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的道德處境》:自由主義提升還是敗壞了道德?

《自由主義的道德處境》:自由主義提升還是敗壞了道德?
Photo Credit: Joseph Morewood Staniforth, 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自由主義與其說是生活方式,不如說它構建了現代生活方式之基礎。它搭建的舞臺容納了多元變化,為自主提供了可能,為寬容提供了必要,為各種善觀念的共存提供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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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楓

自由主義提升了道德還是敗壞了道德
權利優先於善的道德處境

自由主義的核心內涵是保護個人權利,防止對個人權利的侵犯,因此自由主義者無論如何反思和調整其道德立場,都無法跨過一些基本的、關係到自由主義存亡的底線,那樣的話就等於放棄了自身。它必須維護和捍衛個人的權利、個人的自由,因此若是將善置於優先地位,就有可能走向道德的強加以致思想的專制,這意味著自由主義的覆亡。

所謂「權利優先於善」是「正當優先於善」的另一種表達(英文裡都是一個詞:right)。之所以可以用「權利優先於善」來表達「正當優先於善」這個更廣泛含意的命題,是因為「正當」(或「正義」)概念的核心要義就是「權利」,它的所有內涵都是圍繞著「權利」概念來展開的。羅爾斯的正義原則的第一分原則就是「平等自由權利」原則,第二分原則實際上也是關於人的權利的。羅爾斯所謂「正當優先於善」具有三個方面的含意。第一個方面是:正當原則優先於功利原則,優先於社會和經濟利益的考量。第二個方面是:正當原則對人們的善觀念施加了重大的限制。第三個方面是:正當原則不能建立在任何完備性善觀念的基礎上,只有這樣,持有不同善觀念的人們的自由和權利才能得到保障。這三個方面都指向一個意思,即之所以應當是正當優先於善,而不是善優先於正當,是為了保障人的基本權利免於來自善追求的強加和侵犯。

按照德沃金的說法,權利就像是一張「王牌」(trump),它超過所有其他的政治理由,享有至高無上的地位。而之所以這種權利具有非常的重要性,是因為對它的侵犯會觸犯人之為人的尊嚴,在德沃金看來,沒有什麼比人的尊嚴更加重要的了[1]。

在現代社會,善已經不是一個中心觀念,我們所追求的各種各樣的善要受到正當與不正當的道德評價,也就是說,對善的追求只有在平等自由權利的規範、約束下才能是正當的。現代政治確立了個人的地位,個人權利成為國家行使其權力的前提,國家的所有行為都不能以善目標來侵犯、壓制個人的基本權利,善的追求要在尊重個人權利基礎上才是正當的。

是否權利優先於善,是古代倫理學與現代倫理學區分的標誌。在古代,政治以善為中心來建立各種制度並展開其活動,人的一切都被置於善的目標支配下,為了追求共同體的善目標,可以要求和強制人們做出一切犧牲。按照亞里士多德的說法,個人之與城邦共同體的關係正如部分之與整體的關係,個人僅僅因為城邦而存在,城邦絕不會因為個人而存在。古代人的美德也就是服從城邦最高善並願意為之犧牲的英雄美德。個人權利的觀念在古代是不存在的,因此作為保障個人權利的正當觀念也是不存在的。古代人對善的追求是以人的不平等的倫理關係為前提的,古代的善觀念實際上充當了為不平等制度辯護的作用,奴隸制的存在及其為之所作的辯護,以及婦女的不平等地位,都說明追求善的古代道德與建立在平等權利基礎上的現代道德有著多麼大的實質差別。

另外,古代人的善觀念具有一種輕賤個人生命的態度,在他們看來,個人是無足輕重的,集體才是一切,個人只有作為政治機制的部分才有價值,個人存在的目的就是為了國家強大。所以,例如,他們有殺嬰棄嬰的惡俗。當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西塞羅,以及塞涅卡等哲學家提到這些觀念或做法時,有些不加譴責、視如正常,有些還表示贊成[2]。

由此可見,權利優先於善或權利優先論是要表達,不能以任何善的追求的名義侵犯個人權利。它維護權利的優先地位,而為善的追求設定了一個界限。

自由主義之所以將權利置於優先的地位,並加以保障,從消極的方面看,是要防止對個人權利範圍內的行為進行侵犯,它為個人自由提供了一個屏障;從積極的方面看,是要創造一個個人自主的空間,讓個人能夠從事和追求他自己願意做的事情,尤其是讓個人能夠去追求他自己選擇的(或其環境所賦予的)善生活和善目標。

此外,所謂權利的優先性,從消極的方面看,並不包含個人生活與善追求的關係,所要保護的是個人的私人生活空間,只要不傷害他人,權利(正義)就給予他完全的自由保障,至於他運用此自由去幹什麼,這是他自己的事情,他人不得干涉。從積極的方面看,則包含了尊重他的自由是使他有條件去追求善生活和培育美德的意涵,是指如果他去追求善,自由權利給他充分的空間和機會。在這個意義上,自由主義不僅不反對人們的善的追求,而且給予這種追求以廣泛的自由和平等的權利。自由主義者認為,沒有自由,人們就失去了高尚的、優秀的、創造性的生活的意義,自由是追求善的條件,它與善生活、與美德實踐密切相關,沒有自由這個條件,人類的善生活和善追求終將枯萎。

在自主範圍內的善的追求是指一個人按照自己認肯的善觀念的要求去完成自己、塑造自我,進而完善他人、完善世界的活動。它可以指樂於助人,樂善好施,仁民愛物,慈悲為懷;可以指發展自己的潛能,發揮自己的特長,選擇有意義的生活方式,不斷進取;可以指追求優良的品德,塑造優秀的品質,培養雍容典雅的氣質,成長為有個性、有吸引力的人;可以指皈依於某一信仰,獻身於終極關懷,投身於某種共同體善的追求;可以指參與改造社會的活動,為推動社會進步而奮鬥;可以指獻身某個理想事業,無私忘我地奉獻力量,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可以指追求科學、探索真理、思考宇宙、追索人生等這樣的思想活動;等等。善是不能定義的,善生活的內容也是不能限定的。如果把善的追求限定於一種內容上,並認定其為真理的追求,比如說獻身於「歷史必然性」的事業,而其他內容的善追求都是朝向這一追求的手段或道路,那麼其結果都會是對個人自主選擇善觀念的拒斥,對個人自由的取消,對個人尊嚴的否定。

自由主義保護個人自由權利,正是為了防止這類以理想事業之名的強加和侵犯。在一個個人生活和個人選擇失去基本自由權利屏障的社會裡,善生活的多樣性和豐富性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個人選擇自己善生活的意願被壓抑,留給人們追求善的自由的空間被擠壓,這就無論如何談不上還有什麼善生活、善的追求,有的只是被迫或盲從。在追求至善或終極理想的名義下的強迫,善的內容將會因為強加的性質而喪失意義。而在一個個人擁有充分自主權利、享有充分自由的社會裡,個人善未必就與共同體善相衝突,個人完全可以自覺自願地或不加反思地投身於共同體善的追求,或參與到公共事業中去。擁有自由,方顯善之追求的高貴。沒有自由這個前提,沒有人們因自願而產生的主動性,沒有一種保障自由權利的政治機制,哪怕追求再崇高、再理想、再優秀的善事業,也會因強迫的性質而失去正當性。

自由主義之與善生活,由此可見是一種什麼關係。自由主義所保障的自由是使人去過一種有意義的善生活的前提條件。由於自由主義充分信任個人對生活承擔責任的能力,充分尊重個人賦予主體地位的尊嚴,總體上來講,它增進了人們的善生活內涵,促進了善觀念的多元化追求。

但是,自由主義本身並不以創造善、追求善為其目標,也不以任何善觀念為其構建制度的基礎,它對一切善觀念保持中立。因此它本身不包含善的內容,而只是為人們追求善提供一個中立的正當性基礎。正是自由主義不以善觀念而是以正義觀念來構築制度,它因此而能容納各種基於善觀念之上的文化共存於其中,為它們提供制度的保護。也正是由於自由主義並不追求某種善觀念,所以才不構成各種善觀念的競爭對象,因此而能被以善觀念為追求目標的各文明、民族或其他文化共同體所接受,成為它們的「重疊共識」。唯有如此,自由主義才具有普遍性,其政治制度才具有穩定性。

因此,自由主義與其說是一種生活方式,不如說它構建了一種現代生活方式之基礎。它搭建的舞臺容納了多元性,為自主性提供了可能,為寬容提供了必要,為各種善觀念的共存提供了保障。

但是,我們又不能不說,在現實中,事實上自由主義是一種生活方式,它有自己的一套價值觀念、生活態度和生活內容,而不僅僅是各種價值觀念或生活方式的普遍性基礎。這種由自由主義所體現的現代價值觀念或生活方式與軸心時代[3]諸文明所傳承下來的傳統價值觀念或生活方式相互衝突,構成了現代性與傳統的激烈碰撞,在政治哲學上即是所謂「古今之爭」。隨著現代性的展開和推進,這種現代生活方式和價值逐漸侵蝕、瓦解、取代了前現代諸傳統文化的價值及其生活方式。

現代性的內在驅力是工具理性化和個人至上,現代生活方式一些負面特徵和消極影響已被百多年來的許多文學作品、藝術創作、思想著作描述和展示得淋漓盡致,諸如物質主義、消費主義、單向度、無深度性、情感淡漠、關係疏離、感性至上,等等。當然,這裡的描述僅就大眾生活的一般趨勢而言。現代生活並不乏其深度性和精神性方面,科學發明、偉大的思想、各種理想的實踐、人道主義等等都是現代社會偉大的成就,現代社會中的人們所創造的優秀價值不亞於前現代諸文明所創造的優秀價值。現代社會為什麼會發生這種兩極化趨勢——一極是它的平庸化、無深度性趨勢,一極是它的創造力旺盛特徵?而且,這些創造力之旺盛的特徵與現代人所具有的反思和批判張力有關,而這恰恰又是在自由主義提供的條件下才具備的特徵。

自由主義的核心原則是保護個人對其生活內容享有自由選擇的權利,只要不侵犯他人的同等權利,個人就受到正義制度的保護,獨自對其生活承擔責任。任何人不得強加給他不接受的生活內容,除非他自願選擇接受。一句話,自由主義保護權利,而抵制善的強加。這就是上述關於權利優先性的消極方面的意義,即只要是權利範圍內的行為,或是正當的行為,都免於任何強加。

按照反自由主義者的批評,這意味著自由主義只保護權利而不保護善的追求。個人生活中,選擇什麼樣的善生活、什麼樣的善觀念,以致是否選擇善的生活,是否追求善的觀念,都是個人自主範圍內的權利,他人不得干涉和強加。如果個人權利與共同體善或特殊文化善的要求相衝突,那麼要給予限制的是共同體善和特殊文化善,而不是個人的自由權利。這在前現代社會的視域裡是完全不可思議的:個人怎麼能有不選擇善的自由?個人怎麼能有拒絕其所在共同體善的要求的自由?這是現代社會的人們與傳統社會的人們在價值觀和生活態度上的一個重大差別之處。傳統社會的善生活、善追求和善觀念多是建立在強加、灌輸和一元政治基礎上的,個人沒有選擇的餘地。而現代社會的善追求則強調自願自主的性質,也即強調個人有不選擇的權利。

由於這種自願自主性質,或者說權利優先於善,傳統社會那種對個人品德、心性品質、人格素養等方面的美德要求大大鬆弛,而尊重他人,不得傷害他人,不得侵犯他人權利、待人公平等這些正義規範成為一般道德要求。自由主義把消除惡、尊重個人權利而不是把追求善、遵從共同體善作為一般道德要求的內容,這就把高的道德要求交予人們自主去選擇、去追求、去完成,而把一般道德要求劃歸於由國家來執守。一般道德的內涵降到了相對低的水平線上,只要行為不突破基本道德原則,都是在正當範圍內的。

但是,這不等於自由主義就拒絕了對人們提出善的要求和美德的塑造的要求,也不等於自由主義完全放棄一切善追求的強加。

首先,不得強加於善觀念是指不得違背他人意願而強加給他人不接受的善觀念,但若他人同意(包括默認同意)或願意(包括默認願意),或個人的自主能力尚未成熟、自主的意願處於匱乏或軟弱狀態時,就可以賦予某種帶有強制性的灌輸、塑造和啟迪。只要不與正當性原則相衝突,對善的任何要求和追求行為都不應當予以限制,自由主義要限制的是以善實行的強加和侵犯,而不是以善實行的要求和塑造。個人如果志願加入某一共同體,或自然(如出生或童年)成為其成員,或已處於(也即鑲嵌於)某一共同體內而未表示反對和異議,對他們就可以施以認肯或忠誠於共同體善的強制,以及思想塑造。這種強加的前提是,只要個人表示質疑或反對,強加就應當終止。

其次,不得強加任何善觀念不等於反對善觀念對個人的指導意義,任個人在善生活上放任自流,不加指導。自由主義並非讓個人(尤其兒童、學生)在一片雜亂中任其選擇,而是積極向個人提供優秀價值,教導以作人和作公民的美德,並啟發他們去接受人類所有的善觀念和優秀美德。實際上,在自由主義制度下,任何人都不可能不接受來自社會的、社團的、教會的和他人群體的道德和生活觀念的啟發和指導,廣泛的道德訴求和指導正因為國家的中立不為而廣泛存在於公民社會中。正如托克維爾指出的,正是通過結社自由所成長起來的公民社會,使得美德和公益心成為公民自覺呵護的對象。這種自覺自願的品質正是自由主義大力加以鼓勵的,自由主義反對一切盲目和盲從的行為。由此也可見,一個國家是否有結社自由,以及自由結社的積極性之有無,不僅關係到公民社會的成長,也關係到公民的公共美德的和公益心的成長。

再次,自由主義雖然反對「鑲嵌自我」觀,但是並不反對而且鼓勵個人自願投身於共同體善的事業中,並不認為個人的生活可以完全脫離環境而孤獨地行為和盲目的選擇。個人對其生活環境和社會存在的依賴是無可置疑的,但是,自由主義認為個人應當擁有反思和更改自己從其社會環境中習得的善觀念的權利。自由主義不支持個人盲目的、無自我的、不反思的融入其環境,被環境所構成、所決定、甚至被洗腦,成為喪失了獨立性、自主性的人。但是,這不等於自由主義也否定個人自覺自願地與環境共處一體,把個人善等同於公共善,甚至奉獻生命。關鍵在於個人應當具有可以再選擇的權利,包括選擇更改善觀念及其生活方式的權利;任何善事業的追求都應該是個人自覺自願的追求,而不應該是一種強加。一旦施以強迫,這一善事業的追求就轉變為了一種惡——一種專制主義之惡。這個世界上的大多數惡都源自於不受限制的權力的濫用。這種由權力產生的惡的存在恰恰襯托了本來在道德上卑之無甚高論的自由主義,相比之下,自由主義凸顯了它在這個世界上不可或缺的基礎性意義。

但是儘管如此,自由主義對共同體善的追求的態度肯定要比對正當(權利)原則之堅守的態度來得消極,當它們發生衝突時自由主義優先考慮後者的訴求。這就不可避免地會導致善觀念及其歸屬感、依賴感在人們生活中的淡化,人們的生活愈發傾向於每個人互相平等、獨立和自我,原子化傾向愈加明顯。除了教會、社區和小型社群等少數共同體生活還起著情感依賴和凝聚人心的作用外,人們已經越來越不再從社會以及參與社會中獲得生活意義,也越來越不再依賴熟人、親人之間的人際交往圈子。在社會生活越來越趨於衰敗、文化活動趨於式微、人的社會本性越來越暗淡的情況下,公民社會的存在是至關重要的,當代復興的共和主義、哈貝馬斯、甚至羅伯特.達爾等都主張通過復興公民社會來復興人們對公共善的追求。

自由主義之所以似乎傾向於使生活平庸化,甚至被施特勞斯之類的思想人物指責為「墮落」,這種情況都被歸結為在權利的保護下給予個人過大的不受干涉的自由空間所致的。

首先,自由主義自身並不對個人提供善觀念,它對所有的善觀念保持中立,自由主義的政府不承擔道德教化的責任。這無論如何會使人們的生活越來越疏離於善觀念追求及其優秀美德的塑造,使善成為人們可有可無的自願性生活的追求對象。

其次,由於自由主義認為,任何善觀念都只是特殊的善觀念,不具有普遍性,因此它對於個人的要求不同於具有普遍性的正當原則,後者的要求是強制性的,而前者的要求只是鼓勵、推薦和勸導等,不具有強制性。這雖然保證了人們對善生活選擇上的自願自主性質,卻也換來了弱化人們生活中對善的要求的代價。

再次,若是一個人不認肯任何一種善觀念,不願也不想接受任何善的要求來規畫自己的生活,寧願過一種平庸而碌碌無為的生活,而又沒有違反正當規則,侵犯他人的權利,自由主義者是不會加以反對的(儘管也不會鼓勵)。自由主義(尤其是自由至上主義)不僅對所有善觀念、善生活保持中立,而且可能在善生活與非善的生活之間也會保持中立。非善的生活不等於惡(不善)的生活,這種生活儘管沒有意義、貧乏、無聊,但是非善的生活是正當的,是在權利範圍內的,只要不傷害到他人,任何人就不得干涉、不得強加。若是將僅僅非善的平庸粗鄙生活與善的高貴生活同時交給一個徹底的自由主義者予以評判,他會說這是個人的事情,我不予置評。這就是自由主義,守住正當(權利),保住底線,對生活的追求持一種寬容、淡漠和不予置評態度,這是自由主義經常遭受批評的原因之一,被認為要對人們生活的平庸化和美德衰落的原因負責。

最後,甚至正當性不僅可以包容非善的生活內容,也可以包容不善的、惡的生活內容,存在正當的惡這種情況。當然,這要取決於給予正當性下什麼樣的定義。按照密爾的定義(伯林、哈特等人也同意),不具有當下的、直接的傷害他人的危險的行為都具有正當性。而按照康德的定義(拉茲、哈貝馬斯等人同意),在理性指導下的、深思熟慮的、自律的行為才具有正當性。前一定義可以將諸如色情供給、暴力鏡頭以及種族主義言論等等納入正當性範圍內,受到權利的保護,後一定義則會將其排除出正當性權利保護的範圍之外。自由主義可能會引出正當的惡這一點,受到所有東西方的保守主義者的同聲批評。這不僅僅導致了平庸生活,而且走向了道德的墮落。

現代人的生活方式相較於前現代人的生活方式,是否不僅平庸,且有可能走向墮落?起碼個人主義為這種趨勢提供了可能性,這是因為它使個人有權廣泛、自主地選擇其認定的生活方式,包括墮落的生活方式,縱欲無度的和消費主義的生活方式。由於缺乏外在道德權威和公共善的指導和約束,現代人道德墮落的現象非常明顯。但是,這種所謂現代性的危機,是否要通過以善優先於權利來實現道德中心的扭轉,並以共同善的政治來克服?現代性病像是否要通過善觀念的強行灌輸、一元化的思想控制來純潔人們的精神才能避免?反自由主義者們對自由主義的「墮落」所提出的取代方案,都存在著道德上的致命缺陷,並且由於缺乏現實性而注定流於空想。

在這些社會方案裡,人們被灌輸某種善觀念,可是,這種善觀念不是他們選擇的,儘管他們接受了,並可能狂熱擁護,但卻是強加的。在徹底否定了個人主義的社會裡,生活看過去不再平庸、不再墮落,人們可能會將一切(包括生命)無私奉獻於共同體,但是他們的生活一定是受監視的,在那裡不存在誠實的生活,人們會把虛假的一面展示出來,而隱瞞真實的一面。這種社會一定會一步一步地走向不正義,這是由它的權力不受限制的性質所注定了的。而最可怕的是它難以自身糾正錯誤,缺乏反思能力,缺乏傾聽不同意見的心胸,缺乏對話、交流、溝通的機制,最終只會走向道德的更加失敗。自由主義無論會發生什麼,變成什麼樣子,都不會陷於不可自拔的地步,因為它所賦予人們的思想言論自由為人們的自我糾錯和反省提供了可能,沒有思想和表達的自由就會堵住人們對錯誤的認識,而走進死胡同。這就是為什麼現代生活必須由自由主義提供制度基礎的一個原因,除非尊重人所享有的基本自由,否則沒有哪種主義可以取代自由主義,而不會走向死局的。

對現代生活道德狀況的關切和隱憂,使許多思想人物對個人主義和權利優先提出諸多批評,這對於現代生活忽視對個人善生活的指導具有糾偏意義。自由主義過於強調保護權利,而忽視美德的指導,這也遭到自由主義自身內部一些人的批評。自由主義是否過於強調善觀念的特殊性和私人性,而忽略了善觀念的共享意義?是否過於強調對善觀念的中立?許多從傳統繼承下來的優秀美德和善觀念是否就不能灌輸給個人,成為人們接受的價值和生活指導?無疑,一些東西方學者和宗教人士對自由主義的批評是很有意義的,自由主義需要這樣的批評。

但是,自由主義的宗旨就是捍衛自由,她無論做什麼都改變不了對自由的堅守。如果說自由放縱了人的行為,釋放出人性中的惡,那麼我們也可以說,自由生發出創造力和批判精神,使我們的生活變得豐富多彩,更有活力,而且善於反省。我們是該詛咒自由呢還是應該讚美自由?這個問題也就是,我們是該批判自由主義呢還是應該維護自由主義?顯然,對這個問題的深刻對立的回答反映了價值之間不可調和的衝突之處境。

註釋

[1] 德沃金,《認真對待權利》,頁6-11。

[2] 參見何光滬,〈癌症與重生——羅馬帝國、西方文明與基督宗教〉。

[3] 「軸心時代」(the Axial Period)是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 1883-1969)提出的重要概念,認為在西元前數百年的時候,人類至今賴以自我意識的世界幾大文化模式(西方、印度、中國等)大致同時確立起來,從此,人類一直靠軸心時代所產生的思考和創造的一切而生存。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自由主義的道德處境》,聯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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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楓

處於現代性價值衝突的道德困境下,自由主義從誕生之日起,就不得不面臨諸如
自由與平等、權利與善的衝突。
對於這樣的兩難選擇,究竟該何去何從?

《自由主義的道德處境》通過分析和辯駁反自由主義者們對自由主義的批判觀點,展開為自由主義作辯護性的寫作。自羅爾斯《正義論》問世以來,各種反自由主義者對自由主義的批評,以及自由主義者的回應、辯護和修正,成為當代西方政治哲學爭論的主題。周楓以這場大爭論為背景,對自由主義和反自由主義的根本分歧作了系統的、歷史的考察與評論。其要義在於指出:處於現代性價值衝突的道德困境下,自由主義從誕生之日起,就不得不面臨著諸如自由與平等、權利與善的兩難選擇。對衝突的任何一方價值的選擇,都是對另一方價值的損害。自由主義者選擇自由優先於平等,權利優先於善,這是否有充分的道德根據?這一選擇又讓人類付出了怎樣的代價?《自由主義的道德處境》試圖就這些問題作一深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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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聯經出版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