織與蘇哈托家族關係緊張。

亞洲金融風暴令印尼國家經濟急轉直下,致使群情洶湧。 當時有資本家建議印尼重要伊斯蘭組織領袖複製菲律賓「人民力量革命」模式,利用民粹訴求策動民間反動力量,以推倒舊 有獨裁者政權。於此形勢當中,「印尼穆斯林知識分子協會」 切割與政府關係,甚至加入聲討政府行列。最後蘇哈托在1998 年下台,哈比比繼位成為第三任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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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哈托是印尼自1945年獨立後第二任總統,他在1968年正式繼任之後開啟了長達32年的獨裁統治。1998年5月,印尼反政府示威遊行,在蘇哈托的反華操作下,轉變成為大規模的反華暴動,大量的華人在暴動中喪生,這場暴動被稱作「黑色五月」此事件後,蘇哈托也因此下台結束獨裁統治。圖為1998年5月21日,街頭的報紙小販高舞著晚報的頭條-蘇哈托宣布辭職的照片。

縱然印尼民主化進程在蘇哈托下台後得以展開,但在頗長時間內,舊有政治精英仍有巨大政治影響力。例如,在印尼民主化初期的1999年選舉,蘇哈托時代的政黨—包括與他關係密切的從業集團黨,共取得七成議席,所得票數也近七成。舊有政治精英壟斷選舉,獨立候選人難以參選。直到2000年代,選舉規例仍然不利新興細黨發展、只對大黨有利,這變相鞏固了舊有政治精英在總統選舉中的「造王」能力。到了2014年,這個局面才被打破。佐科(Joko Widodo,亦翻作:佐科威)成功當選為總統,極具象徵意義,因為佐科是首位不倚重舊有政治精英裙帶關係而勝選的新總統。不過,佐科上任後,仍需爭取舊有政治精英勢力的支持。

佐科的政治崛起,亦意味印尼民主化時期族群重組進程之展開。佐科提攜華人副手鍾萬學(Basuki Tjahaja Purnama) 是值得參考的案例。2014年,《紐約時報》曾報導說,「鍾萬學的崛起,標誌著華裔政治人士自印尼於1999年向民主制度過渡以來所取得的成就」。2005年,鍾萬學首次參選,他勝選的地 方,是穆斯林選民佔93%的蘇門答臘勿裡洞島選區。在2012年雅加達省長競選中,鍾萬學擔任佐科副手。佐科政敵曾曾以鐘萬學的華人與基督徒身份借題發揮,發動政治攻勢,但按雅加達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專家分析,這類攻擊效果有限。2014 年,佐科勝選總統後,鍾萬學接任成為首位華人雅加達省長。 雖然在2016年,鍾萬學被指褻瀆穆斯林宗教,並觸發十萬穆斯林上街示威,但政治學者Jamie S. Davidson在2018年出版的Indonesia:Twenty Years of Democracy指出了一點:示威最後 沒有重演印尼1999年暴力反華浪潮,已是印尼民主化時期族群重組進程的重要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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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總統佐科威恭喜鍾萬學擔任雅加達省長,照片攝於2014年。

重登相位的馬哈迪,此前曾任首相二十多年,是鞏固「馬來人至上」威權體制的重要推手。在2018年大選,馬哈迪破天荒地與反對黨聯盟結盟,且羸得選舉,得到新的認受,重掌國家權力。此時再度掌權的馬哈迪,既不像當年台灣蔣經國面對迫切外來地緣政治壓力、需啟動民主化重組族群以維護政權, 亦不像菲律賓與印尼長期掌政的獨政者,需要面對威權政體內政治精英分裂的壓力繼而下台。大選後,馬哈迪固然屢屢表現他對重返昔日掌政時高舉「馬來人至上」的國家構建路線的意願,但其他希盟成員亦不見得有阻擋此一國家發展趨向的意志與能力,希盟政府不免在「巫統化」

從民眾角度看,這種近乎於舊酒新瓶式的「變天」,是否能被稱為「進步」,是否利多於弊,是否終能令馬國步上台灣與印尼的族群重組民主化道路,都是馬國變天案例留下、值得深思的問題。

延伸閱讀:

書籍介紹

變天之後:馬來西亞民主進程的懸念,季風帶文化有限公司

馬來西亞的民主進程與國家共同體建構路徑有何關係? 馬來西亞歷史性地出現首次政黨輪替後,國家未來民主路有何暗湧? 我們能如何比較馬來西亞變天與台灣﹑印尼﹑菲律賓等東亞與東南亞民主化經驗?

本書十四篇評論文章的作者,來自馬來西亞﹑新加坡﹑台灣與香港,當中有學者﹑資深傳媒人﹑醫生等,各有不同背景。亦因為作者背景不同,這本評論集的書寫特色,是較能以宏觀與比較視野,冷靜檢視2018年變天對馬來西亞乃至亞洲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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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吳象元
核稿編輯:李牧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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