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潰敗誰的責任?(上):堅守南京是外交需要,以及蔣介石割捨不下的感情

南京潰敗誰的責任?(上):堅守南京是外交需要,以及蔣介石割捨不下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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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蔣介石知道雙方軍隊的戰力與士氣存在巨大差距,仍決定固守南京,絕非出於軍事角度。除了因為南京是首都,若不戰而退,有失體面;以及蔣對花十年之功一手締造的首都充滿難以割捨的感情以外,更多還是出於外交需要。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韓復榘到開封出席軍事會議,蔣介石指責韓「不發一槍,從黃河北岸,一再向後撤退,繼而放棄濟南、泰安,使後方動搖」,韓復榘聽了蔣介石的話,毫不客氣地頂上去說:「山東丟失是我應負的責任,南京丟失是誰負的責任呢?」蔣正顏厲色說道:「現在我問的是山東,不是問的南京!南京丟失,自有人負責。」——王一民《關於韓復榘統治山東和被捕的見聞》

南京政府欺騙數十萬市民留在死亡之地

汪精衛主和,歷史書說他遺臭萬年;蔣介石主戰,歷史書說他光復山河。然而,我卻認為歷史書顛倒了黑白,因為汪精衛從未像蔣介石那樣以歹毒冷酷之心,如同驅趕羊入虎口一樣,將數十萬無辜民眾交給日本軍隊任意屠殺。

中日雙方對南京屠殺死難人數存有較大爭議,但日軍攻佔南京之後屠殺大量平民和被俘士兵乃是不容否定的事實。譴責日軍的暴行是中方的權利,但國民政府未能「守土有責」,未能及時疏散平民,亦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在這一點上,中國當局遠不如被納粹擊敗的法國政府那麽明智:法國政府宣佈投降,巴黎為不設防城市,避免納粹德國屠城及毀壞巴黎的建築和文物。投降固然屈辱,但保護數十萬計平民的生命更重要。中國的古語「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是以理殺人。國民政府不用像法國那樣宣佈投降,但至少可以從南京撤軍,宣佈南京為不設防城市,這樣可避免屠城慘劇的發生。

國民政府在淞滬戰爭爆發之初曾有疏散南京市民的打算,但出於穩定民心的需要,又考慮到南京是中國的首都,「國際觀瞻所繫」,遲遲沒有做出周密的計畫。隨著戰火臨近南京,國民政府倉促西遷,來不及疏散市民及其財產,致使大批市民滯留南京,留下嚴重的居民安全隱患,也為後來南京大屠殺的慘狀埋下伏筆。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九日,最高統帥部從軍事角度出發,討論有關沿江各重鎮居民之疏散,其中特別會商了首都南京的人口疏散計畫。會議強調「南京市百萬餘人口,戰時甚感不便」,提出「可先將婦孺遷移他處」,這樣做「雖不免使人民稍有恐慌,但終久必歸實現,故可著手辦理」;對於機關職員眷屬,「尤宜先秘密移動」,以免妨害公務。該項計畫中透出國民政府準備疏散南京普通民眾的端倪及其傾向性。但此後軍政部考慮到此事關係重大,認為「應由軍委會召集各院部會開秘密會商討」,等方案擬定妥善,並交蔣介石核示後,再逐漸實施。從後來實際施行情況看,出於穩固民心、防止恐慌、穩定社會秩序的考慮,疏散計畫並未優先考慮市民,而只是優先疏散機關職員眷屬。

自全面抗戰爆發以後,蔣介石及國民政府表現出堅決抗戰的高調姿態及此後的舉措,給民眾留下政府堅守南京、堅持抗戰的印象。上海失守當日,《中央日報》發表社論《告京市民眾》稱,政府「已設立了南京衛戍司令長官,統帥文武機關及全市民眾作守土自衛的打算。……抗戰已到了這個關頭,國力的支持全靠民力作後盾,是我們民眾報國的最好機會。……現在,全首都的市民應該把自己感覺到的責任和如何盡責的辦法,做出一個榜樣來,給全國人民看看。」此後《大公報》、《申報》等相繼報導蔣介石、唐生智等堅守南京、抗戰到底的言論。受此安慰,南京市面又恢復往日的繁榮,蔣介石十月十日的日記中記載說,「下午與妻同乘車視察市中,戶戶掛旗慶祝,為之一慰。」然而,手無寸鐵的民眾如何抗擊敵軍?

十一月二十日,國民政府正式公佈遷都重慶。在西遷過程中,首先考慮的是政府大量檔案文件和相關物資及公務人員的輸送,為保證國民政府各部門的安全遷移,國民政府所統制的全市交通工具包括六百輛汽車和二百二十餘隻民船都用在軍事和國民政府西遷上,「國府西遷後,各項交通器材隨之俱行。」十一月二十六日,馬超俊市長專電交通部,希望「西遷各船抵達後,即續回遷送難民。」但以當時的交通狀況,至南京淪陷前,這些船隻根本無望返回。因此,儘管江邊「人山人海」、車站「人多如鯽」,但真正有能力離開南京的普通市民為數很少。

在堅守的表像之下,面對日軍的步步緊逼,對於如何安置和保護南京市民,蔣介石、國民政府及守將唐生智等並沒有詳細的計畫,南京陷入混亂的無政府狀態之後,十萬敗軍和數十萬百姓滯留城內淪為待宰羔羊,可以說是嚴重失職。南京大屠殺罹難者中本有很多人可以不死於南京。日軍佔領南京後,除在城內外掃蕩敗殘官兵外,並於十二月十四日在安全區內有系統地搜尋中國官兵。「為了削弱中國的人力與兵源,不惜違反人道和國際法,來進行集體屠殺。」

蔣介石和國民政府上述政戰略選擇的失誤,以及唐生智的指揮錯誤,不僅契合了日軍殲滅戰的戰略企圖,也間接擴大了日軍南京暴行中遇難者的規模。他們的錯誤決定給中國軍民造成極為慘痛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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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守將唐生智|Photo Credit:天竺鼠 (talk)@Wiki Public Domain

蔣介石寄望國際調停,對戰局產生嚴重誤判

隨著淞滬會戰的失敗,國民政府做了兩手準備。一是十一月二十日正式公佈遷移政府於重慶,以示持久抗戰。二是緊急制訂南京守衛計畫。

南京是守是棄,面對多數將領主張放棄,蔣介石一時拿不定主意。十一月十七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本日為南京固守與放棄問題躊躇再四。」最後,蔣還是決定堅守,「南京孤城不能不守,對上、對下,對國、對民,殊難懷也」,「期以三個月乃至一年。」

為了加強南京的防守力量,蔣介石從正向浙、皖、贛邊區轉移的第三戰區部隊中留下九個師,並從武漢調來第七戰區部隊中的兩個師,加上留在南京的守備部隊,總計兵力約十五個師、十餘萬人。蔣介石對南京保衛戰抱有一定幻想,至少希望能像淞滬抗戰那樣堅持數月,以待國際形勢發生有利於中國的轉變。

但接下來的戰事發展,使蔣介石的希望化為泡影。蔣介石在十二月六日的日記分析對比中日兩軍的作戰特點:「敵軍用奇襲與包抄戰術」,而我方卻「士氣不振」、「兵力薄弱」,「本日敵攻句容與醇(淳)化鎮,見我士氣與兵力,彼已熟視無睹矣。」

蔣介石知道雙方軍隊的戰力與士氣存在巨大差距,仍決定固守南京,絕非出於軍事角度。除了因為南京是首都,若不戰而退,有失體面;以及蔣對花十年之功一手締造的首都充滿難以割捨的感情以外,更多還是出於外交需要。蔣介石始終沒有放棄尋求列強干預、調停中日衝突的努力。

蔣介石選擇固守南京時,布魯塞爾會議正在召開中,蔣介石指示參加《九國公約》會議的中國代表顧維鈞「以坦白告英美法俄代表,以我國之實力如此,若會議無堅決制裁之表示,決無效力。」然而,他很快得到噩耗:「九國公約會議已消極無結果」,「九國公約會議無形停頓。」至十一月二十四日,蔣得知「英美問我需要」、「美已允借款」,他又轉憂為喜,認為「國際形勢轉佳而戰局日壞」,「吳興失陷戰局不受影響」,「欲挽此頹勢以冀轉敗為勝也。」

與此同時,國民政府通過其他管道探索中日「和平」的可能。十一月五日,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接受日本委託,向蔣提出日本的七項和平條件,被蔣「嚴詞拒絕」。十一月中旬後,蔣的態度有所改變,在「接德大使轉達敵國要求言和之報」後,「特約其來京面談,為緩兵計,亦不得不如此耳。」十二月二日下午,蔣會見陶德曼,表示接受德國調停。在陶德曼證實「日本最初的條件雖然只是幾條基本原則,但是原則一直沒有變化」之後,他提出中國的四項和談基本原則。

一方面聯絡與日和談,另一方面蔣介石對蘇聯援華也有所期待。十一月二十四日的日記中,蔣提醒蘇聯曾有「待我生死關頭必出兵攻倭之諾言」;二十六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他連發三電給時在莫斯科訪問的外交部次長楊傑,令其盡速向蘇求援,並幻想「友邦早日出兵」。二十九日,蔣介石直接致電史達林和伏羅希洛夫,請求蘇俄派兵。三十日,蔣在致龍雲函中稱,「最近期間俄必出兵助我,國際形勢亦將大變,此乃確有把握也。」直到十二月五日,接史達林覆電,蔣才對「蘇俄出兵已絕望」,而「德國調停似亦無望。」

即便如此,蔣介石在同日致李宗仁及閻錫山的電報中聲稱:「南京決守城抗戰,圖挽戰局。一月以後,國際形勢必大變,中國當可轉危為安。」十二月十二日,致電唐生智等:「我軍仍以在京持久堅守為要。當不惜任何犧牲,以提高我國家與軍隊之地位與聲譽,亦為我革命轉敗為勝惟一之樞機。」他指示說:「如南京能多守一日,即民族多加一層光彩。如能再守半月以上,則內外形勢必一大變,而我野戰軍亦可如期策應,不患敵軍之合圍矣。」這裡所說的「大變」,仍指蘇俄出兵。此時顯然是望梅止渴。

可見,蔣介石選擇固守南京,是因為他判斷對日談和與蘇聯出兵雙管齊下,兩者有一條實現,都是局勢的巨大轉折。而這兩條的實現,都依賴於守住南京表現出中國還有相當實力。固守南京已成贏得國際干預的唯一希望。

南京潰敗與大屠殺(下):唐生智是「守也守不住,退不知如何退」的廢物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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