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辶反田野》：蜻蜓和泰雅文化有什麼關係呢？

文：邱韻芳

「發展計畫」中的人類學家

二○○五年，原民會配合行政院「台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推行「原住民部落永續發展計畫」，歷經「重點部落」、「示範部落」、「永續部落」與「活力部落」等名稱的更迭，在同樣的計畫精神與脈絡下執行至今已邁過十年的門檻，可以說是原民會推動的補助計畫中壽命最長的一個。

二○○九年，有多年部落經驗的埔里在地NGO組織「台灣原住民族學院促進會」（簡稱「原促會」）首次承接重點部落計畫的全國專管中心與北區輔導團隊工作，邀請我擔任期中／末評鑑委員。而後幾年，隨著與原促會關係日深以及自身的積極投入，參與的面向越來越廣。因為加入這個計畫，我才對於當代台灣的「部落發展」現象和相關政策有了比較具體的了解，也開始思索在這樣的發展計畫中，作為一個人類學家能夠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並試圖從「發展人類學」的相關文獻與研究中尋找啟發。

然而，當龜毛的人類學家踏入講求效率和成果的發展計畫，究竟能有多少施展身手和專業武功祕笈的空間？和不同領域專家一起進行團隊工作時，又會產生哪些問題？以我自己參與原民會部落營造計畫的經驗來說，剛開始加入時，我一方面相當倚賴原促會有關部落產業的專業與經驗，從中獲益許多；但另一方面，他們在執行計畫時與部落互動的方式卻又令我感到困擾。每當有機會進入一個陌生的部落時，愛透過聊天來建立關係和理解環境的人類學家習性，總會讓我很想和族人多相處一會兒，吃吃喝喝，最好還能住個一晚。但因為計畫有時間的壓力、經費預算相當吃緊，加上不同的學科訓練，原促會的工作方式常常是開幾個鐘頭的山路到部落，一坐下就開門見山地談計畫談工作，談完便離開趕往下一站。

如此蜻蜓點水式的逗留，實在很難與族人建立關係，或對各部落執行計畫的狀況有較多的了解；尤其我有教職在身，無法全程參與這個計畫，更增加了想要深入接觸的難度。既然無法改變上述的結構條件，我於是決定跨出原本被賦予的責任，盡可能地撥出時間自告奮勇參與活力計畫的各個不同環節，例如訪視、培訓工作坊、期中交流、工作會議、全國成果展等，以此來累積相關的了解與建立人脈。另一方面，原促會工作人員在和部落族人或相關的專家、顧問討論計畫時，我一定專心聆聽，並會利用遙遠的車程多和他們聊聊計畫內容、部落的基本背景與執行狀況，同時詢問相關的行政細節。

從評鑑委員、陪伴顧問，最後變身為活力部落北區輔導團隊計畫主持人，透過這些年來一點一滴的參與和累積，我漸漸能較為全貌地理解當代原住民部落所面臨的一些發展契機與困境，以及中央與地方機關在政策實踐過程中各自扮演的角色，並且進一步跨出這個計畫之外，抓住每一段短短旅程中所遇到的機會和資訊，去參與我感興趣的活動，同時逐步建立相關的人際網絡。

這就是為何大家總在臉書上看到我到處趴趴走，出現在這麼多部落的原因。儘管大部分時候只是短暫停留，但走過越多部落，我越深刻體認到台灣原住民社會的豐富多元而不敢聲稱自己很懂原住民。部落有著如此多樣性的原因不僅僅是因著「族」的差異，還源於被地理環境、周遭互動族群、歷史過程等種種複雜交錯的力量所形塑。二○一二年八月，我在朋友引介下，隨著幾位魯凱族人坐上流籠，進到屏東霧台鄉Labuwan部落。當時八八風災已經過了三年，此地早被專家評估為安全區域，卻因政府一直未重建跨越隘寮溪的橋樑，以致族人若想回家只能仰賴自製的簡易流籠。

永遠記得進到Labuwan看見田地上長著如此多樣的傳統作物時，心中的驚訝與激動。過往的部落經驗讓我以為如此景象是早已消逝的美好文化與傳統，事實卻非如此；而眼前豐饒的景象也讓我頓時理解，為何Labuwan的魯凱族人不願遵循政府的災後重建政策，放棄部落的家，搬到山下的永久屋。

然而，驚豔於台灣原住民文化多樣豐富的同時，這些年走進不同部落映入眼簾的，卻又常常是入口意象、花台、故事牆等各種類似的設置，內容也往往不外乎是狩獵、織布、穀倉、瞭望台，或穿著族服的巨大人形塑像。這些原本意欲用來表徵自我族群特性的「不一樣」，卻變得越來越「一樣」，尤其在經過各種類似「活力部落」這樣以「文化」或「產業」為主軸的政府計畫大力塑模之後。

「觀光客／評鑑委員的凝視」和「計畫評鑑的指標」逐漸內化，進而形塑了許多族人們對於「部落應該是什麼模樣」，以及「XX族必須擁有哪些文化」的標準想像。「我們這裡看起來不像原住民的部落」或「我們部落沒有文化」成為不少族人對自己部落的負面評價，於是乎，努力去證明自己的家園符合外人眼中的「原住民部落」意象，常常弔詭地成了部落發展計畫最首要的目標。

我開始思索身為一個人類學家在這樣的發展計畫中能夠扮演的角色。究竟何謂「傳統」？何謂「文化」？在當代的情境裡「復振文化」或「延續傳統」到底又意味著什麼？在參與活力部落計畫的過程中，我看到政府單位的「操作定義」、族人的認知、學者與評鑑委員的想像，環繞著這些關鍵詞彙相互競逐、妥協或複製。拆解這些糾葛線團的同時，我努力讓自己有能力成為不同領域之間的「文化轉譯者」，同時也嘗試在體制中提出質疑、做一些翻轉，或修正自己原有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