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花五週年】林飛帆：進步運動者有道德包袱，這是我們跟保守派的差別

採訪：吳奕柔、張育萌
撰寫：張育萌

林飛帆，從2008年踏上野草莓學運，在成大成立異議性社團，從台南串連起公共議題參與者；一路到2012年的反媒體壟斷運動，反對中資財團控制媒體，戰場轉移到作為「首都」的台北街頭。

2014年3月18日，台灣媒體的鎂光燈突然集中到這位軍綠色外套的年輕人，站在中華民國最高立法機關的議場，經歷了585小時的佔領立法院，喚起台灣社會關注國會議事，對抗黑箱「服貿」與馬英九政府不斷朝中國靠攏的經濟政策。

這場中華民國史上首遭的國會佔領抗爭運動，亦是1990年代台灣民主化後強度最大的公民不服從抗爭佔領行動。行動退場後，抗爭者從濟南路側門離開立院，繼續呼喊著「捍衛民主」、「遍地開花」。時代力量、社會民主黨等小黨紛紛成立，民主進步黨也在2014年地方選舉與2016年總統大選獲得空前的勝利，「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一度成為琅琅上口的口號，台灣本土意識與進步價值成為執政者的主要政策與論述。

太陽花學運過後五年，2019年的今日，本土價值重新面臨「兵臨城下」的窘境。2018年底地方選舉，民主進步黨幾乎全軍覆沒，中國國民黨成功「翻轉」九縣市，共拿下15席縣市長，同志婚姻、性別平等教育、東京奧運正名公投等「進步價值」公投議題，也幾乎由保守勢力反撲式滅頂，傳統綠營票倉的高雄市也以「韓流」席捲全國，挾著選民對進步改革的失望，強勢逆轉太陽花後的「太陽花」、「天然獨」世代政治論述。

讓人不禁好奇，這劇烈變化的五年之間，太陽花世代去了哪裡？太陽花學運領袖林飛帆，現在回頭望，318的「出關播種」，是否還在台灣社會萌芽成長？台灣的本土價值支持者，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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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那年的「人民議會」：闖進國會建築的他們，經歷了什麼？

談到那年的議場佔領，參與群眾的權力關係，是永遠都沒有標準答案，卻也是所有群眾運動都必須面對的議題。議場佔領以「人民」為主體，但卻仍然必須面臨運動中群眾組織的權力關係。

這整段學運的過程，很大一部分是仰賴過去社運人際網絡的連結。林飛帆提到：「一開始這個運動並沒有選出誰做為代表，純然是過去好幾年的運動之中，運動圈內普遍認識，或大家都知道我們，也因此，媒體上形象可能呈現起來比較鮮明。318偶然的因素是我們進去議場的第一個晚上，那時候警察攻堅，我們排了一串名單——如果到時候誰被抓，誰就要替補，因為得有個人主持議場。

現在回頭看，當然，最後的情境是我們守下來了。我跟陳為廷變成要拿麥克風的人。我印象很深刻，第二天我想把麥克風交出去的時候，整整兩天都沒睡，但我後面的人都回去睡覺了，麥克風交不出去。一直到第三天，我才正式走出議場。這段剛開始定調學運的過程，我們成為主要跟媒體講話的代表，然而，實際上這個運動背後有一大票的人，在這過程中是比較不被看見的。」

「運動第三天，我一直聽到外面有幾萬人，但我一直沒有概念。直到我第三天從青島東路走出去，我看到滿坑滿谷的人，被眼前的畫面強烈的震撼。心裡想『哇賽，真的搞那麼大⋯⋯』印象很深刻是那一踏出去的瞬間，看到很多人的衝擊感，很難言喻的感覺，那時候心裡很衝擊。」

林飛帆說「大家在談運動領導者的時候，說我們是領導者，但我們都知道實情不是那樣，很多時候大家都是被推著走的。」

從野草莓走過：是什麼樣的時代土壤，長成了太陽花？

林飛帆認為，當年318是很多股力量的結合。第一股是反國民黨，第二是對中國因素很關注，這跟反國民黨很重疊；另外，是並不反對國民黨也不太關注中國因素，而認為民主程序被國民黨破壞，這些人是對民主信仰的一群，也為數不少。除了這三股力量外，還有另一群人，在意的是自由貿易，有許多左翼份子是在這股支流裡面。

「我認為是有這四股力量匯集」他說，「而我覺得跟現在社會不太一樣了。」

「從2008年那幾年大大小小的抗爭不斷，各式各樣、大大小小社會各領域，各種議題都在抗爭。青年運動也是一環，以學生為主，是好幾年下來的累積——大家想要扳倒國民黨，尤其是兩岸政策——從ECFA到兩岸服貿，中國透過各式各樣的方式進入台灣，這強烈的不信任不斷累積，是導致運動規模這麼巨大的主因。

不過，以學生運動而言，林飛帆提到早期學生運動強調學生的特殊性，就像是90年代後學運的發展強調學生身份的特殊性。「這可能是一種道德高度，但是在2008年野草莓學運時期是一種拉扯，一方面，運動者想要保有學生的特殊性，又想要涵蓋整個社會的氛圍，那時後內部就一直有辯論，如何面對社會？如何跟社會協調？這種種問題，也引導到學運長期的辯論——『到底要不要政治化？』這是一個持續不斷辯論的議題。」

2008年野草莓學運後，學生跟社會的關係更為緊密。除了學運社團串連之外，NGO也是。一切才慢慢演變成2014年318學運的模樣。這個過程是學運慢慢過度到比較成熟的狀態——學生不需要標榜是一種站在道德高低的形象，反而在社會不同類型的團體去合作。

Photo Credit: Eddy Huang @ Flickr CC BY SA 2.0

野草莓學運當時成了許多學生關注公共議題的行動啟蒙，運動結束後，林飛帆當時將戰場轉移至成大校園，並且開始跨越南北串連學生社團。他談到，「以我自己的經驗，南部學運社團雖然有歷史，但是比較斷裂的，在台北的狀況不一樣，跟台大的狀況也不一樣——台大從大新、大陸到改革性社團，慢慢發展起來的路徑相對是比較完整的，中南部社團有些歷史上的斷裂。我剛進成大時候想要找過去學運社團的遺跡，我覺得資源上的落差中南部是自行學習、沒有人帶的，比較少學長姐傳承下來的脈絡。」

社團的發展不連貫，也跟中南部的長期以來議題比較不被看見有關，同時導致招生也比較困難。林飛帆說，剛成立零貳社才十幾個人，後來曾經變成個位數。一直到三一八後，大家才積極參與。「我們處在很多議題都是邊緣的狀態，那種情況底下很難讓人知道原來有一群人在做這件事，尤其早期網路發展沒有很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