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第一位黨外縣長:見證國代選舉亂象,余登發終其一生不願入國民黨

台灣第一位黨外縣長:見證國代選舉亂象,余登發終其一生不願入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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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余登發躬逢其盛,帶著旺盛的學習心情見識祖國的一切。想不到才到南京的國民大會堂,就見到十幾副棺材排放在大門口,簡直令他驚愕之至。

文:八卦寮文教基金會

當選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

1945到1949四年間,台灣正處於開始地方自治的階段。國民政府次第成立村里民大會、鄉鎮(縣轄市)民代表會、縣(市)參議會。1946年4月,全省八縣九市參議會間接選舉出二十九位省參議員;8月舉行國民參政員選舉。台灣選出八名參政員赴南京開會,這在當時是最高參政議政機構。11月,蔣介石在南京召開「制憲國民大會」,台灣選出制憲國大代表與會,參與《中華民國憲法》的制定。

1947年11月,台灣舉行第一屆國大代表選舉,台灣每縣市選出一名,八縣九市要選出十七名,另再加婦女保障名額兩名,以及八名由職業、婦女團體選出的人選,總共二十七席。選舉的方式依國民大會選罷法規定,為普通、直接、無記名投票法,選民直接把欲選之候選人姓名寫在選票上。

高雄縣推出了七位候選人,每位都是地方上頭角崢嶸的人物,包括高雄縣農會理事長吳見草、高雄縣商會理長朱漢耀、省府委員劉兼善、省參議員洪約伯及制憲國代林璧輝等。而代表岡山區參選的余登發,最後卻打敗群雄,在總投出票數19萬6643票中,得到3萬8032票,脫穎而出,成為唯一當選人。

余登發雖自認在七位候選人中地位最低、參政資歷最淺,但最後卻能得到最多的選票,足見其被選民認可的程度。一般認為,是余登發在過去的里長、鄉長任內,自掏腰包為民眾裝設路燈等嘉惠地方的政績,讓民眾感念在心;另一方面,也因余氏所屬的岡山區,是各區之中人口最多的一區,且岡山區長黃應樞不因余登發非國民黨黨員的身份而不支持他,反而極力為他奔走,都是余登發大獲全勝的原因。

到南京開國民大會,見識選舉亂象

1948年3月23日,余登發隨同其他二十六名台灣選出的國民大會代表,搭乘飛機到南京,參加3月29日舉行的第一屆國民大會。本屆國民大會原應選出三○五四位代表,但因內戰等因素,實際只選出二九六一人參加開會,這次會議的主要任務是選出正、副總統。

余登發躬逢其盛,帶著旺盛的學習心情見識祖國的一切。想不到才到南京的國民大會堂,就見到十幾副棺材排放在大門口,簡直令他驚愕之至。原來,1947年12月底在大陸選舉國大代表時,由於當時大陸未曾有過選舉,選民的教育程度低,投票不踴躍;且不識字的選民佔多數,導至選舉過程發生很多違法舞弊,黨提名之候選人即使票數少也能當選,黨外之提名者票數多反而落選,因此引發很多人的不滿,激烈者甚至抬棺到國民大會堂的門口抗議。這看在日據時期就經歷過多次正當選舉的台灣國代而言,實在是匪夷所思的事,然而更令余登發瞠目結舌的怪象還在後頭呢。

國民大會先以壓倒性的多數選舉蔣介石為中華民國總統之後,隔了兩週,開始選副總統。當時的候選人包括孫科、李宗仁、于右任、程潛、莫德惠、張君勱;原本孫科最被看好,因為他在國民黨的地位與蔣介石十分相當;在第一輪、第二輪及第三輪選舉後,陸續淘汰了幾位,最後只剩孫科和李宗仁一爭長短。抗日名將李宗仁志在必得,據余登發在南京的聽聞,李宗仁從安徽省主席那裡以卡車運來大量鈔票和金條活動,終於在4月29日的第四輪選舉中,以微弱的多數贏得選戰。

對中國政府徹底失望,終身不願入黨

這趟南京之行讓余登發大開眼界。雖然只停留短短一個月的時間,且只在國民大會的現場見識投票而己,但余登發亦從夜裡的宴飲中看到各路人馬的協商折衝、送禮宴客的金錢加暴力的惡風和亂象,這些見聞,在余登發心裡造成極大的衝擊,也讓他對新政權徹底失望。後來他決定不加入國民黨,這次的南京行是關鍵性的主因。

台灣的國大代表們並未參加5月25日的正副總統就職大典,五月初在遊覽了中國的蘇州、杭州景點之後就先行返台了。回台之後,余登發撤回已經上繳的國民黨入黨申請書,不惜違背了努力拉攏他入黨、當初在國代選舉時大力支持他的岡山區長黃應樞的盛情。而且余登發不只是在這個時間點退卻,終其一生,他都不願入黨,永遠和國民黨的政治文化逆向而行,以其個人剛正且近乎剛愎的性格,不妥協、不圓滑、不變通也不退縮的方式,執行自己的政治理想。

當選高雄水利會第一屆民選主任委員

1949年的5月25日,橋頭鄉長的任期屆滿前一個月,余登發參加高雄縣農田水利會第一屆民選主任委員的選舉,結果擊敗兩位官派縣長、包括現任縣長毛振寰及黃劍棻,當上主任委員。

就像競選國大代表時有岡山區長黃應樞的鼎力助選,此次余登發競選水利會主委,亦有一位重量級的人士出面為他遊說,終能助他擊敗勁敵,異軍突起。這位強力的助選員就是時任省參議員的郭國基。郭國基向水利會的代表們說:「縣長已經夠忙了,哪裡有功夫處理水利會業務。我在省參議會,一再疾呼起用本省人來當主委。政府讓我們自己選,我們都不選本省人,予人笑柄太大了。余登發先生身任國大代表,六年才開一次會,每天閒著能為大家服務,而且他是一位剛正廉介的人,他支領國代薪水,乘車免費,頭銜顯赫,定能為貴會造福,這種人不選,到那裡去求人才呢?」這番平實且真誠的說辭,確實發揮了很大的助選效果,讓余登發以首位本省人的身份,入主過去由中國官僚把持的水利會。

出售私有稻穀,以發放水利會員工薪水

高雄農田水利會的轄區甚廣,包括高雄縣及屏東縣,幅員遼闊,歷史淵源也相當悠久。早在1873年時,鳳山縣令曹謹即開鑿圳路,引入下淡水溪的溪水灌溉舊鳳山縣轄內的五千多甲田地,使成沃野,是為高雄農田水利之濫觴。

日本據台後,即在全台各地成立三十二個公共埤圳組合,積極介入台灣的農田水利事業,曹公圳公共埤圳組合即為其中之一。戰後,1945年的11月,謝東閔出任官派高雄縣長時,兼任水利會組合長;其後,黃達平、毛振寰及黃劍棻,也都以縣長身份兼任會長或主任委員。但因這些縣長兼任的主委是官派,所以都唯上級之意是瞻,枉顧人民的利益,等於重蹈了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剝削榨取之覆轍。

水利會因為管轄的範圍大,會務龐雜,歷任兼任的主委根本無暇多顧,余登發主委於1949年7月1日到職後,發現水利會的公庫僅剩一元五角,連員工的薪水都無法發放。余登發新官上任,立刻將個人私有的稻穀五萬多斤出售,得款悉捐給水利會,作為發放員工薪水之用。

整頓會務,正常收租

水利會的財務狀況如此惡劣,除了因為戰後以來的台灣,物資吃緊、物價飛漲,以及國民政府接收政權後無限制地印發紙鈔,造成人為的惡性通貨膨脹等環境因素外,最主要的,還是內部管理階層的人謀不臧。水利會雖有偌大產業,但卻沒有產出正常的效益。例如,水利會在左營的蓮池潭有一百多公頃的魚池出租供人養魚,但在幣制改革之後,魚池的租金竟然還是以舊幣值收取。當時的舊台幣四萬元才折合新台幣一元,如此一來,魚池的租金有收跟沒收差不多。為什麼會如此?就是因為承租人向水利會總幹事潘葛送過紅包,之後水租就一直沒再調整。

過去的官派縣長兼任水利會主委,根本沒有辦法管到水租的調整及收取的問題,而且政商勾結,不願得罪地方上的富商巨賈。水利會的財庫之所以空虛,就是歷任主委與承租大戶淘空公庫的結果。大戶帶頭不繳正常的水租,小戶當然比照處理。余登發上任之後,發現這個財務漏洞,便著手調整魚池之租金,並嚴格催收農田水利費。

余登發首先親自登門向大地主、高雄市前市長陳啟川及前第一銀行董事長陳啟清兄弟催收水租。余登發不怕得罪人,他理直氣壯、不講人情,而且也不怕麻煩,三番兩次上門。大戶人家經不起這樣被催債的場面,終於把積欠的水租都繳納了。大戶被收服了,其他人也只好乖乖按時交租,就這樣,先打穩了水利會的財務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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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大時代的故事:台灣第一位黨外縣長余登發》,前衛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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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八卦寮文教基金會策劃、阮愛惠主編

橋頭事件40週年紀念專書

1979年的橋頭事件,真是一場影響深遠的歷史事件。
它改變一個政治家族的命運。
它凝聚一群黨外力量的集體意志。
它推進一個國家的民主步伐。
橋頭是自由的灘頭堡,高雄更是台灣民主的聖地。

余登發先生是臺灣民主運動的先知先行者。余登發的參政歷程,即是臺灣民主運動發展史的縮影。他從日治時期開始即以素人身份從政,終其一生除了對抗執政者的不公不義以外,並建立起余氏家族三代擔任高雄縣長的佳話,在南臺灣政壇創下了個人色彩濃厚的政績。

重建歷史是我們這一代的責任。1979年橋頭事件的故事,在過去的威權統治之下,留下許多空白。希望藉由這本書的出版,能夠重建起這段歷史的完整面貌,並讓更多民眾理解臺灣民主化的歷史軌跡,並帶動社會的公共對話,珍惜並守護我們共同的民主與人權價值。

台灣第一位黨外縣長余登發
Photo Credit: 前衛出版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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