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歷史學新趨勢》：為什麼情感史研究是當代史學「一個」新方向？

文：王晴佳

要回答本文標題所提的問題，筆者認為可以從201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頒獎談起。該獎公布之後，學界和媒體都稍感意外，因為得獎者塞勒（亦譯泰勒，Richard Thaler），雖然在著名的芝加哥大學商學院任教多年，但並非「正宗」的經濟學家。如果讀者曾拜讀過塞勒與人合作的《助推》（Nudge）這本著作，肯定也會產生這樣的印象：這本書實在不太像常見的經濟學著作，因為它不但語言生動，而且處理的問題如同該書的副標——事關健康、財富和快樂的最佳選擇——更像一位社會學家、心理學家應該處理的課題。當然，如果塞勒因其研究不夠正宗而成為「黑馬」，那麼奧斯特羅姆（Elinor Ostrom, 1933-2012）在2009 年成為史上唯一的女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似乎更讓人跌破眼鏡，因為奧斯特羅姆主要是一位政治學家。

奧斯特羅姆和塞勒的得獎，其實正好反映了當代經濟學、乃至當代學術發展的一個重要傾向，那就是跨學科研究已經成為各個學科發展的主要趨勢，而且成果驚人。塞勒的研究領域，稱為行為經濟學，需要採用心理學等學科的方法。想要理解塞勒的研究之所以會受到諾貝爾獎委員會的青睞，我們還得從近代學術的淵源談起。如所周知，近代西方之所以在18世紀之後稱霸全球，其原因之一就是啟蒙思想家提倡的理性主義思維，為近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提供了一個理論前提，而亞當．斯密（1723-1790）的《國富論》，不但是近代經濟學的經典之作，其闡述的觀點也為近代國家和社會所普遍接受。簡而言之，斯密的理論出發點是承認自私自利為人的本性。但與大多數傳統文明的教誨相反，他不主張要求人犧牲自我、「克己復禮」，抑制利己的欲望。斯密認為人的自私，是一種理性的行為，而這種理性的行為，是市場經濟良性競爭的基石。換言之，人的利己性行為，將促進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

亞當．斯密的理論，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仍有深遠的影響。但自1950 年代開始，經濟學家已經對斯密所謂的「理性的人」及其理性的經濟行為，做了一系列的修正。比如許多經濟學家指出，斯密所稱的「理性」，仍然有所限制，因此提出「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概念。塞勒寫作《助推》，體現了一個最新的努力。用一些簡單的比方來解釋亞當．斯密「理性的人」的經濟行為，即為：買東西的人都希望儘量買便宜又好的東西，甚至不花錢就能得到；賣東西的人則希望東西的價錢可以賣得高一些。不過，經濟學家甚至普通人也都會發現，大多時候，人的經濟行為並不完全受制於理性。比如雖然一般人購物都會注意性價比，但也有人追求品牌，願意出錢買性價比低的商品。這一追求品牌、炫富顯耀的欲望，就是一種心理和情感的行為。相反地，有些人雖然收入頗豐，卻自奉甚儉。消費習慣常常反映了道德追求、家庭教育和個人偏好，與理性考量沒有太多連繫。事實上，現代社會的稅制，至少以西方國家而言，是希望人們按酬、合理消費——掙得多也花的多——由此來促進經濟發展。同理，一個人如果掙得少，那麼也應該節制消費，以免破產之後增加對社會的負擔。這一稅制的建立，大致是理性考量的結果，但在實際操作的層面，顯然並不如其所願，因為許多人的消費習慣，常常感情用事（西方國家中每年申請破產的人數，不計其數），不完全受到理性思維的控制。

塞勒在其《助推》一書中，舉出不少的例子，說明人的情感、心理等非理性的層面，往往對一個人的經濟行為，有著深刻的影響。比如塞勒說了一個他自己做過多次的實驗：把一個印著大學校徽的咖啡杯，送給學校其中一個班級的半數學生，然後請他們寫上願意賣掉咖啡杯的價格；另一半沒有咖啡杯的人，請他們寫上願意買下咖啡杯的價格。實驗的結果是：咖啡杯的賣價（讓價）往往兩倍於咖啡杯的買價（出價）。塞勒指出，這個實驗證明，人一旦擁有了什麼東西，就不願再失去；由此類推，許多股票投資者買了股票之後，即使股票價值下跌，回升無望，他們也不願出售。另外，他還舉例說道，人還有從眾的行為，別人買了什麼，即使自己並不需要，也還是會跟風去買。種種這些例子都說明，人的行為並不完全受控於理性。比如人怕失去的行為，既表現為一種心理（占有欲？），也反映出一種情感（戀物、懷舊等），兩者之間很難做絕對的區分。

塞勒等經濟學家研究的是當代人的行為，那麼在過往的時代，人是否也有類似的行為呢？這是當今情感史研究想要處理的主題。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承認歷史是人所創造，那麼創造歷史這件事，是否也受到情感等非理性層面因素的影響？情感史研究的學者認為，答案絕對是肯定的，同時他們也認為，近代史學對這方面的關注，實在過於欠缺。羅森宛恩（Barbara Rosenwein）是美國情感史研究的一位先驅者。她在一篇文章的開始寫道：「作為一個學術分支，歷史學最早研究政治的變遷。儘管社會史和文化史已經開展了有一代之久，但歷史研究仍然專注硬邦邦的、理性的東西。對於歷史研究而言，情感是無關重要的、甚至是格格不入的。」另外兩位美國學者麥特（Susan Matt）和斯特恩斯（Peter Stearns）則指出：對情感的研究「改變了歷史書寫的話語——不再專注於理性角色的構造」，而情感研究的成果已經讓史家看到，「不但情感塑造了歷史，而且情感本身也有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