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辶反田野》：蜻蜓和泰雅文化有什麼關係呢？

文：邱韻芳

「發展計畫」中的人類學家

二○○五年，原民會配合行政院「台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推行「原住民部落永續發展計畫」，歷經「重點部落」、「示範部落」、「永續部落」與「活力部落」等名稱的更迭，在同樣的計畫精神與脈絡下執行至今已邁過十年的門檻，可以說是原民會推動的補助計畫中壽命最長的一個。

二○○九年，有多年部落經驗的埔里在地NGO組織「台灣原住民族學院促進會」（簡稱「原促會」）首次承接重點部落計畫的全國專管中心與北區輔導團隊工作，邀請我擔任期中／末評鑑委員。而後幾年，隨著與原促會關係日深以及自身的積極投入，參與的面向越來越廣。因為加入這個計畫，我才對於當代台灣的「部落發展」現象和相關政策有了比較具體的了解，也開始思索在這樣的發展計畫中，作為一個人類學家能夠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並試圖從「發展人類學」的相關文獻與研究中尋找啟發。

然而，當龜毛的人類學家踏入講求效率和成果的發展計畫，究竟能有多少施展身手和專業武功祕笈的空間？和不同領域專家一起進行團隊工作時，又會產生哪些問題？以我自己參與原民會部落營造計畫的經驗來說，剛開始加入時，我一方面相當倚賴原促會有關部落產業的專業與經驗，從中獲益許多；但另一方面，他們在執行計畫時與部落互動的方式卻又令我感到困擾。每當有機會進入一個陌生的部落時，愛透過聊天來建立關係和理解環境的人類學家習性，總會讓我很想和族人多相處一會兒，吃吃喝喝，最好還能住個一晚。但因為計畫有時間的壓力、經費預算相當吃緊，加上不同的學科訓練，原促會的工作方式常常是開幾個鐘頭的山路到部落，一坐下就開門見山地談計畫談工作，談完便離開趕往下一站。

如此蜻蜓點水式的逗留，實在很難與族人建立關係，或對各部落執行計畫的狀況有較多的了解；尤其我有教職在身，無法全程參與這個計畫，更增加了想要深入接觸的難度。既然無法改變上述的結構條件，我於是決定跨出原本被賦予的責任，盡可能地撥出時間自告奮勇參與活力計畫的各個不同環節，例如訪視、培訓工作坊、期中交流、工作會議、全國成果展等，以此來累積相關的了解與建立人脈。另一方面，原促會工作人員在和部落族人或相關的專家、顧問討論計畫時，我一定專心聆聽，並會利用遙遠的車程多和他們聊聊計畫內容、部落的基本背景與執行狀況，同時詢問相關的行政細節。

從評鑑委員、陪伴顧問，最後變身為活力部落北區輔導團隊計畫主持人，透過這些年來一點一滴的參與和累積，我漸漸能較為全貌地理解當代原住民部落所面臨的一些發展契機與困境，以及中央與地方機關在政策實踐過程中各自扮演的角色，並且進一步跨出這個計畫之外，抓住每一段短短旅程中所遇到的機會和資訊，去參與我感興趣的活動，同時逐步建立相關的人際網絡。

這就是為何大家總在臉書上看到我到處趴趴走，出現在這麼多部落的原因。儘管大部分時候只是短暫停留，但走過越多部落，我越深刻體認到台灣原住民社會的豐富多元而不敢聲稱自己很懂原住民。部落有著如此多樣性的原因不僅僅是因著「族」的差異，還源於被地理環境、周遭互動族群、歷史過程等種種複雜交錯的力量所形塑。二○一二年八月，我在朋友引介下，隨著幾位魯凱族人坐上流籠，進到屏東霧台鄉Labuwan部落。當時八八風災已經過了三年，此地早被專家評估為安全區域，卻因政府一直未重建跨越隘寮溪的橋樑，以致族人若想回家只能仰賴自製的簡易流籠。

永遠記得進到Labuwan看見田地上長著如此多樣的傳統作物時，心中的驚訝與激動。過往的部落經驗讓我以為如此景象是早已消逝的美好文化與傳統，事實卻非如此；而眼前豐饒的景象也讓我頓時理解，為何Labuwan的魯凱族人不願遵循政府的災後重建政策，放棄部落的家，搬到山下的永久屋。

然而，驚豔於台灣原住民文化多樣豐富的同時，這些年走進不同部落映入眼簾的，卻又常常是入口意象、花台、故事牆等各種類似的設置，內容也往往不外乎是狩獵、織布、穀倉、瞭望台，或穿著族服的巨大人形塑像。這些原本意欲用來表徵自我族群特性的「不一樣」，卻變得越來越「一樣」，尤其在經過各種類似「活力部落」這樣以「文化」或「產業」為主軸的政府計畫大力塑模之後。

「觀光客／評鑑委員的凝視」和「計畫評鑑的指標」逐漸內化，進而形塑了許多族人們對於「部落應該是什麼模樣」，以及「XX族必須擁有哪些文化」的標準想像。「我們這裡看起來不像原住民的部落」或「我們部落沒有文化」成為不少族人對自己部落的負面評價，於是乎，努力去證明自己的家園符合外人眼中的「原住民部落」意象，常常弔詭地成了部落發展計畫最首要的目標。

我開始思索身為一個人類學家在這樣的發展計畫中能夠扮演的角色。究竟何謂「傳統」？何謂「文化」？在當代的情境裡「復振文化」或「延續傳統」到底又意味著什麼？在參與活力部落計畫的過程中，我看到政府單位的「操作定義」、族人的認知、學者與評鑑委員的想像，環繞著這些關鍵詞彙相互競逐、妥協或複製。拆解這些糾葛線團的同時，我努力讓自己有能力成為不同領域之間的「文化轉譯者」，同時也嘗試在體制中提出質疑、做一些翻轉，或修正自己原有的想法。

二○一二到二○一三年擔任嘎色鬧部落陪伴顧問期間，就讓我體驗了一場意料之外的「文化」震撼。

不一樣的部落意象與故事牆

位於桃園復興區的嘎色鬧在行政區域上屬於奎輝村的七至九鄰。奎輝村共有五個部落——枕頭山、下奎輝、中奎輝、上奎輝及嘎色鬧，其中地處最深山的嘎色鬧是唯一經過奎輝村主要道路時看不到的聚落，海拔七百到八百公尺之間，群山環繞、多雲多霧，因位於最角落之處，就連同為復興區的泰雅族人，也未必知道有嘎色鬧這個部落。

在活力部落計畫的人員配置中有兩個最基本的職位，分別是計畫主持人與部落營造員，而後者的角色又比前者更為關鍵。營造員是計畫中唯一領專任薪資的職位，對外必須面對原民會、縣政府，和輔導團隊，處理非常多且繁瑣的文書與行政事務，對內則必須協調不同立場、觀點的族人與各個組織，是非常辛苦且需要耐心與毅力的職務。相對於專職的營造員，計畫主持人的參與程度則相當有彈性，有些甚至只是掛名而已。嘎色鬧的哈告牧師是少見的非常投入的計畫主持人，他和營造員星美是我在活力計畫中所見過互相搭配最好的工作伙伴。

二○一二年八月，我到嘎色鬧做每個月例行的活力部落訪視，星美和牧師談起下一年度所要提的計畫內容：

「老師，明年營造民族環境部分，我們想要以蜻蜓作嘎色鬧的部落意象。」

「蜻蜓？為什麼是蜻蜓？」我的腦海立刻出現許多問號。

「因為我們部落有很多種不同的蜻蜓。」

「就只是這樣？」我繼續追問，「可是，蜻蜓和泰雅文化有什麼關係呢？」

牧師和星美一時也無法解答我的困惑，於是我請他們透過部落會議再和族人討論看看有沒有其他更好的選擇。此外，計畫內容中還有一個項目是想請一位近年來知名度頗高的年輕泰雅畫家在部落入口處繪製故事牆。我沉默了一會兒，忍不住又說出心中不同的想法：「我看過那個畫家的畫，挺好的，真的，可是……你們要不要考慮自己動手畫？」

我的擔憂其來有自。前幾年，曾有一個我陪伴輔導的泰雅部落聘請這位年輕畫家繪製故事牆，成品美雖美矣，但我總覺得他的個人風格太強，以致畫出的作品和部落生活有一種距離感，感覺那面故事牆仍舊是屬於畫家本人，而非在此生活的族人。再者，我也擔心會有越來越多的泰雅部落邀請這畫家來「負責」部落民族環境的營造，到時，豈不又是一場看起來都「一樣美」且「一樣泰雅」的惡夢？

一個月過後，牧師和星美告訴我部落會議的討論結果。故事牆的部分採納了我的建議，不假他人之手，由族人組成工班，自己討論、繪製和施作；至於部落意象，還是決定用蜻蜓。這回牧師除了再次對我強調部落裡至少有七、八種以上的蜻蜓外，還提出了一個說法，就是族人認為可以用「蜻蜓點水」來比喻他們的祖先從原居地遷移到嘎色鬧部落的曲折歷程，途中經過幾個地點「產卵」都沒有成功，一直到抵達了有許多獵物足跡的嘎色鬧才定居下來。

雖然我心裡對於蜻蜓是否為合適的「部落意象」還是有些不確定，但部落會議的背書，加上以蜻蜓作為比喻來詮釋部落遷移歷程的說法暫時說服了我。不過，後續的發展充分證明了「蜻蜓」的確是一個可以凝聚嘎色鬧族人的有力象徵。工班和隨機加入的族人們熱列地討論該用什麼材質、形式，然後一起動手施作，最後完成了十來個色彩繽紛的蜻蜓裝置意象，以及三支巨大的體驗管蜻蜓。

蜻蜓意象的製作，意外地成為這個小小部落裡的吸睛事件，也讓一些原本不清楚或是未參與活力部落計畫的族人加入了討論，甚至實際動手參與。此外，因為這些五顏六色的成品太討人喜歡，甚至有上部落的族人抗議，為什麼只有下部落有這些蜻蜓意象，他們也想要。星美解釋由於經費有限，加上需要土地同意書才能施作，因此只能先在進入部落的道路兩旁以及入口區域設置。商量後，上部落的族人決定自己解決經費與土地的相關問題，請工班也為上部落製作蜻蜓意象裝置。

故事牆的部分又是另一個引人入勝的過程。延續了之前製作蜻蜓意象的經驗與熱情，這次工班施作故事展板的步驟更加細膩，從討論主題、繪製草圖，到線雕、上色，最後把展板裝上牆面，雖然不是很專業，甚至最後的成品還留著錯誤塗抹的痕跡，但卻非常樸實動人，且從材質到內容都是獨一無二的嘎色鬧風味。工班總共協力完成了八個故事展板，每個展板都代表了一個他們討論後想要表達的重要主題，再利用羅馬拼音的族語和簡單的圖像來表達。第一幅就是用「蜻蜓」意象描繪族人從原居地一路找尋適合居住的家園，最後來到了獵物豐饒的嘎色鬧定居之「部落遷徙圖」。另一個讓我印象深刻的主題則是「sbayux」（換工），下方三個子圖繪出了過去族人最主要的換工場景：「kbalay ngsal」（蓋房子）、「muhi pagay」（種稻），以及「mnayang」（燒墾）。

期中評鑑當天，我聽著牧師向評鑑委員一一述說這些不同故事展板所要表達的意涵，以及製作過程中族人的相關討論，深深感受到這些展板不僅僅只是為了要讓外來的訪客藉此了解「嘎色鬧」的媒介，更重要的是，它是族人合力創造出來的作品，刻畫著他們共同擁有的文化與記憶。

一個月後，我再度到嘎色鬧做例行訪視時，特地多留了一天。當晚和哈告牧師以及他的弟弟達告閒聊時，我才知道，原來蜻蜓除了生態與作為遷徙象徵的意義，更讓他們念念不忘的是，牠是這些和我年齡相仿的中生代嘎色鬧族人共同的兒時記憶。兩兄弟神采飛揚地向我敘述他們小時候如何比賽抓蜻蜓，如何在其尾巴綁一條線「溜」蜻蜓。「蜻蜓是我們的童玩。」他們異口同聲地說。然後，從蜻蜓又聊到他們孩提時的「狩獵」。達告說，嘎色鬧的國小分校對面那塊地過去種水稻，後來休耕長滿了芒草，就成為孩子們的遊樂園，以及抓竹雞、老鼠、伯勞鳥的狩獵場。他們可以在下課十分鐘從教室衝出來放陷阱，再在下一次下課時跑出來檢查有沒有抓到小動物，有些老師還會用便當和孩子們交換獵物。

我聽得目瞪口呆，望著那塊如今種了火龍果的果園，實在很難想像這是他們口中的「狩獵場」。我突然理解，原來蜻蜓也不只是蜻蜓，而是與族人記憶中熟悉且難忘的部落環境與身體經驗深深鑲嵌在一起的。在選擇「部落意象」時，嘎色鬧的族人沒有被一般刻板印象的「族群」文化所綁架，而是找到了「蜻蜓」——這個他們有著共同記憶因此可以投注情感與意義的物——作為代表部落的象徵，並且在將其轉化為具體部落意象的過程中，透過共同的討論與行動，賦予「蜻蜓」這個原本可能日漸從記憶中被淡忘的「物」新的詮釋與意義，使其成為連結嘎色鬧過去與現在的重要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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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辶反田野：人類學異托邦故事集》，左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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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趙恩潔、蔡晏霖、郭佩宜、呂欣怡、容邵武、方怡潔、羅素玫、李宜澤、邱韻芳、陳如珍、趙恩潔、蔡晏霖

「田野」不只是一種研究工具。
「田野」更是不確定年代的處世技藝！

田野是什麼？「田野」一直在改變。

今日，在許多意想不到的空間，越來越多人在「做田野」。不論是在紐約華爾街、西方與非西方的科學實驗室、世界各地的電子工廠、醫院診所、瀕臨絕種的紅毛猩猩棲地、「第二人生」的線上虛擬遊戲，甚至是殘酷的戰場邊緣。有越來越多領域伸臂擁抱「田野」，期待「田野」能帶來更正確的市場評估、更精準的受眾認識，協助解決更多社會問題。在這個全球化的年代，不只強調演算法的大數據夯；與大數據精神完全相反，強調「純手工、親體驗」的田野工作，也正夯。

反觀已經強調「田野工作」一百年的人類學者，卻丟出了一個個對「田野」的疑惑。什麼是田野的典範？傳統田野強調的長期浸淫，在今日高度破碎化的社會中還有什麼意義？對田野又愛又恨的人類學者，在田野裡沮喪受傷，卻依然痴心不悔，只因為田野帶她／他們在最不可能的地方遇見愛。

《辶反田野：人類學異托邦故事集》是一本非典型卻讓人大開眼界、回味無窮的田野故事集。書裡不會給你「什麼是田野」的定義，或「如何做田野」的SOP，但會娓娓道來田野工作者如何與國家機器、綠能、小農、原運、社運、移工、科學家，乃至動物植物真心地相遇。

Photo Credit:左岸文化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