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莉安，請別為查理哭泣 ─ 從法國共和精神到查理周刊恐怖攻擊事件

1989年十月，三位國中女生被限制不得入校學習，理由是她們拒絕拿下伊斯蘭頭巾，這事件引發的爭議不只是在受教權，讓法國人更驚訝的是：原來宗教社區主義（communautarisme religieux）已成功入侵校園了？女性主義者Élisabeth Badinter（1944-）領銜的一封連署信如此表示：「學生必須要有忘記他們所出身社區的隨興（plaisir）…。如果…學校還仍是一個解除束縛的地方，那就不能讓（身份）從屬在學校成為主宰。」然而，致力於反種族歧視的機構SOS-Racisme卻認為宗教從屬是學生自身一部份，於是控訴 Élisabeth Badinter等人堅持要去頭巾的立場，認為這是對那些女學生的侮辱；雙方的爭議體現了共和派與多元派的對立。這事件最後以學生進入教室要脫頭巾的各讓一步落幕。

2003年，類似的情節又再度發生，這一次在隔年確定了法令（La loi sur les signes religieux dans les écoles publiques）：不准配戴高調的宗教意涵裝飾，沒有針對特定宗教，沒有約束私立學校，也不管制已成年的大學生。儘管如此，還是讓許多國家側目，但我們必須在此提醒下列事實：國會當年可是以494票對36票壓倒性通過；而且2008年該法令還受到歐洲法庭所承認。從今日的氣氛來看SOS-Racisme當年的指控，會覺得彼時的反應過激了：難道二十一世紀的法國國會與歐洲法庭都在侮辱女學生嗎？

回頭看看台灣，若沒有打狗公學校對漢人社區主義的抵制，楊逵的牽手葉陶（1905-1970）也沒有可能在小小年紀就懂得要將纏腳布丟向大海。不論是披頭巾或纏腳，人應該是要有權選擇，而且真正的選擇來自充份且客觀告知。在完成告知之前，共和國學校必須構成一個保護空間，讓每一個未成年的孩子免於被社區或教會所先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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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教分離是為了生存價值選擇的自由

第四，共和普遍主義原則當然不只是針對了弱勢，如上述所言的少數民族或移民，讓共和國得花上更大力氣對付的，是強勢的天主教；這情況尚且不能類比於上面的舉例：日本帝國現代公民教育對於主流的漢人傳統文化進行糾正。因為天主教在法國擁有龐大的政治影響力，甚至已造成了所謂的兩個法國的戰爭：一方是追求政教分離的共和派，一方是挺君主制的保守天主教徒。雙方從法國大革命一直戰到第一次世界大戰。

兩個法國的戰爭其實是有明顯勝負，法國在整個十九世紀進行了世俗化（sécularisation），即宗教原本無所不在的影響力，漸漸內縮到一個獨立領域去，不再主宰政治、經濟、文化等活動；這明顯是共和普遍主義原則得以實行的先決條件，因為共和國的政權本身若是有著宗教偏好，必定會有害於異教徒的平等地位。這也是為什麼一些法國學者會認為：伊斯蘭世界的政教合一走向，必然會招致國家認同打造的受挫，進而難以將現代國家模式嫁接過去。

1881與1882年，第三共和將學校的道德課程，從上帝的指示改為公民觀念的教導。更重要的是，1905年的政教分離（laïcité）徹底斬斷了國家與教會的一切牽連，公立機關與宗教機關清算分家，互不干預。1946年第四共和建立時，laïcité被入憲，規定宗教只能在私領域裏表達，以此作為社會平等與和諧的原則之一。1958年起的第五共和，甚至將laïcité視為確保國家一體的關鍵，而且不知從何時開始，共和價值已經不只是自由、平等、博愛，還得加上laïcité這一項。天主教私校之學生佔接受法國義務教育者的一至二成間，但不僅教學是由官方所控制，老師也由官方來直接支薪。

致力於laïcité研究的哲學家Henri Peña-Ruiz(1947-)下了如此定義：「信仰上天與不信仰上天的，皆能被公平對待，laïcité就是與此有關的生存價值選擇的自由 （liberté de conscience，這包括信仰自由…），共有的法律描繪出一個只致力於普遍利益的公共領域，讓人團結比讓人分立更有價值的原因在於：這確立了真正的和平。」（註4）

被寬容或自然權利？

對laïcité的認識，不僅可以讓我們理解為何法國人會去爭議宗教意涵的頭巾，也可以鋪陳出下一個法國特點的介紹：和歐盟的英、德、奧、西、義… 等鄰國均不同，法國是一個沒有褻瀆神明罪（délit de blasphème）的國家。要了解法國在此之特異立場，還得先談1789年的一個辯論。

在法國大革命的前兩年，舊體制已經對於宗教採行寬容政策（《Édit de Versailles》），讓非天主教徒能有與天主教徒平起平坐的公民資格；法國大革命後要延續這個寬容政策嗎？看似是必然，卻是一場大辯論。Voltaire（伏爾泰，1694-1778）在之前已有有關於「尊重」的討論，他認為不斷地要求尊敬或寬容，反而會讓人懷疑：思想與表達的自由是否存在？

法國大革命最重要的主角之一Mirabeau（1749-1791）援引了這個思路：「我不是來鼓吹寬容的，沒有限制的信仰自由在我眼中是一個非常神聖的權利，而寬容一詞所要表達的，在我看來就像是暴政一樣，因為這表示了有採行寬容權力的權力體（autorité）的存在，甚至，權力體可以去寬容或不寬容，如此已經是在折損思想自由了。」同一立場的Rabaut-Saint-Étienne（1743-1793）也在邇後表示：「對於異議者寬容、忍受、原諒、寬恕，這些都是有著至高權力的不恰當想法，因為宗教差異或意見不同真的不是罪。」（註5）

褻瀆罪之不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