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托邦工具箱》:反抗的新美學——公民不服從的型態

《烏托邦工具箱》:反抗的新美學——公民不服從的型態
歐洲線公眾現象辦公室公共介入,特勞恩施泰因,2008年|Photo Credit: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遠流出版提供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我們的目的在於,經由鎖定目標的干預,促使大眾開始關注社會的、文化的、政治的、經濟的、功能上或物質上的狀況,以促成公開論述。相較於後面我們會深入介紹的「戰略媒體」,藝術形式的介入更常運用有形的空間與物質,但焦點則在於行動本身,不在於最終的由藝術過程產生的實體作品。即使出現了實體作品,往往也只是用來作為傳遞觀念的工具。

文:Juliane Stiegele

反抗的新美學——公民不服從的型態

「公民不服從」(Gegenöffentlichkeit)的觀點近幾十年來不斷出現又再度消失,並且透過媒體社會的各種成就,在各種可能性上都有了莫大的開拓。「公民不服從」這個概念在未來幾年會對我們企圖在地球上、公眾環境中拯救我們所能保留的嘗試中,將會具有重要的功能。此外,它也為創意人提供了生活區域與資源平台;而另一方面,創意人也協助「公民不服從」不斷發展出新的表現方式。

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的競選活動無疑是公民不服從領域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他的總統職位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便是借助策略性運用與社群媒體,例如Facebook、YouTube、Email、Twitter以及一些網頁和入口網站等。而其中一個先決條件在於,網路的介入使我們輕易就能跨越距離與國家界限的阻隔。而「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這一系列由阿拉伯世界各國所發起,反對當前獨裁體制的革命與示威抗議行動,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也受益於這種現代、迅速、便宜,使用起來又簡便的通訊科技。

任教於美國維吉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rginia),對電腦抱持批判態度的文化學者大衛.果倫比亞(David Golumbia)致力於探討網路的矛盾性。「網路發展剛剛興起時,我們對它的錯誤想法是,網路只會幫助好人。但實際上網路幫的卻是所有的人,它既幫高盛集團(Goldman Sachs),也幫歐巴馬。好的網頁,比如獨立媒體中心(Indymedia)並不是在引發革命,它們本身就是一場大眾革命,無關乎好壞。這一點大家往往忽略了,網路並沒有真正改寫權力關係。」[1]他的看法大略如此,「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大危險也在於,我們不斷透過媒體談話,流連其中⋯⋯,並且全然——同時也與其他人共同——漠視對社會結構與政治進行思考。」

我們在網路世界,在脫離現實的安全距離之外搜索資訊,並且花更多的時間聚積資訊,而不是形成能創造新觀點與新願景的真正省思。於是在遇到難以控制的,或是幾乎令人難以承受的狀況時,我們往往渾渾噩噩地毫無作為,只是熬過去,而不是去影響它、塑造它。

另一方面,從不同生活領域的創意中,從最廣義的藝術裡,目前也發展出——儘管還只是零零星星地——越來越多能發揮效用的小小兵。這些小小兵希望能利用加總效果達成變革,在當今全球勢力格局的背景下,仍然能使政治與經濟層面上乍看似乎小得不起眼的,成為不斷變動下的全球性轉變中,一個重要的成分。從面對瞬息萬變的局勢做出的各種迅速反應中,不斷形成全新、富有新意的藝術形式,這些藝術形式部分與政治的抗議形式重疊:這種因為必要而產生的藝術,對正統的「藝術機器」幾乎或者完全不感興趣。正統的「藝術機器」毫不質疑,就乖乖遵照從新自由主義接收過來的經濟法則來運作,並與由博物館、策展人、藝術交易商和保存期限極長但社會影響力薄弱的終端產品等,像齒輪一般的彼此連結著。

而與此相對,新藝術偏好的形式則是過程,個人作品的創作者身分也不再是唯一重要的,集體也是一種可能的工作型態。由此形成的共同創作者身分對新藝術越來越具吸引力,而作品也能採用最獨特的表現:從山寨辦公室(Fake-Büro)、擬態研究所(Mimikri-Institut)、模擬企業(Simulations-Unternehmen),從「批判藝術體」(Critical Art Ensemble)到嘲諷性質的「恐怖分子培訓學校」(Terrorist Training School)、「機器使用者觀察家」(Beobachter der Bediener von Maschinen)、「戰略魔法中心」(Center for Tactical Magic)等等;以上只是其中幾個例子。而這些藝術項目往往也以即興手法呈現,或者預先就準備好與群眾合作,是直接的、人與人之間平等的;同時不經任何中介,即時面對觀眾的反應。這種藝術形式其力道強勁、密集的創造力往往誕生於反壓力,而反壓力與匱乏同樣都能發揮催化劑的作用。

至於當代媒體,則對其內容與形式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

多年來,從歐洲的媒體我們可以觀察到各種職業工會所舉辦,一再重複到令人反胃的抗爭形式。在示威活動中,後頭總是拖著寫上白色標語的、假的黑色棺材,藉此表達努力爭取到的社會成果面臨即將喪失的威脅。光是這個你知道每次必然會出現,因此無聊爆表的景象,幾乎就讓人不想去深入探究它的內容了。而這種了無新意的抗爭形式直接導致的結果,就是它所要抗爭的內涵想必也同樣缺乏前景,而棺材便是個盡頭,自己已經走到窮途末路了。

第二個例子則發生在遠較上述例子要危險多的環境裡,那是在科索沃戰爭(Kosovo war)時,由平民百姓發起的一連串不尋常的抗爭形式。這些「非法」行動帶來的後果,嚴重到被逮捕的可能,進而危及日常的生活等等難以預料的風險。而在這個例子裡,有相當多人在私下約定好的時間開車前往某條約定的街道,大家熄掉引擎,打開引擎蓋,假裝引擎故障,以此規避集會行為——或者視實際情況而定——示威遊行的禁令,他們藉此來堵塞街道。可以確定的是,趕赴現場的拖吊車絕對不夠用來解散這場示威活動。於是在短暫的時間裡,在人群的掩護下,個人並不容易受到攻擊——儘管相當危險。利用這種方式,就算在法令禁止下,民眾依然能參與抗爭,並且確定這種情況會讓權力者措手不及。在對方未來得及做出反應前,民眾在時間上爭取到緊要、關鍵性的領先。這是個善用政治想像力的絕佳範例,而個人必須要有高度的勇氣,並經過縝密思考與嚴密安排等為前提。開頭與結尾都必須精確商議並確實執行,否則這場行動就無法運作,甚至會對參與者造成危險。[2]

在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喜劇《利西翠妲》(Lysistrata)中,女主人翁則是一名手無寸鐵,爭取和平的積極分子,她的行動發想即使在今日也一如二千四百多年前同樣歷久彌新。對於雅典男子慣於以戰爭解決衝突的惡習,利西翠妲深感厭倦與絕望,於是她想出了一條妙計,攻擊男性同胞最敏感的部位,以此逼迫他們終結進行中的戰爭,與敵人達成和解。她說服雅典婦女集體在雅典衛城(Akropolis)築起防禦工事,實施無限期的性罷工。儘管存在許多無法預料的變數,這項行動最終還是大獲成功。雅典男子因為她們的性罷工態度軟化,最後終於讓步。這齣喜劇彰顯出真正的權力關係⋯⋯這個構想既簡單又激進,即使在現在也依然有效:2003年,當時已經靠手機串連的賴比瑞亞婦女以性罷工作為關鍵性的手段之一,迫使進行和平協商,最後終結了持續十四年的內戰。而這場行動的發起人蕾嫚.葛博薇(Leymah Gbowee)也因為她對爭取女權所做的努力,於2011年榮獲諾貝爾和平獎。

介入社會的各種抗爭形式所需的公民勇氣,其程度如何,自然會隨它所面對的大環境條件而變動。在瑞士採取抗爭的積極分子,面對的情況自然與一個在中國的抗爭者截然不同。 撇開每個人面對同樣的全球性議題不論,抗爭的內涵在於探討種種缺失。論藝術形式的介入,以及它如何干預現況、因果關連或公共領域的秩序體制。我們的目的在於,經由鎖定目標的干預,促使大眾開始關注社會的、文化的、政治的、經濟的、功能上或物質上的狀況,以促成公開論述。相較於後面我們會深入介紹的「戰略媒體」(Taktische Medien),藝術形式的介入更常運用有形的空間與物質,但焦點則在於行動本身,不在於最終的由藝術過程產生的實體作品。即使出現了實體作品,往往也只是用來作為傳遞觀念的工具。

而令人驚豔的混種產物也在與裝置、觀念藝術、行動藝術、戰略媒體以及傳統藝術類型等等的自由交集中誕生。依對現存事物的衝撞強度而定,介入有時會帶有顛覆性。另一方面,介入甚至能在擁有必須的權位、有能力保護介入過程的機構、個人的同意或庇護下進行,但每個項目都必須重新檢視及衡量這種依賴關係。破壞與塑形行動、藝術作品的被動消費與主動構形之間的關連,以及主流機構與公眾之間的界線何在等等問題,我們可以從美國底特律(Detroit)新藝術博物館(Museum of New Art)一場名為「kaBOOM!」的展覽中看出。這場展覽唯一的目的,就是讓參觀者在為期數週的展期裡大搞破壞。「請勿碰觸」在這裡完全失去效力。在這個例子裡,群眾的介入是博物館這個機構所允許的。只不過,策展人萬萬料想不到,不過才過了一天,一切就幾乎被破壞得面目全非,而且不只展出作品遭到搗毀,群眾們連博物館的建築也不放過。

這個勇氣可嘉的項目最危險的一點是,光靠純粹的破壞,並無法讓內容獲得進步,它首先只是揭露了,遭誤導的創意所蘊含的隱性暴力潛勢莫大的破壞力。而在底特律這座曾經沒落的城市,儘管有著鼓舞人心的建設,但在緊張的社會現況下,這種暴力潛勢依舊特別高漲。

阿爾弗雷多.加爾(Alfredo Jaar)是公共領域中,介入型藝術的一個要角,他的作品清楚表達了他對具體事件的政治立場。在「盧安達」(RWANDA)中,他以海報進行介入,揭露盧安達的胡圖族人對圖西族人進行的滅族大屠殺,將這樁凶殘的衝突導致的問題深植到歐洲大陸居民的意識中。他將廣告領域中的海報功能翻轉,成為溝通工具,放置在行人步道區中,擺放在香菸海報與可口可樂的廣告之間,呼籲全球人士共同擔負起責任。

紐約的比爾.泰倫牧師(Reverend Bill Talen)與「停止血拼教會」(The Church of Stop Shopping,有時也稱作「血拼後生活教會」(Church of Life after Shopping)以聰明行動族(Smart Mob)的手法抗議消費社會的弊端。他運用科技溝通工具,簡單、迅速又高效地在短時間內集結大批人群。泰倫利用偽裝的宗教團體假扮成牧師,帶領一個福音合唱團和眾多的「信眾」,比如他們分別率領以簡訊集結的群眾先後衝進一家又一家的星巴克分店,把店裡擠爆,而「牧師」則當場以抑揚頓挫的語調「佈道」:「他媽的星巴克,你喝星巴克他媽的咖啡,就是在壓榨咖啡園的勞工」諸如此類。「佈道」的同時,在場的合唱團則以動人的歌聲增強效果。幾分鐘後,接獲通知的警察趕到各家星巴克,讓事件落幕,而「牧師」通常被警方押走,不久就遭到釋放,並且被全球的星巴克禁止再度光顧。

泰倫在政治上也曾有過一段插曲,他真的曾經嘗試從體制內去改變現有的結構:他曾經是紐約市「綠黨」提名的市長候選人。

至於永續性的團購則是「胡蘿蔔暴民」(Carrotmob)這個由積極分子組成的團體偏好的行動型態,其構想來自美國的布連特.舒爾金(Brent Schulkin),目標明確且策略性地選定某個商家,比如經營理念著重以負責任的態度運用能源,因而引起注意的店家,前往購物。他們以簡訊發送訊息,在某一天集結足夠的成員,把那家店採購一空。「胡蘿蔔暴民」採用的是獎賞,而不是衝突的原則,這一點與「戰略媒體」頗為近似。

法國團體「霓虹族」(Clan du Néon)關注的是入夜後霓虹招牌造成的能源浪費,他們在夜晚的巴黎行動,將大多數人早已入睡時,還不斷傳送訊息的燈光廣告關閉。他們的作法已經吸引法國其他城市發起類似的自發性行動。如今,「霓虹族」更要求立法,規定未來商家必須在夜間關閉使用電力的廣告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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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b-gone遙控器

定居於美國加州的電腦高手米奇.奧特曼(Mitch Altman)是單打獨鬥型的積極分子,他研發出一種低成本,利用紅外線透過網路操控的口袋型遙控器,這種叫做「tv-b-gone」的遙控器可以繫在鑰匙串上隨身攜帶,不論在酒吧或百貨公司,隨時隨地都能關掉擾人的電視螢幕,終結毫無意義的背景噪音與視覺干擾,從而促進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可說是個適合所有人「Do-it-yourself」的干預小物。

德國慕尼黑的自發團體「綠色城市」(Green City)的移動式「行動樹道」(Wanderbaumallee)突然出現在缺乏綠意的街道上,相當高大的樹木安置在裝有滑輪的盆子裡,機動式地移動配置,借助擬真的手法,凸顯荒涼沒有植物與綠意盎然的街道兩者間的差異。而這種體驗帶來的結果則是,在慕尼黑已經廣植150棵樹,並且施行各種交通措施。

「游擊園藝」(Guerilla Gardening)是一個組織鬆散,由奉行無政府主義的園藝人員組成的全球性社群。這個社群在安全島、空地上,在多線道的道路之間或是城市廣場上廣設茂密的園地,種植花卉、小樹與蔬菜或是播撒種子。這項運動興起於紐約,至今已有將近四十年的歷史。

當代充滿想像力的抗爭行動也運用我們前面提過的戰略媒體作為手段,戰略媒體將各種彼此界線模糊的行動形式加以改寫,它們興起於二十世紀九〇年代,並用戰略與藝術,開啟了行動主義的新型態,藉由藝術手法,以不尋常的方式靈活運用各種社會元素。戰略媒體密集投入各種社會進程,而戰略媒體中的積極分子更對現況提出批判,進而形成議會外的抗爭行動。在內涵上,他們往往對現有的權力關係與分配結構——包括資訊體系——提出尖銳的質疑,並致力於讓公眾再度密切參與並監控這些事務的發展過程。這類積極分子的特色在於,以容易取得的大眾媒體作為藝術媒介。

戰略媒體是匯集政治抗爭人士、藝術家、錄像藝術家、媒體迷、電腦駭客、以手機串連者、另類人士等各種人士的場域,在表現形式上,其中代表人物的工作都展現出高度的應變力與移動性——包括他們的結盟方式——並且游移於不同的藝術媒體或是它們的新組合之間。結合統整是他們持續追求的,是不是專家卻不那麼重要——要的話,也許就是科技上的專家了。而業餘與專業兩者間的差別也幾乎無所謂。與此相同,可辨識的作者身分基本上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效率精良的群體,如此才能將每一次的重大訊息傳遞給大眾。

媒體戰略人士基本上是在當下做事,也為當下做事,並且利用現場的情境與工具,無論是地方性或全球性現場。他們的行動可以是在實體空間裡與實體人物進行,但在更高的程度上卻是在網路世界裡進行的。在網路世界裡,需要時,他們可以在極短的時間內無遠弗屆。在佔領的虛擬空間裡,他們有機會竊聽並揭露權力集團。因此,介入不一定是以實體手段或親身對抗來進行,而是在一個掌權者無法或暫時無法採取行動的場域中進行的。這一類的行動和媒體造勢活動往往是臨時起意,並且為時短暫的,這一點正好反映出當代瞬息萬變的發展。

由於藝術家善用可自由獲取又便宜的大眾媒體技術,因此能佔領並監控公開的媒體場域。他們滲透到系統內部,暫時讓媒體為自己的目的服務:「別恨媒體,要變成媒體。」(Don’t hate the media, become the media. Jello Biafra)於是,媒體批判就這麼運作了,它的目的在滲透某個系統,使其運作方式透明化,並對媒體的運作方式提出質疑,而這幾乎總是涉及到不同層級、大小與目標方向的權力體制。另類媒體棲身於現有大眾媒體之外,並培養自己的組織構造(例如獨立電台),戰略媒體不同於另類媒體,戰略媒體的目的不在攻擊某個組織結構之後,持續以這個組織結構來實現自己的目的,反而比較主張受攻擊的結構其潛在的體制內部缺失在可見的時間內,也會以相同的方式發生在戰略媒體的使用者身上。

因此,戰略媒體的核心在於,它永遠無法追求完美,而是必須維護它的即興特質與獨立性,才能繼續運作而不墮落——在自身的體制內亦然。戰略媒體的積極分子經常引用法國哲學家米歇爾.德.塞爾托(Michel de Certeau)的觀點與他在1980年出版的《實踐的藝術》[3]中的內容。他認為由於欠缺實體空間,「戰略」因而有別於「策略」,「戰略」是倚賴時間的,它以持續觀察的專注力,尋求必須把握的機會,或是能操控變成機會的事件。

「塞爾托將消費手段描述為是各種戰略的組合搭配,經由這些組合搭配,弱者能利用強項。他認為叛逆的使用者採取的是戰略,而佔優勢╱深思熟慮的生產者[也就是作者、策展人與革命家等]採用的則是策略。藉由這種區別,塞爾托得以提出一整套的戰略語彙,這種戰略語彙豐富又複雜到足以發展出一種直觀式,且感知得到的美學,這是存在主義式的參與美學,是對巧用智謀、閱讀與言談的樂趣。」[4]之前我們已經提到過,戰略媒體的一個危險在於,它們理論上也可能因為運作的團體為了一己的權力目的而遭到濫用,或是淪為以藝術視覺手法做精雕細琢的宣傳。而這一點,正是許多積極分子組成的團體本身不斷在探討的。

反對絕對權力的意識型態,這是「沒問題俠客」(The Yes Men)歷年來所努力的。這兩名紐約的傳播游擊手以令人敬佩的堅定態度一再抗爭,甚至不惜賭上自己的經濟與社會生存基礎。這兩名媒體戰略人麥克.波南諾(Mike Bonnano)與安迪.畢裘邦(Andy Bichlbaum)以他們經過縝密思考又極為幽默風趣,同時完全政治不正確的手法攻擊經濟與政治的弱點,藉以挑戰我們的思考與認知。幾年前他們的一項行動引起全球關注:在歐巴馬當選美國總統後不久,他們發行了數十萬份山寨版《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並且以常見的手法在紐約街頭發放。報紙內容包含某些烏托邦式的理想,其中一部分是「沒問題俠客」期盼能見到歐巴馬在任內實現的競選諾言,另外在這份報刊中還有一些被當成真實發生的事件加以報導;比如有一則偽造的報導宣稱前總統布希遭控叛國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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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YES MEN and their "survivalballs" on occasion of the Climate Week. 紐約,2009年

另有一系列的行動則滲透了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sation,縮寫WTO),畢裘邦再次假藉世貿組織的名義,冒充世貿組織的發言人出席國際會議,並發表行動計畫與事實真相,談話內容則與世貿組織純粹出於商業考量,因此往往極具破壞性的目標及議題恰好相悖。「沒問題俠客」秉持他們「身分修正」(Identity Correction)的原則,試圖揭露並讓世人認識這個組織以及其他組織的真面目。

在某次英國廣播公司(BBC)世界新聞頻道的電視訪談中,畢裘邦冒充陶氏化學公司(Dow Chemical)的「官方」發言人。這家公司當時是美國聯合碳化物公司(Union Carbide)的母公司,而聯合碳化物則是1984年在印度引發博帕爾市(Bhopal)化學災難的企業。畢裘邦宣布,陶氏化學公司願意為這次災難的受害者提供一百二十億美元的賠償金。畢裘邦這次的發言相當久以後才被人發現是假冒的。透過這一類的藝術手法,立刻凸顯出事件與事實的歧異。這次行動同時滲透了陶氏化學公司與英國廣播公司這兩個體系。

在藝術項目的籌劃安排上,「沒問題俠客」與世界各地相當多的自願者合作,互相保持開放且直接的溝通,彼此之間並沒有任何階級等序,這一點正好也凸顯出他們的可信度與真實性。在他們「拯救世界」的行動中,傳達出他們追求烏托邦理想的坦誠與鼓舞人心的力量,尤其是他們那深具感染力,調皮搗蛋的堅持,在我們這個時代裡,更是彌足珍貴。他們有足夠的勇氣,能堅持追求更美好世界的夢想,在今日追求純物質與資訊優勢的全球化觀點之下,堅持不同的全球化觀點。

2011年9月17日,一群示威人士佔領了紐約的祖科蒂公園(Zuccotti Park),這裡距離金融中心華爾街(Wall Street)不遠。一群加拿大的行動主義者「廣告剋星」(Adbusters)在行動主義者團體「匿名者」(Anonymous)的支援下,在網路上號召群眾帶著帳篷前往下曼哈頓(Manhattan)集合,並且發放「佔領華爾街」(Occupy Wall Street)的標語。這個以特地定點為目標的行動,是起因於許多美國民眾認為自己國家的生活條件再也令人無法忍受了。根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的說法,今日美國人之中,屬於「上層」的百分之一享有將近四分之一的國家整體收入,坐擁全國大約百分之四十的資產。近幾年來,這些比例極低的社群收入持續顯著攀升;但與此同時,中產階級的收入卻持續降低。

因此,近十年來整體的經濟成長都被上層人士吸收了,而美國參議員與眾議員幾乎毫無例外屬於這百分之一的人,因此金錢與權力彼此的相互作用能以最具效率的方式運作。在一篇論文中[5]他表示:「類似我們這裡的情況只見於俄國的新興財閥與伊朗。」他在這種脈絡下提到美國認同正逐漸受到侵蝕,而公平正義、機會平等與群體意識等等都是這種認同的重要指標。中產階級的大量貧窮化,肆意滋長、無法控制的金融體系,將近百分之二十的青年失業率,由於缺少提供給全民的適當保險制,導致民眾生病時生存受到威脅,還有讓許多大學畢業生背負鉅額債務進入職場的教育體制——這些就是二十一世紀初美國社會的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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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接受巴伐利亞廣播公司(Bayerischer Rundfunk)採訪時大致的看法,並參考《計算的文化邏輯》(The cultural Logic of Computation)哈佛大學出版社,2009年。

[2] 「單車臨界量」(Critical Mass)也採用了類似的原則——但面臨的危險則是小巫見大巫。這是一個1992年首度出現在舊金山的自發團體,並曾在歐洲採取行動:一群最多達80,000名的自行車騎士聚集,形成的所謂「臨界量群眾」在馬路上騎行,使汽車暫時無法在馬路上通行。「單車臨界量」以類此行動宣揚對單車友善的城市。

[3] L'Invention du Quotidien. Vol. 1, Arts de Faire, 《日常生活實踐:1. 實踐的藝術》,巴黎 ,1980年。

[4] David Garcia與Geert Lovink,「戰略媒體abc」。

[5] 〈由百分之一透過百分之一為百分之一〉,Joseph E. Stiglitz,《浮華世界》(Vanity Fair)2011年5月號。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烏托邦工具箱》,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遠流合作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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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麗安・史迪格勒(Juliane Stiegele)、戴嘉明彙編
譯者:賴雅靜、王瑞婷

烏托邦工具箱,是對於未來工作的一種基本創造力的激勵。中文版的問世,是因應台灣以及全球在劇烈的時代變遷下,對當前社會的重要貢獻論述。本書聚焦在最珍貴的人力資源——創造力,為我們的共同生活設計未來。這本書是為無論在哪裡工作或生活在哪個社會中的所有人準備的,為加入台灣觀點,原書其中有關歐洲內容的一小部分將替換成與台灣相關的內容,如近年執行社會設計相關的最新成果。本書想傳達的是一種面向未來的態度,不僅將歐洲案例介紹給亞洲社會,同時也把台灣的觀點立場,增列到書中產生對話關係。

這是一本能在日常生活中發揮作用的操作說明書,書裡包含了文字論述、影像、談話、名言佳文的摘錄與「Do-it-yourself」活動紀錄等,以創造力貫穿全書,收錄了藝術、科學、經濟、教育……等領域的文章;另外,書中穿插出現的空白頁面,提供讀者實踐的空間,讀者可以發揮創意,構思、塑造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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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遠流出版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