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花五週年】魏揚：以前看《Legal High》覺得很嗨，實際上法庭攻防超boring

採訪：吳奕柔、張育萌
撰寫：吳奕柔

魏揚，曾參與野草莓學運、反國光石化、反媒體壟斷等社會運動，並組織發起黑色島國青年陣線。2014年3月23日那晚，當發起的群眾與自發參與的公民攻佔行政院，大批警力挾警棍與警盾湧上，他拿起了麥克風，向群眾喊話：「我今天身為現場的指揮，如果有一切法律責任，有任何流血，我們所有發起行動的人，我們都會承擔」，五年後的今天，司法訴訟仍是未完待續。

三一八學運的溫床：在焦慮和壓迫中萌芽

談到318運動的時代脈絡，魏揚先提及他觀察到有關台灣國族主義的轉變。在2008年以前，台灣國族主義對於校內學生異議性社團來說，並非主要議題，大部分北部學生社團做較多左翼、反迫遷的社會議題，但也是2008年國民黨執政，馬英九的兩岸政策引發學生的焦慮，慢慢挑起了強烈的國族情緒，例如校園內開始出現轉型正義的討論：台大陳文成事件紀念廣場、清大獨台會案、成大零貳社銅像潑漆等，2008年也因陳雲林來台而引發野草莓學運。

「我們並非一開始就把中國當敵人，也不是一開始就有這麼強烈的國族情緒」，魏揚認為2012年反媒體壟斷運動前，各地社團雖即開始關心國族議題，但一直到2011年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開始協商時，社會仍未有太大的動能，學生參與的人數也不多，只有兩岸協議監督聯盟和ECFA學生監督聯盟關注。魏揚也分析，事實上從野草莓學運、獨立青年陣線、ECFA學生監督聯盟，這些參與的人員皆非常重疊，也是從2008年至2012年之間不斷的滾動，在校園內做許多倡議。

而對於2012年因旺中集團併購案而引發反媒體壟斷運動，魏揚認為，當時的『中國因素論』首次成為台灣國族主義運動員論述，將原先著重向內建立本土認同的運動能量，轉化為指向外部敵人，「是由內部認同建構，轉為到外部他者的指認」，展現國族主義的轉變從2012年至2013年越來越明顯。

「318學運跟國民黨執政也是有關，行動者以事件作為槓桿去動能，談階級和居住正義的運動，在那幾年也是高度的發展」，魏揚指出台灣農村陣線成立、反國光石化開發案、反大埔強拆、反士林文林苑王家強拆等土地運動，那幾年是許多青年運動者的溫床，乃至於反美牛運動、反教育商品化運動不斷滾動與催生校園組織，使運動者間經歷互動與建立信任基礎，也操練成熟的策略機制，不論是組織操演或論述都可以迅速動員討論出運動方案，並形成行動者間的網絡。

而人民因著分配正義與土地議題而感到社會不公，是種共同的時代氛圍，加上人民對體制的不信任強烈，從反媒體壟斷、洪仲丘事件到馬王政爭，魏揚認為這種種累積起來，激化台灣人民對政府體制的不信任感，皆是318學運重要的社會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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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三一八學運立法院建築內外隔閡：不只是圍牆

五年前3月18日那晚，魏揚與學生和群眾一同衝入立法院，但不久後卻離開了議場，面對外界不斷討論「立法院建築結構造成內外溝通隔閡與運動領導中心化」的想法，魏揚有不同的見解。

「我覺得建築結構都是次要的問題，今天你佔領了一個房間空間，不代表你不能跟外界互動，需要去看空間象徵的意義是什麼」，魏揚認為立法院本身有「作為人民意志的最高展現」的空間象徵意義，雖然原本大家都說要解放空間且有人民的地方就是立法院，但攻進去了後，眾人延續了那個空間的邏輯與象徵意義，讓議場還是至高無上的象徵，使外面的群眾變成在「守護」議場。

魏揚更補充說，「我覺得那個空間不只是圍牆和硬體，而是當我們覺得攻下立法院是很難做到的事時，也藉此塑造了議場的崇高性」，但議場內又無法即時理解議場外的狀況與群眾的焦慮，媒體和大眾又將目光投注在議場內的空間，使運動者必須去強化這個空間的重要性、神聖性，如此一來就讓這個運動存在矛盾。

魏揚認為當時無論是長期抗戰，或階段性運動的都應該內外打通，並將決策核心移到立法院的廣場，否則現場群眾就是懸在那裏而感到焦慮。但當時人們太注重議場的形象，認為貿然有擴大佔領的行動，會讓警察順勢把群眾清走，因而有維持現狀的決定。

除此之外，魏揚認為「組織互動的方式，比空間的區分，更是當時溝通隔閡的關鍵」，魏揚提到，318學運以前抗爭的規模較小，大多是一兩個團體事前已經知道有哪些夥伴，決策機制事前也清楚，這場若是農陣主導，就是由他們做決策，其他去的人就是幫助的角色，有個相對明確且行之有年動員的模式。

但回憶3月18日當晚，魏揚說，大家一開始攻進立法院，從來沒有想到會佔領，但攻進去後人數跟規模迅速地膨脹，既有的決策模式要做相對應的調整，因此除納入更多領頭的組織外，素人也進到議場來參與運作。當時決策時間短，且歷經劇烈的重組，既有人際的擴大，也有人跟人之間的不合，組織跟組織間的不合，318前原本一起在街頭互動的人，覺得這個運動突然有很多生面孔進來，素人參與卻成為決策，這樣的組織變動，魏揚認為也是造成溝通隔閡的關鍵。

談323行政院事件：不可忽視立院與政院的空間差異

許多人對於魏揚的印象，是323行政院事件的總指揮，甚至當時媒體都稱他為「首謀」，但魏揚很明白的說道，「做決策的時候我並不在，後來才知道要到行政院」，魏揚提到，323佔領行政院有很長的討論脈絡，包含是否要打通立法院議場內外，並把警察全然排除出去，以降低現場群眾很消耗的感覺與焦慮，讓群眾不再只是「守護」議場內的人，也因此當時有號召群眾去國民黨部前抗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