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給皇帝的禮物》:瑋緻活的新古典主義瓷器,滿足了歐洲人的矛盾情結和想像

《獻給皇帝的禮物》:瑋緻活的新古典主義瓷器,滿足了歐洲人的矛盾情結和想像
波提且利畫作|來源:Wikimedia Commons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十七、十八世紀,英國進口的中國瓷器,常見「仕女畫」的圖案,畫面招喚出一種受到保護的烏托邦空間。大衛・波特認為英國人、尤其是英國女性這種對中國瓷器異國風情的審美情趣,呼應了當時女性對自主空間的想像與建構。

文:溫洽溢

社會階級與模仿消費

十八世紀英國消費革命還有另一項特點,即除了傳統貴族與富豪之外,所謂的「中等階級」(middling Classes)構成了新興的消費主體和消費力量。這個群體的類別十分複雜,成員包括工匠、商人、自耕自食的農夫、工程師和城鎮的從業人員等。據此,令人好奇的是,究竟是什麼因素促成這一群體擴大消費,形成消費革命的洪流,而龐大的消費需求,甚至帶動了英國工業革命?

學界在探討這一問題時,已經注意到消費需求的增加,不單單只是人口數量成長與消費能力提升所造成的結果,前文提到消費新觀念的醞釀與發酵也是相當重要的因素。換言之,在探討這一問題時必須區別消費能力與消費意願;而後者涉及到消費者在進行消費行為時的「心理狀態」。

英國史家麥肯德里克(Neil McKendrick)分析十八世紀英國家庭需求擴大與經濟成長時,提到了當時英國女性受薪階級的消費動機,彷彿她們就是英國消費主義的助產婆:「她們漸漸增長的所得釋放出與上層社會比肩的欲望,這種欲望幾個世紀以來都受到壓抑,若不是如此,起碼也是被局限在偶爾的鋪張行為……然而,正是這種新的需求,紡織女工渴望穿得像公爵夫人,這種需求有助於推動工業革命。」而紡織女工之所以競相仿效上流社會穿著服飾,同年代的曼德維爾在《蜜蜂的寓言》書中解釋說,「漂亮的外衣最被看重……在沒有人認識自己的地方,人們往往會因為衣服和其他隨身用品而受到相應的尊敬。我們根據人們的外表華麗去判斷其財富,根據人們訂購的東西猜測其見識」,其中,又以人口眾多、資訊管道暢通的大城市尤其如此,「在那裡,無名之輩在一個小時之中能遇上五十個陌生人,卻只能遇見一個熟人,因此可以享受到被大多數人尊重的快樂………這是對貪慕虛榮者一種更大的誘惑。」

社會科學家把這種模仿上流社會「炫耀性消費」的跟風,借用對此現象有系統性、開創性研究的經濟學家范伯倫(Thorstein Veblen)之名,稱之為「范伯倫效應」(Veblen effects),認為十八世紀的英國社會,各階層間充斥著這種社會模仿的消費行為,因而開創了消費革命的風潮。在這種消費模仿與跟風的潮流中,是由少數上流社會的貴族與富豪扮演引領時尚的重要角色。誠如十八世紀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對流行時尚的觀察,「時尚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習慣。每個人身上穿的衣服衣裳,不是時尚。但,有地位或名聲的那些人身上穿的,卻是時尚。權貴人士那種優雅、從容與威風凜凜的儀態舉止,和他們的衣裳一向慣有的貴重與華麗結合在一起,使他們偶爾穿上那個式樣,而被賦予了優美的性質。」亞當.斯密進一步還提到,由上流社會所帶動的社會習慣與時尚,其影響所及,除了衣裳之外,還擴展到所有可以品味鑑賞的事物,如音樂、建築、詩詞等。

約書亞.瑋緻活本人在行銷陶瓷時便十分看重這群人引領時尚的影響力,稱呼他們是「品味的立法者」(legislator of taste)。基於行銷策略的考量,他會為皇室成員的生日燒製紀念商品,贈送新的商品樣式給貴族;然後,再以更為廉價的材質燒製類似的產品,以滿足社會各個階層的需要。平民階級一旦發現皇室貴族在使用一些新式樣的商品,也會立刻就爭先恐後模仿他們的消費行為。約書亞.瑋緻活在皇室貴族之間擁有各種關係網絡,經營陶瓷事業時更深諳在英國的中等階層之間釋放出社會模仿效應。他擅長掌握皇室貴族的流行品味與渲染能力,鼓動新古典主義品味的興起,爭取設計師的支持,運用媒體廣告與專賣店展示的推波助瀾效果,創造並激發出上層與中等階層前所未有的消費欲望,行銷策略大膽創新。

傳統對約書亞.瑋緻活歷史成就與貢獻的評論,往往著重在他身為實驗家、工業發明家、英國皇家學會會員,在技術上的實驗與創新、建立大規模生產制度、規訓勞動生產紀律與專業分工等領域的創新和建樹;近來以約書亞.瑋緻活為英國十八世紀商業化社會象徵的新研究取向,已經開始跳脫前述那種「供給面」的分析,轉而注意到約書亞.瑋緻活如何藉由嶄新的行銷策略,激發出社會集體的潛在欲望,誘導模仿消費,成為英國商業社會「需求面」的開創者。就這點而言,套用麥肯德里克的說法,或許稱之為「瑋緻活效應」(Wedgwood effect)也不為過。

性別消費與審美品味

前述以欲望馴服欲望所孕育的「經濟人」(economic man),東征西討、攻無不克,充滿英雄主義的陽剛之氣,就宛如十九世紀工業化的序曲。這個「經濟人」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對其力量所發出的驚嘆,「隨著生產的不斷變革,一切社會關係的不停動盪」,結果,「一切固定的古老關係以及與之相適應的要素,被尊崇的觀念和見解都被解消了,一切新形成的關係等不到固定下來就陳舊了。一切固定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

但是,英國學者波考克(J. G. A. Pocock)還是提醒我們,「潘多拉乃是先於普羅米修斯登場」,這個「經濟人」在十八世紀時,大體上仍是一個女性化、甚至柔弱的形象,「他仍然在與自己的欲望和歇斯底里、與他的幻想和嗜好釋放出的內在和外在的力量抗爭,這些力量是以打破秩序的女神形象做為象徵的。」於是,不知饜足追求欲望的奢華,總是被認為是女性扮演的角色。

從消費與流行時尚的歷史來看,清楚表明引領消費潮流的社會群體,「性別」因素的分量要大過「階級」。這也難怪,英國十七、十八世紀最重要的瓷器蒐藏家瑪麗王后(Queen Mary)、安妮王后(Queen Anne)、亨麗埃塔.霍華德(Henrietta Howard)、昆斯伯里公爵夫人(the Duchess of Queensbury)全都是女性。約書亞.瑋緻活的行銷魔法,成功激發出女性群體的龐大消費力,確實,正如學者瑪辛.博格(Maxine Berg)的結論,「女性是瓷器消費的主力,自然在約書亞.瑋緻活的成功事業中扮演關鍵的角色。」

對於女性消費主導消費革命潮流,過去的學者往往以貶抑的口吻把這種消費性別化傾向的刻板印象與女性的情欲連結。桑巴特(Werner Sombart)在《奢侈與資本主義》(Luxury and Capitalism)書中解釋歐洲奢華消費的出現,最終把這種消費的驅力與滿足感官需求連結,而這種感官需求主要源自情欲。情婦、高級妓女、沙龍文化是消費社會的一種誘惑深淵。事實上,在十七世紀的英國社會,存在一種隱喻,把瓷器等同女性,代表商品和欲望,而陳列擺設瓷器的「瓷房」(china house)就成為一種象徵誘惑、交流和性商品化的場域。社會學家齊美爾在流行時尚中也看到了女性消費的關鍵作用。齊美爾認為女性的消費行為受到心理驅力的導引,只不過他主張這種心理驅力係來自模仿與追隨,是一種虛榮心作祟、盲目跟風產生的炫耀性消費。齊美爾看到了社會存在一種矛盾:適應所屬社會集團的行為模式和角色,以及個人向上層社會集團流動的渴望。女人追逐流行目的是要創造差異化與擁有社會地位。根據前面所引述英國史家麥肯德里克的說法,不僅女性貴族和高級妓女,就連紡織女工也都受到「范伯倫效應」的牽引,無法抗拒這種心理渴望。

但是,單從虛榮感貶抑女性的模仿消費,並不足以全面解釋時尚流行的歷史獨特性。首先,可想而知,女性本身必須要擁有足以負擔這種消費的經濟能力。根據經濟史家德弗里斯(Jan de Vries)的研究,歐洲家庭主婦是積極的消費者,不是受到流行時尚操弄的被動消費者。女性之所以願意在市場上購買奇異奢華的商品,首先她在家庭裡必須擁有決策權力,這種決策權力則來自女性就業機會的提升而拉抬了女性的所得能力。前工業革命時期與工業革命之初,主要仰賴女性勞動力,女性勞動力又為商業社會創造了消費群體。德弗里斯依據英國的經濟與家庭結構解釋,家庭主婦扮演決定家庭消費的角色,在生產、消費、再生產的交錯中占據戰略性位置。

儘管如此,時尚又是如何成功流行?何以某些時尚會在特定時刻成為潮流,被廣為接受,而其他有潛力成為時尚者卻不能?這些問題其實同樣困擾著有「時尚魔法師」美譽的約書亞.瑋緻活。約書亞.瑋緻活有時會覺得納悶不解,他高度期待的瓷器款式,有些會大為流行,有些則是在市場上乏人問津。他體認到似乎在模仿上流社會的「范伯倫效應」發酵之前,就已經存在某種的集體渴望。無止盡地追求新奇,以及由此得來的聲望和地位,雖然在催化這種集體渴望時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但還是不如原始的欲求。對於這種原始欲求,並不是菁英的聲望促成了設計的流行,而是設計的恰如其分,使得菁英因而博得聲望。所以,設計就必須迎合消費者的「原初品味」(incipient taste)。

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通過「審美秉性」(aesthetic disposition)的觀點進一步推演這種「原初品味」觀念。對於任何的文化產品,不論是音樂、服裝、室內設計,訴求某一階級群體,前提必須與其品味生活偏好的特殊形構(configuration)相一致。這種一致性是對應於這一群體的社會條件與自我認知。例如,瓷器消費的時尚,一般較易吸引中上層階級的女性消費者,而體現出一種獨特的品味母體(matrix),正是這一特質受到這群人的青睞。對布迪厄而言,階級與社會認同就是經由群體日常生活眾多品味判斷的建構與揭示而歷久不衰。所以,文化產品的消費行為另外還涉及審美品味的判斷及其蘊含的社會象徵意義。

消費模式普遍存在性別化的趨勢,這種現象同樣表現在十七、十八世紀英國女性對中國瓷器的消費心理動機,大衛・波特根據圖像、性別、想像的置換三個軸線,認為英國女性透過消費中國進口瓷器,在心理上建構了一種他所謂「女性中心烏托邦主義」(feminocentric utopianism)的想像空間。

十七、十八世紀,英國進口的中國瓷器,常見「仕女畫」的圖案,畫面招喚出一種受到保護的烏托邦空間。其間,三三兩兩穿著優雅服飾的女人,慵慵懶懶地在看似是花園的封閉空間活動,時而焚香彈琴、時而作畫下棋。呈現出閒散安詳的氛圍。中國女人優雅飄蕩的衣袍,遮掩了肉體具象的形態,在看膩了女人赤身裸體的西方人眼中,給予他們一種詭異的無性徵、甚至是雌雄同體的形象,與受到波提且利(Botticelli)、提香(Titian)、布歇長期餵養的男性凝視,形成強烈的對比。就如同約翰.伯格(John Berger)對西方裸體畫藝術傳統的總結:「畫家、鑑賞者、蒐藏者通常是男性,而畫作的對象往往是女性。這不平等的關係深深植根於我們的文化中。」在這種根深蒂固的藝術傳統之下,裸畫中的女性,只是屈從於主人即男人和畫作擁有者的感情或要求。然而,中國仕女畫散發出來的女性尊嚴、自主與親密同性情誼關係,超越了這種西方視覺傳統的想像界限。

大衛・波特認為英國人、尤其是英國女性這種對中國瓷器異國風情的審美情趣,呼應了當時女性對自主空間的想像與建構。在十七、十八這兩個世紀間,英國女性(少部分男性),如瑪格麗特.卡文迪什(Margaret Cavendish)、瑪麗.阿斯特爾(Mary Astell)、莎拉.斯科特(Sarah Scott),創造出許許多多的詩歌、戲劇、小說、散文,直白地關懷女性的生活世界和自主空間的建立。這段期間,對女性受教育機會有限的挫折情緒,對女性婚姻理想的懷疑,以及後宗教改革(Post-Reformation)時期對女修道院制度促進女性情誼、學習熱誠、宗教慈悲的緬懷,共同孕育出這段女性主義的史前史。大衛・波特在英國女性中心烏托邦主義的社會氛圍與想像,以及對中國仕女畫瓷器的消費與審美情趣之間,看到了一種象徵的扣連。

受到好友兼合夥人班特利的啟發,又時常向貴族、鑑賞家請教,約書亞.瑋緻活已經逐漸有能力掌握這種「審美秉性」,進而推動陶瓷工業生產的美學化,把當時流行的新古典主義藝術風融入到他的生產的產品中,引起了消費者追捧和熱潮。

十八世紀中葉之後,英國的資本主義與工業革命逐漸達到一定規模,但是,不同於後來十九世紀興起的演化、進步史觀,把社會的進步視為是一種歷史的必然;伴隨著當時時代進步而來的是一種迷惘和不安,這種對社會進步的猶豫情緒,具體地體現在那個時代對古典文獻的癡迷。這是一個醉心進步的時代,同時也是歐洲人致力於研究希臘羅馬的時代。英國歷史學家吉朋(Edward Gibbon)就是身處在羅馬廢墟之中,感受到無以名狀的毀滅力量,殘酷殺戮的歷史悲愴,凝視沉睡的壘壘石塊,面對羊群漫步的神廟遺跡,對遺忘的關注召喚了記憶的覺醒,而興起寫作《羅馬帝國衰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的想法:「在羅馬,當我坐在朱庇特神堂遺址默想的時候,天神廟裡赤腳的修道士們正在歌唱晚禱曲,我心裡開始萌發撰寫著個城市衰落和敗亡的念頭。」

新古典主義藝術潮流的興起,正是這種時代悖論的產物。新古典主義渴望擺脫巴洛克、洛可可風尚那種繁複、帶有異國風情的審美情趣,而在古希臘羅馬的藝術中挖掘純粹的形式與表現,追尋十八世紀藝術評論家溫克爾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所形容的「高貴的單純、靜穆的偉大」,彰顯優雅、簡約、和諧與平靜的審美品味。當時歐洲上流社會,一方面研究古典文獻、踏尋古蹟、蒐集古物,沉醉在與古文明的交集;一方面又希望壓抑時代變化莫測的趨勢和心理不安,也就樂見將這種古典的原則與設計融入到瞬息萬變的生活中。約書亞.瑋緻活的新古典主義產品,滿足了歐洲人這種時代的矛盾情結和想像。

相關書摘 ►《獻給皇帝的禮物》:英國為什麼送Wedgwood瓷器給乾隆皇當壽禮?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獻給皇帝的禮物:Wedgwood瓷器王國與漫長的十八世紀》,春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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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溫洽溢

以驚奇震撼世界!
──約書亞・瑋緻活(Wedgwood創辦人)

Wedgwood的瓷器「憑什麼」成為英使馬戛爾尼獻給乾隆皇的壽禮?
史景遷譯者溫洽溢,這次自己說故事,為我們揭開這樁文化趣事背後的時代意義。

一七九三年,十八世紀末,英國政府以馬戛爾尼為正使、首個派到中國的使節團,浩浩蕩蕩抵達乾隆帝治下的皇土。他們遠道而來,是希望取得在中國的通商貿易權利,但表面上則以祝賀乾隆帝八十大壽為名。使節團行前籌辦壽禮免不了煞費一番苦心,既要能討中國皇帝的歡心,又要能展現英國國威與文明高度。在眾多珍貴禮物中,其中有一件或許會令我們稍覺意外:英國國寶品牌Wedgwood創辦人約書亞・瑋緻活(Josiah Wedgwood)以浮雕玉石技術燒製而成的一款「波特蘭瓶」(Portland Vase)複製品。

中國當時的瓷器工藝水準之高舉世皆知,皇帝宮中的相關珍品收藏想必目不暇給,英國使節團為何選擇送中國本身極為擅長且數量繁多的瓷器為禮物?這勾起了作者的好奇,進而展開對十八世紀Wedgwood瓷器事業興起的探索;本書故事的第一層次,可說就是Wedgwood的創業品牌故事。

但身為一位東亞近現代史學者,作者眼光的縱深自不會僅止於此。首先,從全球史的角度來看,當時瓷器做為「物」,是備受世界矚目的貿易商品,做為一種「美學」的承載體,更蘊含著豐富的東西交流印記(例如中國著名青花瓷的裝飾紋樣、乃至用料,其實取材自伊斯蘭世界),深藏其中的文化訊息,作者深入淺出,為讀者精采破譯。

其次,史家看待一個品牌的成功,絕不會只著眼於個人的努力和機遇,更關心的往往是孕育它誕生的時代背景,而Wedgwood正是奠基於英國科學革命方興、工業革命初起、資本主義萌芽、啟蒙運動生成的十八世紀。約書亞・瑋緻活是如何在巨變中,打下他歷久不衰的傳奇事業江山?這是本書故事的第二層次,也是作者更宏大的企圖所在,即透過Wedgwood呈現英國歷史上一段影響深遠的百餘年歲月──「漫長的十八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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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春山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