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理論關鍵詞》:具有安那其想像色彩的「佔領」

《台灣理論關鍵詞》:具有安那其想像色彩的「佔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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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我將特別強調佔領行動具有政治改造與藝術表現的動能,可從中思考新的身體、記憶、共群或「生命形式」(forms-of-life)的可能性。我所參照的範本包括太陽花運動與高俊宏藝術行動。

文:黃涵榆

佔領(Occupy)

回顧台灣過去半個世紀的社會運動歷程,「佔領」一直都是個核心的行動模式。舉凡反核、農民、無殼蝸牛運動,總統直選、野百合、到太陽花與反課綱運動,都採取佔領行動,對象包括核廢料儲存所、車站、街道、廣場、公署等。不同的佔領行動雖有其各自的脈絡、訴求與策略,都可視為代議政治的例外狀態。佔領者集體進駐具有實質治理效力與象徵意義的空間,提出政治參與、正義、平等或基本生存權利的立即要求。佔領行動是一種空間政治抗爭,或空間的奪權行動,宣示諸眾「在那裡」(being-there)的權力,僭越既有的空間分配與治理模式,重新界定合宜與不合宜、合法與不合法的界限,開展空間的異質性與能動性。我將特別強調佔領行動具有政治改造與藝術表現的動能,可從中思考新的身體、記憶、共群或「生命形式」(forms-of-life)的可能性。我所參照的範本包括太陽花運動與高俊宏藝術行動。

從當代理論的視角來看,我們似乎處在一個高風險或例外狀態常態化、但根本性的社會與政治變革愈發遙不可及的世代,這也是政治冷感、拒絕詮釋、犬儒主義當道的「後政治」世代。然而,在面對這樣的政治困境的同時,我們卻也看到了近幾年來全球各地風起雲湧的抗爭、起義(insurrection)、甚或革命行動:全球正義運動(Global Justice Movement)、反伊拉克戰爭運動、阿拉伯之春、佔領華爾街、歐洲各地的反撙節運動,以及台灣的太陽花運動與香港的佔中行動。這些起義行動的引爆點包括全球資本主義的擴張、警察與軍隊的暴力、政府的不當決策或選舉紛爭;其訴求則有統治權力的移轉、政治與社會結構性的變革、政策的修正、或者基本的生存權利。不論我們如何思考、肯定或批判這些行動的(基進)政治效應,我們都必須面對理論在所謂後政治時代如何定位自身,理論如何能夠「事件化」,因而開啟基進政治的想像。

事實上已有不少左派思想家高度關注近幾年全球各地的起義,例如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巴迪烏(Alain Badiou)、紀傑克(Slavoj Žižek)、柄谷行人(Kojin Karatani)等。這些思想家雖有各自的哲學與政治路徑,卻都一致對人民的力量保持信念,構思新型態的交換、凝聚力與共群,展望正義與平等得以實踐的解放。從他們的介入我們可以理解,基進政治的意義不在於摧毀政治經濟統治機構,而在於想像與創造新的生命形式。

本文所思索的「佔領」具有安那其想像的色彩,不依附在任何一個理論系統或行動宣言,而是事件與行動場域的具體產物。佔領運動實踐「直接行動」,不斷求變、適應、即興演出,釋放社會、藝術與思考的創造性(Graeber, Revolutions 53, 60)。它的基進性在於擴大「政治」與「政治性」(the political)之間的裂縫,不受限於「參與」、「對話」等既有的常態性自由民主政治原則。如同隱形委員會(the Invisible Committee)所宣傳的起義行動,佔領行動與即身的(embodied)、實質的日常生活細節與情感密不可分,將新生命填入佔領的空間,使得政府無法輕易地奪回領土(To Our Friend 164)。這樣的行動必須有熱情與想像作為驅動力,消失(匿名)、佔領、居住、進而創造出新生命的空間與環境,也是新的時刻與潮流的到來。梅瑞菲爾德(Andy Merrifield)認為隱形委員會所鼓吹的起義行動不斷激發不被任何主流的整體吸納的剩餘,其基進的力量正是這種「破碎與不可化約」的狀態(Magical Marxism 58)。

他甚至展望一種奇幻的、更變化萬千的唯物論以及「希望的情動政治」(affective politics of hope)(Magical Marxism 10)。他認為全球同盟的可能性不屬於「上層建築」,而是鬥爭與起義、前概念性的身體律動與情動(憤怒、恐懼、痛苦、同情等等)的全面擴散和感染(Magical Marxism 75-76);不確定的、不帶目的論的行動和連結彼此碰撞與衝突,新的歷史現實得以成形。梅瑞菲爾德因此特別肯定都市作為「遭遇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encounter)最佳的場域。佔領都市中心不必然是起義,關鍵在於必須創造出節點(node),在那裡群眾得以彼此遭遇和混合,由內生成一種批判力量不斷往外發散(Politics 63)。如果有任何認同與共同的表現由此產生,也是因為超度連結的自我組織與親近網絡(Politics 65)。

以上關於佔領行動的安那其想像的討論導引出以下幾個重要論點,有待進一步闡述。首先,安那其想像脫離計算的迷思或者多數與少數的區分。從這樣的角度來看,近年來佔領運動常使用的口號「我們是百分之九十九!」不應該被誤解或誤用為民主體制的選票計算與多數決的原則。「我們是百分之九十九」真正的基進意涵是諸多被體制「納入排除」的、被剝奪基本權利的無名分的、非透明的群體,換言之,掌權者和「好公民」眼中的人肉垃圾或殘渣:無業遊民、野宿者、貧民窟居民、無籍移工⋯⋯這裡所牽涉到的不屬於任何特定的階級,更不依附在特定的政治團體,而是共同行動中的獨特性,是「變成殘餘」的過程(becoming excremental)。他們要求即時的空間使用權,採取佔領行動,褻瀆空間「合宜的」、潔淨的、仕紳化的使用,打破不斷強化、持續加快的勞動與生產節奏與速度,干擾、懸置資本主義生命政治機器的運作,創造出新的「生命形式」(forms-of-life)。佔領行動不僅是發生在實體空間的行動,更重要的是,使我們必須重新檢視知識或理論生產過程中的各種政治、歷史、文化與美學力。

主要由反黑箱服貿陣線與黑色島國青年陣線成員於2014年3月18日晚間十點多意外衝進立法院議場,開啟了長達23天的「太陽花運動」。整個運動與「兩岸自由貿易協定」的「黑箱」簽訂與審議過程密不可分,更牽涉到中國主導下的協定對於台灣的經貿、醫療、社福、媒體與出版強力的衝擊,因而引發特別是年輕世代的強烈反抗。大部分有關太陽花運動的評論與田野調查強調年輕世代的社會參與和覺醒、新形態的民主運動等等。然而,以下我將聚焦政治主體與共群、空間、身體與藝術展演,檢視太陽花佔領運動的事件性與運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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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23天的佔領期間(包括324佔領行政院、331大遊行、遍地開花包圍各地國民黨黨部等行動),我們可以指稱主導或涉入其中的海內外實體與網路團體或個人(包括帆廷二人、黃國昌、賴中強、柯一正,甚至「路過」立院製造鬧劇式的緊張場面的白狼與王炳忠等人),即便已有學者針對運動參與者的身分別、學院科系等做了「基本人口圖像」研究,即便警方宣稱以「科學方法」計算330示威人數只有主辦單位所宣稱的五十萬的五分之一⋯⋯整個太陽花佔領行動所集結的群眾的動態性與複雜性,並不能簡易地被化約成任何學科或警政所估算、量化與區分出來的實體。智慧型3C產品與網際網路不僅發揮迅速的動員力量,更讓運動者本身成了影像、訊息與情動(affect)的載體、製造者與傳送者。他們不是意識型態或先驗知識的實踐者,更不是某些反動媒體所宣稱的被特定政黨所操控。從議場內外所進行的即時/即興的小組審議、民主講堂、肥皂箱、甚至是後來的大腸花幹譙,我們可以看到知識與話語的生產走出學術與傳媒體制來到行動現場,與佔領者的生活形成對話與共構的關係。

佔領行動所形成的共群主要是透過各種資訊、影像、知識、聲響的生產與傳遞、各種物資的聚集與共享,而不是任何同質性的、本質性的行動綱領或意識型態,更別說是傳統的族群區分與動員。這樣的共群嚴格來說,應該是「變成共群」(becoming-common),是一個無法被化約成整體、充滿緊張與矛盾的過程或集合,如同哈特(Michael Hardt)與奈格里(Antonio Negri)所談的諸眾,是「共同行動的諸多特異性」(Multitude 105),是資本與政體的殘餘物(212)。從黑島青、農民陣線、到愈來愈多的社運團體的加入,持續到330當天到達巔峰;後來發展出賤民區、親子共學聯盟、大腸花⋯⋯撤離立法院之後又有包括公投盟、基進側翼等十多個團體組成的自由聯合陣線,還有一些自主性的、小規模的、遍地開花的行動,持續以分化的方式與那被命名為「太陽花運動」或「佔領立法院」的運動產生連結。這是一種既分又連、具有高度時空複雜性的共在。佔領運動現場更是處在安那其的、不確定的緊急狀態,隨時因議場內外與周邊街道巷弄任何突發事件與國家鎮暴機器的動作重新整裝、產生質變、甚至潰散。

佔領運動對於空間政治的意義不僅僅是挑戰空間的象徵意義,要求都市權(right to the city)或空間使用權的重新分配,更是衝撞空間化的根本原則,創造出新的生活經驗與生命情境。這是一種解構性的行動,暴露與牽制國家統治機器的運作規則與規律,形成一種動態的恐怖平衡。佔領同時也是創造性的行動:不論是佔領立法院議場、濟南路與青島東路,甚至「入侵」行政院與「路過」中正一分局,都滲透了既有都市空間路徑與區隔,打開實體空間的裂縫,創造出從生命政治規訓與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的角度來看是不具生產效益的、不連貫的空間區塊。遭遇(encounter)取代定位(positioning),各種偶發性的、非目的論的、不確定的行動、力量、身體律動與情緒感染、擴散、連結與碰撞,為新的歷史現實供應必需的物質。而透過智慧手機與電腦網路的即時通訊與傳播,也讓實體與虛擬、在場與不在場之間有了更多的連結與組裝(assemblage)的可能性。

當以上的討論觸及身體行動、元素的拆解與組合、形式的創造等等,我們也勢必要接著思考佔領運動裡的藝術的問題。提出群眾運動裡的藝術問題本身就已經是一個充滿政治性的動作。我們必須理解事件產生的條件,抽象的概念如何成為行動的主體,有什麼新的生命形式被創造出來等等。這些思考也意味著藝術被從博物館化的、雄偉的優位,置換到行動與事件的場域,藝術與群眾(或者如「人民」、「諸眾」(multitude)、「無產階級」等其他的命名)不再是對立的範疇。這種置換毫無疑問地具有重大的政治與倫理意義:藝術創作不再為個別的天才藝術家所獨佔,而是集體的勞動和欲望的釋放,也不再為市場功能或交換價值所吸納。用奈格里的話來說,諸眾的藝術「不是天使的作品⋯⋯而是肯定所有人都是天使」(Negri, Art and Multitude 47)。

張小虹在為台新藝術獎提名太陽花運動的理由說明中,也用了德勒茲式的概念談了本文在這裡談的群眾運動的藝術:

就「藝術美學制域」而言,太陽花運動作為開放全體的「感性形式」,不在於個別創作者,不在於個別創作意圖,也不在於個別創作作品的形式優劣,而在於事件所啟動集體匿名的複數力量,如何流經物質(人事物與時空),給出物質的流變生成,在於身體觸受的強度,如何讓運動給出一個無器官身體的感覺團塊。

張小虹所說的太陽花運動「藝術美學制域的複數力量」的兩個要件是物質的流變與身體與感性的強度。太陽花運動的藝術不是任何單一的藝術成品,而是諸多即時與即興的「直接行動」:行為表演、活動劇場、物件、空間裝置、攝影、繪畫活動、影像、歌曲音樂、語言翻譯等元素與零件的組裝(龔卓軍 13)。而那些走上街頭的諸眾們的身體共在,勞動的、衝撞的、歌唱的、呼喊的、驚恐的、亢奮的⋯⋯身體的共在,在佔領區或移動的抗議行列中進行資本主義市場邏輯以外的共同勞動與生產,創造出新的生活形式。佔領諸眾的藝術無關乎數目,而是自我與慾望、人與人、人與物件之間的關係的改造,是在資本主義勞動、生產與消費網絡被切割、被碎片化的生命元素與動能重新的組合,一種自生命政治治理與市場經濟的迴圈解放出來的生命形式。

我們無可避免地又必須回到命名的問題。我們不能接受反動者加諸在「太陽花運動」上類似「民進黨策動」、「台獨路線」等標籤,我們甚至要提問那個被我們命名為「太陽花運動」的運動是否可以不是或「非似」太陽花運動。從安那其藝術想像的角度來看整個佔領運動,要打開能指(signifier)與所指(signified)之間的連結或再現的邏輯,抗拒用單一符碼化或影像的定格來指稱這是或不是太陽花運動,對擁抱者和批判者皆然。循此邏輯,我們也不應該讓「這個」太陽花運動壟斷了佔領的藝術與藝術的佔領的想像,我們也許可以從不同的、獨特的佔領行動想像,串連與描繪出共同生命經驗的星陣(constellation)。

從安那其的想像來說,佔領行動藝術的運動性或革命性不在於藝術概念本身,而是不斷地透過身體的勞動作為創作的元素,介入、溢出政治經濟發展,成為一種例外狀態。高俊宏的群島藝術三部曲(《諸眾》、《小說》與《陀螺》)提供了我們一些思考的路徑。高俊宏的三部曲企圖串連東京、濟州島江汀村、琉球、香港、武漢、宜蘭以及台灣包括樹林台汽、三峽利豐煤礦等多處的廢墟(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失能空間」)的野宿者、棄民、抗爭者、佔屋者、新村計畫者、遊蕩者、廢墟佔領者(包括王墨林、陳界仁與高俊宏本人等)眾多安那其的生命軌跡與形式。這些各有殊異的安那其生命都以自身的居住空間、生活、溝通與社群形式、創作場地與素材的置換,反抗新自由主義、國家機器或軍事戰略的圈地、迫遷、土地私有化、集體失能等。對安那其諸眾而言,都市空間的仕紳化(gentrification)即是私有化,都是為了強化階級與生活方式的區分,以遂行生命政治管控、鎮壓反抗,更根本的是要進行認同與記憶的篩選。

諸眾們採取佔領行動進行日常化的、在地性的抗爭的同時,也在實驗與體驗新的溝通、勞動、生產、交換、敘述、記憶、身體與慾望展演方式。同樣重要的是,想像「跨越地方的地方」,即是新貧者與無名者日常抗爭的多樣性(高俊宏,〈台北〉239)。如南韓金江與金潤煥的「綠洲計畫」藝術佔領行動抗拒藝術商品化與博物館化,甚至拒絕被歸入藝術文獻與檔案(高俊宏,《諸眾》133)。綠洲計畫所留下的照片、物件與佔領行動的場地形成不可分的有機連結,拒絕被納入市場交換體系。而陳界仁、高俊宏與其他廢墟藝術行動者佔領廢墟不外是要重回、站在資本主義的殘骸中,思考影像與記憶再生產的可能性。

藝術介入事件的現場,分離出一種非視覺性的空間,讓未發聲/生者得以發聲/生,重繪或見證那些已消失但依然存在的生命痕跡與共同的感性配置。龔卓軍在《諸眾:東亞藝術佔領行動》的推薦序中指出,高俊宏的群島藝術三部曲和《廢墟影像晶體計畫》引領觀者進入「非我」的幽靈場所,經歷生命巨大的裂縫、激烈的自我解組,面對難離諸眾之苦的餘生(8-9)。至此,廢墟的空無並非虛無主義的空無一物,而是一個自我摧毀與重造、得以與諸眾生命連結的處所。

佔領:攻取與進駐,空間、身體、慾望的轉化,新的勞動與生產、生命形式與共群的實驗,抗拒單一化的命名。

相關書摘 ▶《台灣理論關鍵詞》:翻譯台灣、拆解原鄉概念的「譯鄉人」

參考書目

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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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台灣理論關鍵詞》,聯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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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驥懋、李育霖、黃宗慧等人
主編:史書美、梅家玲、廖朝陽、陳東升

台灣有沒有理論?只有西方引進的才能算是理論嗎?
在全球知識分工下,以32則關鍵詞
推動台灣超脫依賴者和模仿者,讓台灣理論與世界展開對話

我們如何界定理論?只有西方引進的才能算是理論嗎?台灣有沒有理論?如果有,那它的內容、範疇、系譜為何?如果沒有,台灣在全球的知識分工制度下,是否無法超脫依賴者和模仿者的角色?那又應該如何抵制這個被分配的角色,轉而變成理論生產者?米蘭・昆德拉曾經指出,大國有大國的狹隘觀,過度自信不理別人,小國有小國的狹隘觀,認為自己沒有東西可以貢獻給世界,他說這兩種都是需要克服的謬論。如此看來,台灣對世界的理論場域,是否可以有所貢獻?或者,台灣本有理論,但看理論怎樣定義,只是因為「認可機制」的桎梏,而沒有被看到,甚或自己也看不到?那要怎樣才能看到自己,也被別人看到?特殊化和普遍化之間台灣理論的位置在哪裡?台灣在地經驗的概念化可以提升為普遍的理論嗎?

由史書美、梅家玲、廖朝陽、陳東升主編的《台灣理論關鍵詞》,試圖發掘「理論」與「台灣」之間的可能關係,以作為台灣知識學的一個方法。本書從台灣經驗出發,以創造為訴求,擺脫陳舊的術語、慣用語以及外來的理論概念,發明新的詞彙——關鍵詞——來探討台灣本身的獨特性。依據在地就是全球的主張,本書除了探討台灣的特殊性,也希望提供從特殊性跨越到一般性的途徑,以期對世界情境下更廣闊的理論對話有所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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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聯經出版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