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莉安，請別為查理哭泣 ─ 從法國共和精神到查理周刊恐怖攻擊事件

褻瀆罪在法國之不能成立，正是從Voltaire、Mirabeau、Rabaut-Saint-Étienne這一貫思路以來，對於生存價值選擇自由（疑不疑神？信不信神？信哪個神？）此自然權利的堅持；該自由若是我們生而擁有的，即不容國家恩賜，因為那是在表示國家有收回的權力，只是暫時不用；該自由也不容國家裁判，因為國家權力本來就不應高過於之。

褻瀆罪在法國之不能成立的另一原因，正是它違反了前面所言的共和普遍主義原則及其內含的laïcité。Pierre Bayle（1647-1706）有一名言：「只有被褻瀆實體的那些朝拜者眼中，褻瀆這件事才會是令人厭惡的。」因此，褻瀆是無法客觀的，只能是由宗教團體來片面感受及定義，該罪一旦成立，必然是宗教團體指揮國家權力辦事的結果，更糟的是，沒有客觀標準的罪意謂著人人自危。（註6）

在法國歷史，褻瀆罪曾經可以是死罪一條，法國大革命後，為人權宣言所不容而廢除，王權復辟時曾短暫地復活，之後也只剩軍人身份會受影響；1881年，經媒體自由的相關法條公佈後就完全廢除了，但依該法令，個人或組織若認為對方有「挑釁犯罪與激發仇恨及暴力」，仍可以依毀謗或侮辱之名來提告；對於今日法國，「以其宗教歸屬為由，個人直接污辱或攻擊一個團體」或是「激起宗教或種族的仇恨」，都是可以成立罪名的。但請注意，這不表示我們已經拿了信仰這件事來限制表達自由，那只是為了尊重公共秩序，共和國有責任保護她受傷的公民，但如上一段所闡明的，國家是不可以去保護受傷的信仰。

法院認證沒有種族歧視或仇恨言論

依《世界報》統計，Charlie Hebdo成立二十二年來共被控了48件官司：其中極右派12件、媒體與記者8件、天主教團體8件、穆斯林團體6件…，只有9案被定罪，絕大部份是關於個人的侮辱罪，無關宗教。（註7）

法國的極左派長期以恐伊斯蘭症（islamphobie）指責Charlie Hebdo，後者曾於2013年11月於《世界報》叫屈，自陳立場是反種族主義，並且所挑釁的是所有的宗教，也捍衛如此創作是他們本該有的權利。由此看來，他們是很清楚：若不是針對特定種族或宗教的仇恨言論，這些賤嘴或淘氣無需向法國社會祈求寬容，那本來就是他們的自然權利。

阿爾及利亞漫畫家Ghilas Aïnouche在悲劇發生後上報表示：「他們跟基督徒與猶太人都有訴訟，但一旦跟穆斯林有問題，就被媒體大量報導，…我們就有了Charlie Hebdo只針對伊斯蘭的錯誤印象。」（註8）事實上，上述極左派的批評也被批評；回頭想一想當年SOS-Racisme對女性主義者 Élisabeth Badinter等人譴責的案例，自視站在弱勢立場的控訴，不一定經得起考驗。

被媒體大量報導的案件是指在2007年、2012年，兩次因穆罕默德諷刺畫（caricature）而引發的訴訟，前者是在丹麥日德蘭郵報穆罕默德漫畫事件後，Charlie Hebdo為表達對於被死亡威脅同業的相挺，轉錄了兩幅爭議作品，其中一幅是穆罕默德的頭巾被畫成炸彈；巴黎大清真寺等團體以種族主義之名提告，隔月被判免起訴，法院表示：「單獨（拿畫）來看，有可能是在對這宗教的信徒進行污辱…但從脈絡與該報的出版情勢來看，絕非是有意要冒犯所有穆斯林。」（註 9）2012年那一次，則是在《穆斯林的無知》影片引發反美事件後，Charlie Hebdo刊登數幅諷刺畫作為回擊，之後被提告，但是，不僅再度於法律上全身而退，民調也顯示51%的法國人支持該期的出版（註10）。

Photo Credit: thierry ehrmann CC BY SA 2.0

深植於共和精神的諷刺畫創作

就算是認為Charlie Hebdo的挑釁動作大到過份的人，也不會認為這份刊物只是純粹來搞笑用的，這些創作者都是同時具備三種能力的天才：諷刺幽默、政治敏銳度、妙手畫工，這群人有著很接近的政治立場與意識型態：他們嘲笑任何有違逆自由、平等、博愛的團體或國家，批判任何會對個體解除束縛造成阻礙的文化、信仰、意識型態、經濟剝削、井蛙之見…，並且毫不客氣地玩弄任何手握權勢的人。在這過程中，對於援引了弱勢族群與落後國家等等的刻板印象來創作，也顯得輕慢不在乎，這讓他們遭受到不少批評。關於這一點我們也得自問：一個是能嘲笑連勝文為神豬的台灣社會，另一個是會顧忌惹惱所有胖子，而不敢用這綽號來嘲笑權貴，哪一個才是我們要的？幽默這件事對我們的人生有多麼重要？

這事件激發華文世界許多評論，其中不少陷入以下四點危險，一是跳開對作品尺度的自主判斷，不能或不願去理解作品的第二層含意（法國法官也是要進入時事脈絡才能判官司啊，另參見一作品解說），直接以偏激伊斯蘭主義者的憤怒作為評論立足點；二是預設穆斯林移民全不認同共和價值、或預設這些人全把信仰置於共和價值之前，然後再以多元主義、相對主義立場批評法國社會，最後持此批評將悲劇的肇因丟回給法國；三是直接將事件的雙方角色模糊地置回所屬中介團體或社區（殺手是要置回穆斯林？伊斯蘭主義者？還是伊斯蘭國成員？），然後再依雙方團體的權力關係來進行評論（帝國vs伊斯蘭、白人vs移民），忽視了雙方都是各自團體的特例；四是以褻瀆罪指責該刊物而不自知，甚至無意間內化了加害方的觀念：宗教裁判可以進行跨國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