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歷史學新趨勢》:為什麼情感史研究是當代史學「一個」新方向?

《當代歷史學新趨勢》:為什麼情感史研究是當代史學「一個」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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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承認歷史是人所創造,那麼創造歷史這件事,是否也受到情感等非理性層面因素的影響?情感史研究的學者認為,答案絕對是肯定的,同時他們也認為,近代史學對這方面的關注,實在過於欠缺。

羅森宛恩等人的觀察,頗為犀利,不過也有偏頗的地方。他們所指的歷史研究,主要是近代史學。作為一個中世紀史的專家,羅森宛恩應該清楚,在近代之前,史書的寫作常常記錄人的情感行為,如喜、怒、哀、樂、恐懼、妒忌、愛慕、敬畏等表現。而在古代,一些史家還讓天上的神也具有這些情感、情緒。比如西方的史學之父希羅多德,就有所謂的「神嫉說」,認為世上某個人如果很有成就,或許會因為神的嫉妒而遭到懲罰。中國傳統史家相信天人感應,所以也常在史書中舉出「天譴」的例子來告誡世人。西方中世紀的史家,則更加凸出人對上帝及其在世上的代表——教會——的敬畏和服從。同時,教皇、國王或皇帝的情感波動(愛恨情仇等),如何影響了歷史的過程,也受到了極大的關注,常常成為解釋歷史變動的重要原因。

歐洲文藝復興時期興起的近代史學,逐漸將這些非理性的因素從歷史書寫中剔除,其重要原因就是理性主義的伸揚。這一取徑,有助史家在書寫中去除神蹟和迷信,科學的角度來審視歷史的演化。18世紀啟蒙思想家,在這方面有開創之功,影響深遠。他們受到17世紀科學革命的激勵,力求在人類歷史中發現、闡釋其中的規律,而他們所發現和堅信的歷史規律,就是歷史將不斷進步,進步的原因就是理性主義、科學主義的不斷擴展。啟蒙思想家號召解放思想,其宗旨就是希望人們充分運用理性思維,對一切事物進行科學的探索和解釋。如此,便能擺脫上帝或其他超自然神靈主導歷史進程的傳統觀念。18世紀以降,歐洲出現了不少著名的歷史哲學家,如黑格爾、孔德、馬克思等人。他們的理論構建雖有不同,但著述的宗旨都在指出和闡釋歷史演化的因果規律。如黑格爾認為歷史的動因,在於精神(理性)的延伸和壯大,儘管在這一過程中,精神需要與熱情交相互動,但精神始終占據著主導的地位,由此而推動歷史向前、向上發展。

黑格爾對人類歷史演進的勾勒,有點天馬行空,主要在抽象、理論的層面,因此受到他的同胞、德國和近代歐洲科學史學之父利奧波德.蘭克的批評。然而,實際上黑格爾與蘭克也有相似的地方——身為哲學家的黑格爾也想舉例說明,精神如何通過歷史上出現的機制,來展現它的擴展和壯大。黑格爾寫道:「我們在前面提出了兩個因素:第一,自由的觀念是絕對的、最後的目的;第二,實現『自由』的手段,就是知識和意志的主觀方面,以及『自由』的生動、運動和活動。我們於是認為『國家』是道德的『全體』和『自由』的『現實』,同時也就是這兩個因素客觀的統一。」而在另一處,黑格爾又這麼說道:「主觀的意志——熱情——是推動人們行動的東西,促成實現的東西。『觀念』是內在的東西,國家是存在的、現實的道德的生活。」簡單言之,黑格爾認為理性讓人們獲得自由,但需要通過熱情,而國家是理性和熱情、客觀和主觀的有機統一。

對近代國家的重視,讓黑格爾與蘭克的歷史觀取得了一致(由此兩人都被視為是德國歷史主義思潮的代表人物)。蘭克治史的主要特點和成就,就是從民族國家的角度來考察歷史的變動。像黑格爾(乃至與亞當.斯密也有點相似)類似,蘭克認為近代國家的興起和相互之間的競爭,是勾勒近現代歷史的主線。另一方面,蘭克史學也與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有相近的地方——黑格爾認為「熱情」這一感性的因素,推動了人們的行動,但理性才是歷史演進的最終動因。換句話說,黑格爾認為理性有其「狡計」,那就是利用了「熱情」來加以施展自己的作用。同樣地,蘭克史學以標榜客觀治史、使用嚴肅的檔案史料著稱,也就是注重羅森宛恩所謂的「硬邦邦的、理性的東西」。蘭克史學不但強調史家在寫作史書的時候剔除個人的情感因素,保持一種「超然的」(detached)立場,而且在處理、解釋歷史人物和事件時,也同樣去除其情感等非理性的作用。

說到這裡,筆者想說明一下,歷史書寫注重從理性的層面分析歷史的因果關係,本身體現了近代歷史編纂學的一種進步,並無疑問。譬如清代官方史家編寫、遲至18世紀完稿的《明史》中,我們還可以見到那些現在看來荒唐無稽的描寫。《明史.太祖本紀》這樣描述朱元璋(1328-1398)的出生:

太祖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諱元璋,字國瑞,姓朱氏。先世家沛,徙句容,再徙泗州。父世珍,始徙濠州之鐘離。生四子,太祖其季也。母陳氏。方娠,夢神授藥一丸,置掌中有光,吞之寤,口餘香氣。及產,紅光滿室。自是,夜數有光起。鄰里望見,驚以為火,輒奔救,至則無有。比長,姿貌雄傑,奇骨貫頂。志意廓然,人莫能測。

相似的例子,在歐洲中世紀史書中比比皆是。蘭克史學之所以自19世紀以來,對世界各地的歷史書寫有著如此重大的影響,主要因為它強調史料的嚴格考訂和以可信的事實為據來寫作。受到那時科學研究的影響,所謂「可信的事實」也就是能被證實、檢驗而又符合常理的歷史紀錄。比如以蘭克史學為模式的現代民族史學,也常常以那些開國的民族英雄為重點寫作,其中也會講述一些他們略為「異常」的故事(比如美國第一任總統華盛頓幼時誤砍櫻桃樹,然後向家人坦誠交代的故事),以凸出他們的出眾超群,但不會有出生時「紅光滿室」的描寫,因為太有悖於常理,更無法證實。

那麼,情感史的研究,是否要重新恢復前近代史學寫作的路徑呢?顯然不是。假設以朱元璋為例,情感史的研究者不會相信朱出生時的奇異現象,但他們會研究這些無法證實的奇異現象,是否對朱元璋後來的造反事業,發生了某種影響。譬如,當時有一些人相信他「命裡為天子」而跟隨他起義等等行為。換言之,情感史的研究者不會僅僅從理性的層面研究朱元璋的起義,比如考察、解釋他自小因為生活艱辛,於是願意鋌而走險,藉助反抗元朝的起義而希求獲得一線生機等諸如此類的理性考量。與此相異,情感史研究者可能會注重探討另外兩個層面:一是研究朱元璋從小被父母送去佛寺,在那裡度過的童年時光,讓他可能因此具備異於常人的心理、性格特徵,這些特徵又如何影響了他的反元鬥爭及其建立明朝之後的作為。另一個更大的可能是研究朱元璋的起義活動,其領導者和參加者的反元情緒和漢人情結,如何發揮了某種程度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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