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壓榨的一代》:提供在凌晨三點半接送孩子的托兒所,或許很快就會誕生

《被壓榨的一代》:提供在凌晨三點半接送孩子的托兒所,或許很快就會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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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漢森的困擾非常典型,就像是全美家長的噩夢。二○一四年,科羅拉多州立案托兒所可以容納的學童數量,僅為該州幼童人數的四分之一。在明尼蘇達州,提供居家幼童照顧服務者的數量在二○一一年至二○一六年間,下滑了一七%,導致市場出現嚴重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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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艾莉莎.奎特(Alissa Quart)

找不到托兒所,怎麼辦?

在我待在迪斯托兒所長達數小時、差不多來到深夜逼近隔日凌晨時,我開始為這扭曲的托兒狀況,尋找解決方案。

最明顯的辦法,就是透過補助的方式使托兒服務變得可負擔,然而,政治人物對於此方案的抗拒態度異常強硬,且由來已久。推廣補助方案的前景令人無力。另一個幾乎沒用實際效用的辦法,則是共和黨稅改計畫中較常見的減稅和貼現措施。對於作息混亂的勞工階級而言,這微乎其微的減免,很難真的幫助他們得到如托兒所這類實質的服務。假設一個家庭每年花兩萬美元、或三○%的收入在托兒費用上(我提出的是一個極為普遍的情況),租稅減免能如何幫助到這個家庭?對比較窮困的人來說,這類制度更是毫無意義。其中一個政策宣稱能給予低收入家庭每年一千兩百美元的托兒費補助,但對多數家庭來說,這個金額根本幫不上什麼忙。

政府對於育兒補助的不重視,體現了美國對於看護工作的不重視,而此一狀況讓照顧工作者與必須依賴照顧工作者賤價出賣自身勞動力的中產階級工作族群,負擔更沉。

世界上其他國家的國民們,都能享有自己國家內可得的托兒服務,也往往視其為全體國民的利益。在法國,政府成立了價格合理的托兒服務,並給予雇用居家互惠生或保姆的家庭稅務減免的資格,還有普及的幼稚園(從三歲開始)。我的某些朋友離開居住的城市,搬到法國,就是為了使用這些政策與托兒所。有些人則因為更容易取得、且品質更好的托兒所,搬去德國。近期,德國也通過了一項法案,確保德國境內每一個年齡超過十二個月的孩子,都能獲得托兒所名額,期望這個政策能扭轉德國為歐洲出生率最低國家之一的情況。

至於芬蘭,每一個年齡低於七歲的孩子,都有上幼稚園的權利。在加拿大,魁北克省則針對四歲以下的孩子,提供了普及且由政府補助的托兒所,其每日費用為七.三美元至二十美元不等。在我花了一個晚上和兩名在蒙特婁做研究的學者們交談後,才知道他們的城市提供了何等平價的托兒服務,並理解為什麼這兩名還未就業、年紀才二十幾歲的夫婦,可以撫育兩個孩子。

先不管那些顯然可以解決美國托兒問題的方法,並將以稅率為基準的政策拋到一旁,或許我們可以執行一些真正可行、更容易做到的選擇。畢竟對多數家長來說,光是找到一個還有名額的托兒所,就已經非常困難了。何不建立一個全國性的立案托兒所清單,列出每家托兒所的費用與名額?在美國境內的某些地方,現在也開始出現了這樣的註冊服務。舉例來說,加州舊金山灣區的NurtureList網站,能讓父母免費瀏覽指定區域內,所有還有名額的托兒所。NurtureList還提供設備方面的描述,與極其詳盡的中心介紹。除了根據地域位置提供營業的托兒所資訊,該網站還會列出新學校與特殊教學宗旨,像是讓孩子們大量親近自然的幼稚園等。

剛和先生與稚兒搬到舊金山的柔伊.漢森(Zoe Hanson),也是NurtureList的使用者;他們以每個月三千美元這難以置信的高價,租下一間「單薄的房子」。她沒有工作,也不知道當她需要去找工作時,該如何處置孩子。她們居住的新環境看上去就像是「有六千個孩子的托兒需求,卻只有三千個托兒所名額,」她如此描述。漢森的困擾非常典型,就像是全美家長的噩夢。二○一四年,科羅拉多州立案托兒所可以容納的學童數量,僅為該州幼童人數的四分之一。在明尼蘇達州,提供居家幼童照顧服務者的數量在二○一一年至二○一六年間,下滑了一七%,導致市場出現嚴重短缺。

托兒所危機將導致社會結構性的問題,已經明顯到不需要我們點出來。政府的不聞不問,讓托兒費用變得愈來愈高。我們缺乏的,不過就是充足且可負擔的托兒設施罷了。

「找不到托兒所,我連工作都無法做,」在漢森開始使用NurtureList時,她這麼對我說。她的需求,就是一間距離不要太遠、每月收費能在兩千美元以下的托兒所。與本書中受訪的其他家長所遇到的問題相比,她的困境不過就是為孩子找到托兒所,然而這個問題卻依舊難如登天。但NurtureList的資料庫,為她的困境提供了一線生機。透過該網站找出可行的選擇後,漢森替女兒註冊了一間溫馨的雙語托兒所;很快地,她就在一所設計與建築事務所內,找到一份工作室與行銷策劃的工作。當然,如同本書眾多生活在瞬息萬變不穩定陰影下的中產階級家庭,一年多後,漢森的命運朝著不幸的方向駛去。「我現在沒在工作了,」她說。過去,她擔任全職工作;但當她轉為兼職工作後,可負擔的托兒所費用就掉到一個月一千二百美元。在她於二○一七年六月生下第二個孩子後,她完全停掉工作:無論那創新的網站可以如何依照她的篩選條件去尋找,托兒所的費用還是太貴了。「除非等到我的女兒去上幼稚園,否則我根本不可能回去工作,我們家負擔不了兩個孩子的托兒費。等到我把加州給的育兒假都請完後,我就會再去找些餐廳服務生的工作。」

解決托兒所有限的另一個大規模方案,就是全國性與普及的幼稚園學前班(pre-K)政策。就地方而言,這項政策正在推行,美國境內的數個城市裡,現在已有公立的學前班。目前,紐約市效果卓越的「全體孩子讀學前班」(Pre-K for All,後以「全體學前班」簡稱之)政策,為承受極大壓力的紐約父母們,提供莫大的幫助。事實上,這或許是紐約市長比爾.白思豪(Bill de Blasio)任內最重大的成就,而該政策的規模也造就了此政策的成功。二○一四年,免費的學前班名額僅有兩萬個:兩年後,名額成長到七萬個。如同達娜.高德斯坦(Dana Goldstein)在《大西洋雜誌》(The Atlantic)上所稱讚的:「在華盛頓陷入僵局時,白思豪在美國最大的城市裡,開創了一項新福利:延長K-12(注:從幼稚園至十二年級)教育體制,額外增加一年免費、且理論上更為嚴謹的公共教育與兒童照顧……該計畫是如此受歡迎,許多郊區的民意代表也申請了州經費,好為選民們提供相同的福利。」

「我們都知道為什麼學前班如此重要。長期來看,學前班對兒童發展有極深遠的影響;短期來看,該制度可分擔家庭支付學前班的經濟壓力,」參與打造此計畫的理查.布瑞(Richard Buery)對我說。「當一個家庭在托兒方面擁有穩定的補助時,事情會有什麼樣的改變?他們的壓力下降了。」

借用布瑞本人的說法,他認為「全體學前班」之所以成功、並成為其他市爭相仿效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其中帶有的「反《夢幻成真》辦法」(注:《夢幻成真》〔Field of Dreams〕是美國一九八九年的電影,經典名句為「如果你蓋好棒球場,就會遇到他」)。他的意思是,與其帶著「建好它,孩童就會來」的態度,該計畫選擇積極地招收學生。我自己就是因為女兒的關係,接到非常多通語音電話和電子郵件的詢問,此種不遺餘力的宣傳方式,讓人忍不住想起電影《大亨遊戲》(Glengarry Glen Ross)中過激的銷售競賽。市長將自己的政治生涯全都賭在了兒童照顧上,而他或布瑞並不打算因為孩子的缺席,就讓這個計畫前功盡棄。「我們克服了語言和文化上的藩籬,」布瑞說道,「因為有些父母並不認為四歲的孩子需要上學。」

我們可以從整個計畫中學到的一件事,就是在廣告之外,還需透過積極的本地推廣,並確保金錢和人力都用於招募那些會使用此計畫的人。紐約市試著不讓全體學前班淪落得如「勞動所得稅抵減制度」(Earned Income Tax Credit)般——一個明明能為低收入戶帶來許多好處,卻因為推廣不力而無未能獲得充分使用的計畫。

當我參觀住家附近的紐約市公立學前班時,我感到極為震驚。由於該校的學生多來自低收入戶,因此也獲得額外的財務補助。在一名如母親般和藹、頭髮灰白的退休老師帶領下,穿著木屐的孩子們乖巧地玩耍著。休息時間結束後,孩子們魚貫走進教室,以令人驚訝的熱情開始學習英文字母。我知道這些孩子的父母有許多住在我家附近的公共住宅裡,因此我想著不知道有多少白天必須辛勤工作的母親們因為這個新計畫,得以卸下心頭些許壓力。

然而,在我寫下此段文字的同時,美國境內僅能找到零星的學前班計畫。海辛格機構(Hechinger Institute)在二○一六年的報告中,引用了美國國家早期教育研究中心(National Institute for Early Education Research)的數據,指出美國各州使用學前班的狀況非常不一致,在德州,有四八.七%的四歲孩子能上學前班,然而密蘇里的孩子們卻僅有二%能上學前班、奧勒崗則是一○%。

當然,即便是在紐約市,對年輕父母們來說,學前班計畫並不能和孩子那漫長的人生相提並論,尤其在那些下著雪、又無人能幫忙的日子裡。此外,如果你經歷過,你或許就會理解在孩子滿四歲前,有些日子是真的非常難熬。對於那些必須照顧嬰兒或幼兒、但在缺乏各方面幫助下而無法重返職場的父母親而言,此一現象反應了美國體制因忽視家庭所引發的嚴重挫敗。

合理工時與補助

在我們等著那看似永無降臨之日的必要改革來臨前,美國職業父母那永不停止的時針正滴答滴答地響著。二十四小時制的打卡鐘和飄忽不定的排班,再加上托兒設施的缺乏,讓許多人的日子陷入悲苦之中。某些社運活動者告訴我,比起低薪,不穩定的班表才是更嚴重的問題。然而,有些人還是選擇樂觀以待,勞工專家費里曼相信在爭取家庭假與更高的基本薪資之戰中,更公平的工時也會獲得同樣的成功。工時不穩定的問題,也是「蘋果派」(注:出自於諺語as American as apple pie,泛指可代表或具象徵性的美國生活、目標或理想。)的其中一個問題:企業如果不能在此議題上站對邊,只會讓他們看上去就像是一個壓榨員工而討人厭的童話人物鬼靈精(儘管他們或許真是如此)。

為了改變那永不休止的班表,一場遍及全美的運動正在成型,希望能打造出更穩定的工作安排制度。目前,在許多成衣廠如Gap等施行的全國性實驗計畫中,淘汰了隨傳隨到的班表制,因這個制度顯然不能顧及員工需要固定班表的需求。為了讓美國普遍需要工作的家庭,擁有更穩固的生活,城市與州政府在說服企業放棄「即時」排班制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廢除這個制度,能幫助那些無法即時下班回家、監督孩子學習、甚至是上床睡覺的父母親們。此外,如果企業和組織能創立一個更合理的工時制(不僅僅是針對麥當勞的員工,還包括那些兼任教授們),這將成為社會發展史上極為關鍵的一頁。

「十年前,我們需要的不過是一個朝九晚五的托兒所,」迪斯托兒所的戴樂蘿絲說道。「但是現在,有些商店開到深夜十二點甚至二十四小時無休,所以我們才會出現。我們必須提供這樣的服務。」

很快地、就算不是戴樂蘿絲她們,提供在凌晨三點半接送孩子的托兒所,或許就會誕生。以迪斯托兒所的卡登(Kaden)為例。獨自撫養卡登的媽媽,在好市多(Costco)上班,下班時間為晚上十點半。兩歲的卡登是一個非常乖巧的孩子,他連在玩假裝煮菜的遊戲前,都會走到玩具廚房的水槽處洗手。非常多個日子裡,卡登的阿姨會將剛從另一個托兒所接來的卡登,送到迪斯托兒所。就連稚嫩的小卡登,也活在永無休止的鐘點制度下。

出現此種永不休止鐘點制的另一個原因,就在於單親家庭數量的增長,二○一三年,美國有二八%的孩子來自於單親家庭,而這些單親家庭之中,又有七七%為單親媽媽。即便是擁有家人或朋友作為後盾的單親媽媽,也很有可能因此將彼此的關係推入臨界點。根據學者研究,當單親家長的生活陷入危機時,他們在極大程度上會依賴近親的援手,且他們對對方的依賴,遠勝於對方對自己的依賴。儘管此種依賴確實能締造一定程度的親密感,但過分依賴朋友與家人的情況(一名學者在談到單親家長時告訴我此比例約為三○%),也可能引發反效果。一個過分依賴其鄰居或姊妹的單親媽媽,無法給予對方同等程度的回報,而失衡的關係可能會使這份感情陷入危機。’

如果孩子的家庭具有申請補助的資格,迪斯托兒所的霍根夫婦每個星期就能獲得政府補助的兩百五十美元。很少有父母能全額自費每週的托兒費用,不過根據派崔克的說法,有了這筆補助費,這些父母通常一天的費用僅需再付一塊到五塊美元。然而,和社會福利體制打交道,並不是一件輕鬆的事,因為那是一個夾存在特權階級與生活困乏、深受社會壓力且處境艱難者的文化戰場。

在我某次拜訪迪斯托兒所的時候,托兒所的籬笆上飄揚著巨大的鉛筆與泰迪熊氣球,而孩子們在充氣城堡裡蹦蹦跳跳,讓人感覺就像是踏入嘉年華盛會般。傍晚的時候,兩個孩子幫著戴樂蘿絲灌溉院裡種植的小黃瓜與甜瓜,並隨時留心出來掠奪食物的浣熊。迪斯托兒所的重點,並沒有放在教育上。儘管霍根夫婦在學前教育方面確實會教孩子們一點字母和數字,但孩子們待在托兒所的時間裡,多半用於玩娃娃、變裝、將塑膠球丟過來踢過去、帶動唱或跟著R&B熱門歌曲「Cha Cha Slide」跳舞。

這些生活在二十四小時制度下的孩子們看起來都很好(至少現在如此),且異常地獨立自主。某個晚上,瑪莉絲八歲的女兒黛安娜,向我展示如何像廣告中那樣完美地將牙膏擠到牙刷上。黛安娜四歲的妹妹伊薇特則不需要任何人的督促,就會自動自發地刷牙。在這些孩子身上,我確實捕捉到些微的不安與需求,但我很少見到他們流露出悲傷或寂寞。部分孩子也出現如心理學那實用卻弔詭的術語——「親職化」(parentified)情況:在不一定出於自願的情況下被迫長大且照顧自己的孩子,具有超過其年齡的成熟。

稍後,霍根夫婦播放了電影《第十四道門》(Coraline),一部黑色奇幻卡通,故事中的孩子其親生媽媽在平行世界裡,被一個眼睛以鈕扣來偽裝的假媽媽替代了。其中一個不過比我女兒大兩歲的女孩,轉頭對我說:「為什麼小孩會以為爸爸媽媽會救他們呢?」她停頓了一下。「他們太笨了。」

相關書摘 ▶《被壓榨的一代》:炒房下的生存術——中產階級「共親職教養」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被壓榨的一代:中產階級消失真相,是什麼讓我們陷入財務焦慮與生活困境?》,八旗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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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艾莉莎.奎特(Alissa Quart)
譯者:李祐寧

拚經濟,但有多少拚進你的口袋?
育兒、教育、住房等生活成本飛升,實質薪資卻成長停滯,
作為被剝奪感最深的一代,我們還有什麼辦法,能為自己找到出路……

——零工經濟時代另類必讀之作——

當律師、教授、會計師、工程師、醫療人員……都不再是中產階級,
你是否也會掉入貧窮線之下?

中產階級理應是消費力強大、帶動經濟成長的中堅族群,
然而,在所得成長緩慢,以及維持社會地位成本上升的夾殺之下,
不得不改變自已的志向與工作型態,做到累死,結果卻不如預期。

但這些,都不是你的錯!
看清經濟趨勢與制度的本質,才能找出解決之道。

《被壓榨的一代》揭露中產階級生活困境,在訪談過程中,作者發現有許多家庭無力負擔養育孩子的費用,即便是看似不用為錢煩惱的單身貴族,也為維持生活水平而苦惱。這些來自各行各業的受訪對象,有教授、律師、會計師、工程師、護理人員……等等,他們曾以為「自己接受的職業訓練或個人背景,能確保過上舒適的中產階級生活」,事實卻不是如此。教師不得不在放學後開Uber賺錢、機器人取代藥劑師、護理師等醫療工作者,高知識分子只能在大學兼任授課,永遠等不到正式教職。他們對財務焦慮、對工作氣憤、甚至對深陷膠著的自己感到羞愧不已。

本書作者艾莉莎.奎特是非營利組織「經濟困難報告計畫」的執行主編,該組織致力於報導不平等的社會現象。面對當前困局,奎特試圖從政策面、現實面,與心理面給出解決方案。本書不只忠實呈現中產階級的難題,更流露出深切的人文關懷與社會責任感。

在一個選擇有限的經濟環境中,本書促使受薪族檢視自己的生活、剖析當前局勢,避免隨波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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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