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王權的誕生》導讀:《冰與火之歌》的「異族」,野蠻與文明的偏見

《草原王權的誕生》導讀:《冰與火之歌》的「異族」,野蠻與文明的偏見
圖片來源:劇集《權力遊戲》截圖(imdb)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斯基泰或匈奴或許已是遙遠的過去,但對不同文化的歧視則是永遠的現代進行式。

HBO影集《冰與火之歌:權力遊戲》(Game of Thrones)即將於2019年4月迎來了最後一季。從影劇史的角度,這部長達八季,改變自同名奇幻文學的影集,或許是值得研究者日後大書特書的現象。除了大量運用性愛和暴力場景,以及不吝賜死主要角色,引發話題之外,影集和小說之間的合作關係,對劇情帶來的影響也值得玩味。作為一部史詩式的長篇小說,在作者George R. R. Martin的預定中共分七部,影集上映前僅完成了一半,影集的成功並未成為寫作的助力,一年一季的快速節奏,全球性的矚目,反而不斷推遲了寫作計畫。在欠缺完整小說作為情節支撐,結果精巧而嚴謹的劇情逐漸崩解,逐漸走向一般影集的平庸甚至凌亂,雖然隨著知名度的擴展,收視率維持穩定的成長,死忠鐵粉對結局殷殷期盼的熱度始終未退,但這轟動一時的影集,多少已走向了爛尾。

不以結果論成敗,《冰與火之歌:權力遊戲》在這八年的過程,仍留下了光輝燦爛的一頁,無論角色或情節,都已成為美國流行文化的重要部分。在眾多角色中,由英國女演員Emilia Clarke所飾演,在劇中被稱為「卡麗熙」的「龍后」Daenerys Targaryen,她從近乎被買賣給蠻族「馬王」卓戈的「和親」,到一路成為乘駕飛龍,統禦大軍的女王,是全劇最重要的軸線。如同所有成功的奇幻創作,《冰與火之歌》大量參考、挪用了歷史或史詩中的場景,從沙漠荒原中率領著遊牧民族崛起,進而威脅到文明大國的龍后,處處可見對於內亞草原遊牧民的借用,符合人們既有的刻板想像。

說到底,作為定居型農業文明的後裔,對於這些騎馬遊牧民的直覺印象就是野蠻和暴力,是被夾在中國和歐洲兩大悠久文明之間「茹毛飲血」的野人,從來不是世界史的主角,只是三不五時浮現歷史舞台的秩序破壞者,最終還是會被文明大國給同化,就像《冰與火之歌》中的異族,還是得依賴來自七大王國的外來領導,才足以成為威脅的力量。

林俊雄教授所著《草原王權的誕生:斯基泰與匈奴,早期遊牧國家的文明》,提供了另一種思維和理解的方式,挑戰了傳統生成於農業文明的歷史論述,反應著日本學界長期對內亞騎馬遊牧民的關切,補足了華語學界的盲點和不足。

光是在破題的定義上,區分「騎馬民族」和「騎馬遊牧民」兩個概念間的區別,就顯示了在這課題上日本學界思索的深度。前者來自東京大學名譽教授江上波夫的「騎馬民族征服王朝說」,將「騎馬民族」界定為「以騎馬遊牧民為代表、形成複合國家的群體」,並認為日本大和政權即天皇家政權,並非日本原生,而是出身中國大陸的征服者,跨海所建立。

先不論這樣的假說當時所具有的時代意義,以及所受到的嚴正批判和推翻,作者對於「民族」的用法,深感不安,如他所指出,民族一詞在史學上一旦和國家或政權結合使用,便會導向近代民族國家的概念,甚至是回溯式的固化應用,「現代的政治領導人,在將自己的國民講成是一種宛若自古以來便已持續存在的實體時,也經常使用民族這個詞彙」。一旦採用「騎馬民族」,就很容易受到現有框架所影響,產生「以今度古」的偏差。所以傾向單純的「騎馬遊牧民」,以「民」來代稱「人類的集體」,「遊牧」作為生活型態的普遍描述,以「騎馬」突顯他們在世界史上的特殊性,並非所有的遊牧民都會騎馬,騎馬使得他們能大規模的遷徙,並擁有和農耕文明抗衡的軍事力量。

0600(圖修邊)
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出版
張騫出使西域圖:在敦煌莫高窟第323窟北壁上的「張騫出使西域圖」,唐代初期(西元618年到714年)繪製。

通觀全書,可以明顯發現,以斯基泰和匈奴為對象,作者努力的和既有的歷史論述對抗,使用大量的考古遺址,一方面體現了日本史學界對於內亞研究,綜合考古學、歷史學、人類學等等不同學門的跨學科取徑,以及歷史研究者一定要赴實地考察、蹲點的養成訓練外;另一方面,也正說明從文獻出去理解騎馬遊牧民生活樣貌的侷限,這些精美的工藝結晶,說明著斯基泰和匈奴並非一群野蠻人的集合,他們有自己的信仰和行政系統,也有著獨特的審美觀和世界觀。更重要的,藉由流動的特性,騎馬遊牧民成為文明和文明之間的傳遞者,對定著的農業文明帶來了大小不一的衝擊和改變。

在考古資料之外,作者也試著和希羅多德、司馬遷所留下的文字紀錄進行對話與辯證,試圖去篩濾掉兩人紀錄中,從自身文明出發的主觀雜訊,在殘存的支字片語之中,拼湊出斯基泰和匈奴的面貌。在層層的推敲下,除了再度表明作為集體,斯基泰和匈奴有其不下希臘和中國的秩序和文化系統,也間接證明了這一西一中的歷史紀載,有著太多片面曲解的描繪,處處充斥著歐洲文明和中華文明,對內亞遊牧民「上對下」的歧視,將不同的生活型態或各自文化的獨特性,直接解釋成文明進程的高下,忽視著在無數次交手和談判的過程中,對手所展現的合理甚或優越。希羅多德和司馬遷都各自被視為西方、東方史學的起點,換言之,在文字所記載的歷史之中,在一開始即有著對騎馬遊牧民「非我族類」的歧視。

斯基泰和匈奴都已經在歷史的舞台上消失,然而那歧視的邏輯,卻根植於人性之中,不斷延續。一次又一次,對和我們不同生活型態的人們,做出進步和落後、文明和野蠻的論斷,並由勝利或強勢的一方,將這些偏見寫入歷史紀錄。

斯基泰或匈奴或許已是遙遠的過去,但對不同文化的歧視則是永遠的現代進行式。

別的不說,前述流行文化對遊牧民的挪用,偏見和歧視反覆的再現。當我們談起遊牧,不是認為這樣的生活型態和文化類型,早已或即將要從世界上消失,無視或不願相信,此時此刻,在世界的某一角落,有一群人仍這樣自給自足的活著,他們接受科技,但從來沒有放棄自由,和農業文明所妥協。尤有甚者,作者於全書最末所描繪的遊牧民當前的生活樣貌,根本就是當代都市文明常見,回歸自然的心靈訴求。

「在中央歐亞的草原和高原,想必遊牧民今後也將會堅韌地生存下去。」比起資本主義下自以為進步、高人一等,卻時常陷入不快樂的人們,也許該試著揮去文字歷史的長久下來積累,將會發現答案其實一直都在那裡等待。

相關文章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草原王權的誕生:斯基泰與匈奴,早期遊牧國家的文明》,八旗文化出版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

作者:林俊雄(はやし としお)
譯者:陳心慧

匈人是匈奴人嗎?匈奴人和斯基泰人又有什麼關係?
漢王朝如何被迫和親匈奴?它的復仇戰爭成功了嗎?
探尋中央歐亞草原的騎馬遊牧民——「斯基泰」與「匈奴」在世界史被忽略的意義!

騎馬遊牧民是野蠻和破壞的化身、而與文明無緣嗎?
這不過是留下文字記錄的定居農耕社會單方面的看法!

鼎盛期的波斯帝國也無法征服的部族集團——「斯基泰」;與漢皇帝具有對等軍事戰鬥力的遊牧民族——「匈奴」。他們跨越了「東方」與「西方」地理分界,串聯起整個歐亞大陸。

「斯基泰」是目前所知最古老的遊牧民族,約在西元前八至前七世紀的時候登上歷史舞台。而「匈奴」確切在歷史上出現,則是西元前三世紀的時候。雖然兩者的存在時間有落差,且看似一個存在於西洋史、一個存在於中國史,然而從考古挖掘的資料可以發現,兩者文化上非常的相似,屬於同一系統。同樣身為馳騁在草原之上的霸主,「斯基泰」與「匈奴」是同一群人嗎?他們又各自如何影響東西方的歷史呢?

本書首次把橫亙東西方的騎馬遊牧民合併而寫,探尋古代草原世界的王權形成和它們的文化,藉此思考遊牧民在世界史中的積極角色。在這套「興亡的世界史」中,有三本書的主角是騎馬遊牧民(另外兩本是第六卷的《絲路、遊牧民與唐帝國》和第十卷的《蒙古帝國及其漫長遺緒》),這種非常罕見的設計,反應了學界重新評價騎馬遊牧民在世界史上所扮演的角色。

《草原王權的誕生》能夠帶給台灣讀者什麼啟示?

台灣是海洋島嶼國家,和中央歐亞的騎馬遊牧民國家的地理環境迥然不同。然而本書讓我們懂得,拋棄傳統中華思想中的華夷之辯,不再認為遊牧民族是野蠻和落後的化身,而理解到「文明」擁有不同的形態,遊牧民有自己的文明,擅長吸收和融合別的文化,更加尊重多元文化和價值,更具有國際性。

本書啟示:遊牧國家的多樣性和海島貿易國家的多樣性,都是以貿易為前提而遵重不同的價值。以本書結語中提出的「可薩」這個遊牧國家為例,近代西方史學家也驚詫於它除了擁有強大的貿易和軍事力量,首都裡竟然有七位裁判官,負責不同信仰之商人的法律仲裁。這就是台灣作為商貿國家可以從騎馬遊牧民社會中學習之處。

來自日本講談社的全球史鉅獻

《草原王權的誕生:斯基泰與匈奴,早期遊牧國家的文明》屬於日本講談社紀念創業一百週年,所出版的「興亡的世界史」套書第3卷。這套書的出版是希望跳脫出既定的西歐中心史觀和中國中心史觀,用更大跨距的歷史之流,尋找歷史的內在動能,思考世界史的興衰。八旗文化引進這套世界史的目的,是本著台灣史就是世界史的概念,從東亞的視角思考自身在世界史中的位置和意義。

getImage
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