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義理論與流變》:西蒙波娃《第二性》──女人不是生成的,而是形成的

《女性主義理論與流變》:西蒙波娃《第二性》──女人不是生成的,而是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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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大戰剛結束,女人在戰爭期間負擔起「男人的工作」,獲得經驗及自信。戰爭一結束,她們就被趕回家裡,再度屈服於「女人的本分」之下。就是在那段時期,西蒙.波娃揭起反抗的旗幟,完全是孤軍奮戰。

文:鄭至慧

拒絕做第二性的女人──存在主義女性主義

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的《第二性》(Le Deuxième Sexe),是存在主義女性主義的代表作。這部巨著於1949年在法國出版,全面探討自古以來女人在男性掌控的世界中淪為他者的處境,也就是第二性,挑戰所有本質論的女性主義與反女性主義(antifeminism),提出「女人不是生成的,而是形成的」(One is not born, but rather becomes, a woman.)(de Beauvoir,1947:301),主張沒有永恆固定的女性氣質或女人的宿命。儘管女人這樣一個「與全體人類一樣自由而獨立的存在,卻發現自己在這世界上為男人逼迫,不得不採取『他者』(the other)的身分」(xxi),但透過存在主義所強調的誠實面對自我與處境,勇敢地做抉擇,努力改變處境,女人仍然可以重新定義自己的存在,進而全面參與塑造過去一直由男人所塑造的世界。

波娃在《第二性》中所論述的三個主要方向,至今仍是女性主義的主要討論範圍,即︰

  1. 性別差異的起源
  2. 性別差異及不平等的內容及衍繹
  3. 兩性應如何生活

在極缺乏性別研究基礎的環境下,她對女人進行跨領域的研究,不僅從生理、心理、經濟、歷史各方面來分析女人在男性世界中所經歷的現實,更深入質疑文學、宗教、政治、工作、母職、性等眾多領域中的女性處境,其論述的深度與廣度都是劃時代的,許多女性主義者因此才充分了解女人的「他者」,也就是被男性貶為異類的處境,對每個女性個體的影響有多麼深遠。而後起的其他流派女性主義者就算提出新的本質論,或要「談任何女性主義問題,都不可避免地要與波娃進行對話」(Tong,1989:195)。

如今存在主義的信徒或許不多,《第二性》卻始終是女性主義中不可或缺的經典文本。如果新世代的女性主義者不見得讀過這本磚頭巨著,最大的原因可能是它已說服了世界,以思想啟迪了1960年代以來的全球婦運,書中的諸多觀念都已成為我們思想的根源與共識,顯得像日光、空氣與水一樣自然,彷彿一直存在。

但實情當然並非如此。1982年,窮10年之力採訪波娃的史瓦茲(Alice Schwarzer,1942-)在寫成《拒絕作第二性的女人─西蒙.波娃訪問錄》(Simone de Beauvoir heute)之際時曾說:

「……甚至在《第二性》出版33年後的今天,它仍是論述新的女性主義最周詳、最深刻的理論性著作。……即使西蒙.波娃不出現,婦運仍然會存在。但是我以為,沒有她的話,婦運的基礎還不會如此穩固,尤其在理論方面,恐怕仍然在一步步摸索的階段。」(史瓦茲,1982:19)

的確,波娃擔負的工作猶如一個文藝復興時期全方位且跨學科的通儒。在婦女研究分工日細的今天,這種作品恐怕很難再現江湖了。但我們或許仍應想想:產生這種巨著,需要多少思考的自由,多少信心、多少對知識的好奇、多少勤奮的工作?波娃晚年回憶:「那個時候,我一起床,就急忙走向書桌,甚至連一杯茶都不喝,已經開始寫作了。那是一種熱情。」那時二次大戰剛結束,女人在戰爭期間負擔起「男人的工作」,獲得經驗及自信。戰爭一結束,她們就被趕回家裡,再度屈服於「女人的本分」之下。就是在那段時期,西蒙.波娃揭起反抗的旗幟,完全是孤軍奮戰(19)。

西蒙.波娃這個人和她的時代

波娃於1940年代後期著手撰寫《第二性》。當時,二次大戰期間被號召走出廚房、報效國家的女人,被迫讓出「男人的工作」,重拾「女人的本分」,生育、母職與妻職。然而,另一方面,百廢待舉的戰後社會亟需更多包括女性在內的勞動力,卻以性別分工或男女同工不同酬,來降低女性在工作上對男人的威脅,女人卻還未能組成以性別為主體的抗爭行動。

波娃認為,工業革命以來,女性出外就業是婦女解放的有利契機,然而女性就業也突顯了女人最基本的問題:必須調和其生育角色與勞動生產的角色。她自己早在21歲時,就和交往不久,但默契良好的伴侶沙特(Jean-Paul Satre,1905-1980)相約拒絕婚姻與生育子女。在波娃看來,自古以來生育陷女人於奴役,且妨礙她參與塑造世界。但當時的法國仍禁止避孕器具的銷售與宣傳;至於女人自主墮胎的權利,更在世界各地都未獲認可(僅有納粹主政前的德國,及1936年前的俄國曾短暫認可)。宗教界當然也秉持其一貫主張,嚴厲禁止墮胎。天主教教宗更宣稱在母親與嬰兒的生命取捨之間,應犧牲母親。然而在法國,非法墮胎與生產的數目幾乎相當。波娃認為,隨著婦產科學及人工受精的進步,女人終將成為自己身體的主人。

對波娃而言,女人處境的改善有賴於2個併發因素:一為擺脫生殖的奴役,將生育權操之在我,科技已促成此一歷史性時刻的來臨;另一則是參與生產勞動,不受父權基地,也就是家庭的禁錮。她認為工業文明的興盛,使個人財產的重要性超過以往在家庭中傳承的田地產,因此女人不必再依附於配偶,有利於獨立,而離婚率高漲正說明了這一點(de Beauvoir,1947:132-6)。

儘管如此,女人的社會及政治地位仍有待大幅提升。在當時的法國法律上,男人仍是一家之主,已婚女人的法律地位雖較戰前有所改善,但1942年修改的法條仍然自相矛盾:「已婚女人享有完整的法律權利。這些權利只受婚姻契約及法律限制。」由此可見丈夫與妻子的平等尚未實現。

在政治權利上,美、英、法等國均從19世紀前葉或後葉開始爭取投票權,也都經過半世紀以上的辛苦戰鬥。1920年,美國最早立法賦予女性投票權,法國則遲至1945年。蘇俄的情況看來較好,1936年的憲法已明文規定女人與男人享有完全相同的經濟、公職、文化、公眾生活及政治權利,但隨著女性全面投入公眾生活,這個原本揚言要改變家庭觀念的國家,卻又興起女人的家庭角色究竟應如何的疑慮,性道德再度變得嚴苛,墮胎又遭禁止,離婚幾無可能。女人雖因參與政治及生產勞動而獲得尊嚴,但又為國家嚴密控制,承受在外工作與家務勞動的雙重負擔。蘇俄女人的這種處境,在當時堪稱全球絕無僅有,曾使波娃因未能深入研究而引以為憾(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